北极光创投创始人邓锋：营商环境不改善，中国不会出现真正的创新

由财经杂志主办的“《财经》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于2018年11月13日-14日在北京举行。

北极光创投创始人、董事总经理邓锋出席年会，并发表演讲分享关于“自主技术的瓶颈与突破的问题”。

邓锋表示，科技投资出现了很多机会。今天中国的风险投资，谁都说自己是做科技投资的，包括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芯片、生命科学、生物技术等等，都出现了很多机会。

大家可能以为中国已经很先进的地方，其实有很多很多地方还差得很远。制造业可能大家可能比较自豪，但邓锋谈到，制造业里稍微碰到精密制造的东西就不行了。半导体的设备，芯片我们比美国差，其实制造芯片的设备差距也非常远。简单的精密仪器上的四列导轨中国都找不到一个做得很好的。

谈到最近热议的营商环境，邓锋表示，中小企业的营商环境特别重要。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深化市场化和法制化改革。市场化当中，中小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所以，给中小企业提供一个好的营商环境，是非常重要的，自主创新对科技企业是很重要的。营商环境不改善，根本没法做好科技创新。

以下为演讲全文：

　　我是一个在中美两地都做过科技创业，也做过科技风险投资的人，每个地方都做了超过十几年，每个事也都做了超过十几年，所以可能看的面更有国际视野。我站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微观的业界实践者、从业者的角度，来跟大家分享关于“自主技术的瓶颈与突破的问题”的想法。

　　过去的十几年来，中国的自主创新有了非常大的进步。我刚回国的时候想做科技投资，2005年找到好的企业都很难，真的非常难，大家投资都投到一些商业模式创新的地方。今天再来看中国的风险投资变化，谁都说自己是做科技投资的，因为确实科技投资的机会也多，包括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芯片、生命科学、生物技术等等，都出现了很多很多机会，已经不能跟当年同日而语，甚至有些地方已经到了国际领先水平，跟美国、欧洲、日本都可以媲美，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确实都是一些点，没有连成线，没有一个面。所以，实际上在很多地方都是跟世界水平相差很远，而且相差的水平不是以五年、十年来计，都是二十年、三十年的差距。

　　制造业可能是大家比较自豪的领域，中国制造业很强大，但是，制造业里稍微碰到精密制造的东西我们就不行了。半导体的设备，芯片我们比美国差，其实制造芯片的设备差距就非常非常远。简单的精密仪器上的四列导轨中国就找不到一个做得很好的。大家可能以为中国已经很先进的地方，其实有很多很多地方还差得很远。

　　所以，这些方面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自大的。不光跟美国比，就是跟日本、欧洲比，我们在很多地方也相差很远，这需要做投资的、做创业的多少年的努力。这其实也提供了一个机会，到处都有创新的机会。

　　今天中国的人才也已经非常多了，回来的海归也好，本土的也好，都非常强大了。资金上的支持跟当时不可同日而语，已经很多了，怎么用好其实有很多机会。

　　说到自主技术创新的瓶颈和突破，还不是基础的科学。最大的可能还是人才的问题，我们培养人才的方式有问题。中国人才的培养是应试教育，不是为了创新型人才培养，有一条我想强调，今天中国跟硅谷相比，很大的一条是全球人才，有没有可能吸引到全球的人才？为什么硅谷那么强大？人家都说硅谷叫“IC”，IC不是集成电路，叫Indian And Chinese”，Google是全球人才聚集的地方，这是创新最基本的要素。

　　我们看看大陆，回来一些海归，但是能不能吸引全球的人才，跟世界上几大城市比较，北京是外国人才居住比例最低的，我们其实不是一个移民国家，更不要说今天在北京居住的外国人，有多少是搞科技创新的？大量的可能是商人，跟他的国家做生意的，这样的人很多，真正做科技创新的很少。

　　我们是不是需要只把硅谷的人才引进？不需要，现在我们投的公司，有些在罗马尼亚，罗马尼亚的数学非常好，它做计算机软件非常厉害，AI也非常厉害，工资还很便宜，俄罗斯就不用说了，莫斯科大学数学系的老师就一千多个，非常厉害。这些国家的工资又低，人才又多，能不能把他们吸引到中国大陆来参与我们的创新？怎么吸引这些人才？就需要一些基本的环境，有时甚至不是说给他多少钱。

