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铁：政府应放低身段 把智慧城市的各项应用交给市场

7月1日至3日，以“领导力4.0：全球化新时代的成功之道”为主题的2019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大连举行。论坛期间，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铁就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城市发展断层等城市和城镇化发展热点问题接受了新华网的专访。

以下为访谈实录摘编：

1.  政府应放低身段把智慧城市的各项应用交给市场

“只有形成最广泛的应用基础，智慧城市建设才能形成收益，此后才能在竞争过程中形成技术变革，推动技术水平的提高。政府应该要放低身段，把智慧城市的各项应用交给市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择。”

主持人：在推进智慧城市过程中，您认为应如何更好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李铁：关于智慧城市的说法很多，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判断。我国互联网应用广泛，在无现金支付、智慧停车、共享经济、网约车、外卖、快递等方面都已实现智慧化，已经走在世界前面，可以说中国的城市至少已经实现1.0的智慧化。它是基于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人工智能的智慧化。这个智慧化是基于市场的，而不是基于政府的。

谈智慧化的时候，我们更关注的是市场的应用。这种应用在完善后进一步向社会普及的时候，政府可以购买它用于政府管理和治理应用的一部分功能。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社会应用过程中，与政府相关的很多项目其实已经做到智慧化。政府办公系统内部的数据处理可以完全交给市场来做，只不过要制定一个围栏，划清涉密界限，由企业完成就可以。

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当提出智慧城市的时候，政府的热情大于市场，那会使政府大量投入到最无效的运转和管理中。这样的运行模式效率低，不计成本，不产生收益，也不会产生技术变革。只有形成最广泛的应用基础，才能形成收益，此后才能在竞争过程中推动技术变革和升级。从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发展领域推动的技术变化，靠政府这一端是做不到的。我更偏重于政府应该放低身段，把智慧城市的各项应用交给市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择。

我们还看到，尽管一些城市政府在主观上提出要搞一套智慧的管理系统，但另一方面政府的制度优势也会体现出来，就是它对智慧应用没有门槛，没有固定的利益群体和利益结构能妨碍智慧管理系统的应用。之所以那么多垄断技术、最先进的技术在发达国家被研发出来，但却在中国形成更好的应用，就缘于中国有最大的城镇化市场基础，没有已经既定的利益格局和制度体系。政府可以根据如何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有利于市民的需求，迅速决定技术应用和推广，甚至基本是开放绿灯。没有各种利益制约，这是我们最大的制度优势。

2.  城市发展面临断层必须释放中小城市活力

“过去这些年，各级地方政府集中力量，通过行政区划调整、土地指标的分配等计划经济的方式，促进要素向高等级的城市集中，虽然使得我国大城市发展很快，但是也造成了成本过高，抬高了城市的门槛，对未来的产业进入形成了一定的阻力。因此，我们必须释放都市圈和城市群中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活力，降低成本，吸引产业进入。”

主持人：您曾表示，讨论城市群时，不光要看到城市群数量，还要关注城市之间的内在关系，从政策制定的角度，您有哪些建议来进一步激发出中小城市发展的活力？

李铁：中国城市有一个特点，是等级化的行政管理体制管理。等级越高，可以调动的资源越多，其要素聚集就越集中。在此体制机制运行之下，近二三十年我国城镇化发展速度之快、城市建设速度之快是空前的，资源要素也就更多聚集在高等级城市。等级越高的城市，城市人口越多，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越高。

中国城市化最典型的标志，就是城市的现代化水平大幅度提高，无论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所有城市都是高楼大厦，现代化城市崛地而起，但最大的问题就是成本。由于基础设施成本增加、城市公共设施水平提高，城市的维持成本和进一步发展的成本，特别是土地等要素成本增加，造成未来新增产业的竞争力可能会降低。因为这些产业在大城市或者特大城市没有低成本的空间来承接。特大和超大城市土地成本过高，同时，房价过高、生活成本提高，对社会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这不仅迫使劳动力价格提升，而且由于户籍居民因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而导致的福利提升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所以当城市对所有外来人口产生排斥时，由此面临的一个严峻的问题便是农民工市民化和新增的人口去向何方。如果这些问题不能解决，每年一个百分点的城镇化增长速度就不可能真正实现。

产业要进入，承担不了高成本，这意味着城市发展面临一个断层，需要通过新的空间发展，那就是都市圈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所以说疏解城市功能，降低城市发展成本，一定要通过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来实现，中央提出了以城市群为主导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格局。过去这些年，我们集中力量，通过要素集中、等级化体制机制等来促进大城市发展；未来，我们必须在都市圈和城市群释放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活力，降低成本，吸引产业进入。

新增的和存量农业转移人口，也必须要有新的空间来承载。小城镇和这些人口有天然的联系，会以低成本的条件承载、接纳这些人口，使其与可接纳的产业形成有机结合，并释放低成本产业发展的潜力。此外，还可以解决与他们收入水平相适应的住房，缓解城市居民对房价过高的不满，从而真正实现一个合理、协调发展的城市群空间格局。

3.   我国城镇化红利仍有巨大释放空间

“几十年城镇化的高速增长，对中国实体经济发展起到推动作用。这一红利尚有巨大的释放空间。”

主持人：当前，我国的城镇化率已接近60%。在您看来，城镇化红利还有多大可挖掘的空间？应选择哪些路径实现资源高效利用、降低发展成本？

李铁：我国城镇化已经达到59.58%，接近60%，如果按照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到2030年可以达到70%。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城镇化基本目标已接近实现，因为毕竟是近14亿人口的城镇化；如果从实际的城镇化质量来看，我们的城市化率才达到43.34%，和户籍人口城镇化有16个百分点的差距，大概是2亿多的人口。

我们现在面临两个问题：一是未来要适应城镇化率每年一个百分点的增长速度，将来也有两亿人口要进城。二是存量人口如何享受到城镇公共服务均等化。

今年，国家发展改革委颁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试点重点任务通知，提出推进城镇化进程的核心是解决质量问题。

城镇化发展到底会对中国增长带来哪些积极因素？首先，过去三十年，我们每年大概有1000-2000万人口进入各类城镇从事非农就业，农村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城市整体建设质量改善等方面确实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由此所带来的经济发展收益也是特别大的。城市消费和农村消费是不一样的。城市人口的消费恩格尔系数下降到28%-29%，也进入到中上等收入国家的行列，消费内容会发生极大变化，这种变化会促进需求的变化：

一是对农产品需求的变化。这就要求农产品商品化及农业结构改善，需提供更丰富的农产品，也要求农产品质量的提升。这些对我国的乡村振兴会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二是会大大刺激工业制成品的消费。实际上，这几十年来城镇化高速增长，已对中国的实体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城镇化的红利还没有完全实现，因为还可以有3-4亿人口进入城镇，去购买住房，从农村消费转向城市消费，带动对实体经济的需求，带动人口结构的变化。这个红利到目前为止还有巨大的释放空间。

所以，巨大的红利可以释放至少15-20年，直至城镇化率达到一定水平，在城镇化质量提高方面再上一个新台阶，才可以说城镇化进程已达到一个相对稳定期，我们整个经济增长结构才会发生变化。

（新华网记者  何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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