　　比如说国际学校，我们跟北京市政府谈，北京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够吸引人才，因为医疗资源、教育资源，北京跟很多地方比很好。即便如此还是不够，真正把教育做好，把医疗资源做好，就能吸引全球最好的人才，再加上税收和更好的环境，包括空气，如果能够逐渐改善，就可以把全球的人才吸引过来。平常我们老讲产学研，科技成果转化，其实科技成果转化这个词不应该这么用，这是错的，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学术界和工业界之间有一道很厚的看不见的围墙，各干各的，两边的交流很少。

　　硅谷就不是这样，硅谷有斯坦福大学、加州伯克利大学分校，老师们经常看到业界的大公司，包括英特尔都是斯坦福老师参与创立的。包括很多业界的人去学校讲课，讲的都是业界实际发生的内容。确实现在创新的重点是在工业界、企业，而不是大学。

　　我是清华大学毕业的，我可以说一下清华，有些系就跟个体户一样，每个老师自己搞一个小课题组，搞不了大项目，根本不可能搞大项目，而且他没有那些资源。现在做一个计算机的人工智能，需要的是数据，数据从哪里来？需要上百台、上件台的服务器同时工作才能做出一些研究，学校哪有这个？所以，从研究开始，选题开始，也不知道选什么样的题目，因为碰不上这样的题目，从选题开始就要跟业界结合。

　　不要说我先做出一个科技成果去转化，现在不是一个算法就解决问题的时候，说我做了一个很牛的算法，不是这样的，你需要大量的数据，在数据上去做一些新的创新。包括重视企业的创新，包括企业和大学的结合，我觉得这是硅谷成功的因素，也是今天我们碰到的一个问题。很关键的产学研结合的问题，这道墙打不破是不行的，我也在清华推动这件事，这是非常需要的。

　　整个营商环境，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营商环境特别重要。今天的问题是怎么深化市场化和法制化的改革。市场化当中，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我想说中小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您可能会说美国都是大公司，Google、微软都是大公司，你要知道他们开始做创新时都是小公司。过去三四十年，你看今天进入世界500强的大企业，所有的科技企业基本上都是由风险投资催化的，所有这些公司都是市场化的。给中小企业提供一个好的营商环境，是非常重要的，自主创新对科技企业是很重要的。

　　我们碰到很多实际的问题，你去装修一下就知道，你要过多少个关卡，有很多障碍，中小企业根本不可能做到，除非你有很强的关系。我自己碰到一个问题，我想把公司从一个区移到另一区，不允许。为什么？因为税的问题。这种营商环境不改善，根本没法做好科技创新。

　　硅谷有B2B的科技创新和B2C的科技创新，很多2B的企业做得很好。中国呢？百度、阿里巴巴、腾讯、BAT，还有京东、头条、滴滴、美条，都是2C的，做得很好，市场化。2B的有吗？华为可能算是一个，其它很难找得出来，华为还是出口国际上做的多。2B的科技创新有一部分，但是前面是靠商业模式创新。

　　为什么中国就出现这个问题？因为是强关系竞争生意，不是靠科技、靠技术。今天在中国基本上所有2B的生意都是强关系。你的技术多好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能不能打进这个客户，打进客户靠什么？什么叫强关系，说得好听一点是做好客户关系，说不好听点，有多少灰色东西在里边。我们说领导腐败，下面每一个层次的人有多少腐败？渠道有多长？链条有多长？中间有多少个人要打点？能做得好吗？企业的利润全被这个吃掉了，根本做不好。

　　不把这些灰色的打掉，不严惩受贿和行贿的人，中国2B真的做到科技创新很难做到，这就是营商环境的事，不是说花多少钱做一个什么科技创新的新的行业，你把整个商业环境给改善才是最重要的。

　　中小企业创新，中小企业多受大企业欺负，受国企欺负太多了。不说别的，看看中国三大运营商的财务指标，看看它的应付款有多少，它的应付款代表了我们的应收款，很多企业被逼着先去做服务，根本不给你钱。中国有一个运营商，基本上平均要两年时间才能付企业钱。今天你干这个事，两年以后才能付你钱，多少企业被拖垮。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凡是跟运营商做生意，没有一个企业长期做得很大。一时由于一个领导的关系做起来，但过两年又不行了，它在商业上就没有说遵守商业规则，也没有双赢的概念，从来都是“我赢你输”，从来都是这种思路，把你压榨到最后。

　　你起到的是不遵守商业规范的坏典范的作用。今天不遵守商业规则，大量的这种大国企，也有政府不遵守商业规则。“为什么投资不过山海关？”一个是人才缺乏，一个是我们不敢到那边，一个没有商业信用的社会谁敢投？不是说所有，东北也有好的，就是说背后带有大家的一些考虑，都在这上面考虑。

　　低价中标，导致什么？本来应该是几千万的成本，结果几百万就中标了，甚至一分钱不要都中标了，这完全阻碍科技创新。因为我自己本身的创业和我投资的很大一块是信息安全，低价中标你自己就受害者。因为大家不去搞创新，不去搞研发，信息安全是一个科技含量极高的，但是我再好进不去。结果你今天用的安全设备全都是看着好像不错，挺好的，但其实很多问题都是摆设，就是一个表面文章，根本给没有把真正的科技开发做好，反正不出事的时候看不出来，好几年以后才出了事。结果用这种方法，真正的科技创新没法干。低价中标听着好像是好的规则，但其实都是害了整个科技创新。

　　有些地方规则定得特高，甚至定的比美国还高得多，比如说临床的实验，可能新的技术临床的要求特别高，没有人能达到。怎么办呢？实际执行当中就变得很低，违反就违反了，那你当初定那么高规则干吗？好像听着跟世界接轨了，但谁都做不到，最后变成谁都不按照那个标准来，又都变得很差。

　　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营商环境需要改善的，其实也可以改善的。我选的这些听着好像是很大的问题，其实都可以改善，看怎么进步。其实可以制定规则，大企业不付款，一个规则下去，不付款就可以起诉你，罚你，国家可以规定“国企不能拖欠中小企业的钱”，像这些东西其实可以做到。我说的某些东西可以做到，所以我提出来。

　　投资上，国家原来说直接投给它认为好的企业，现在说不行，要跟市场结合，通过引导基金，投到市场化的基金，让市场化的基金投到科技创新企业。但是大家知道科技创新时间拉得很长，市场化的基金怎么办呢？政府给我20%，我自己再从市场上融80%，那80%的LP要求是短期的回报，结果导致整个基金的走向都是投向短期回报，没有人投早期，人民币基金一般是5年、7年，不会投10年。所以，现在早期的科技创新没有人投，或者说有一部分还可以是美元基金在投。政府的这种做法一定要改，投特别早期，就是投10年期或者更早，而且要给市场化，让市场化参与，同时利益让给他们，人家才愿意来。否则都做早期，听着好像挺市场化，但实际操作的效果达不到。

　　像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改善的，也是有方法，也是应该改的。

　　知识产权也是另外一个问题，听着我们这么重视知识产权，多少个专利，几个专利是有用的？其实知识产权的问题不仅仅是专利的问题，在知识产权方面其实最大的问题不是有没有规则，是怎么执行的问题。遇到地方保护主义，你去起诉它不行。现在可以跨境抓人，好多东西一做，真正执行当中就发现不可能落到地。大家都知道知识产权保护有用，都知道中国未来发展需要做，执行层面、操作层面的东西没有设计好做不到，再好的规则放在那儿也是摆设。

　　这些问题提出来不是抱怨，都是可以一步步进步的。只要多听取我们这些在第一线实践者的声音，一步步改善，其实是可以做到的。在制定规则的时候如果能够很好地跟第一线的人了解一些情况，设计一些可行的方法都是可以做到的。

　　总的来说我还是很乐观的，虽然有这些问题，但实际上你可以看到中国还是在前进的。十几年前我刚回国，2005年时问题比现在多多了，今天看有这么大的进步。再往后看，十年以后进步可能会更大。所以，从大的角度来说，我为什么还持续地做高科技早期的风险投资？就是看到了机会大于问题，也是可以突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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