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连接到融合，如何在不平等的数字化社会中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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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陈根

当前，数字化已成为了社会结构变迁的核心趋势之一，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数字化带来的信息环境的改变触发了机会获得的差异，一个被数字技术许诺的人人平等的社会似乎将要到来。

人们有理由相信，个人用户的计算能力剧增以及全球网络普及可能会使机会增多，个人能力增强甚至可能分散政治、机构和经济能力。人们甚至可以利用数字技术更广泛地普及生态效益的相关信息，替代资源密集型实体产品，从而营造更环保的可持续发展的世界。

然而，与人们预期的有所不同，数字技术发展至今，传统的不平等发生了显著变化——不可否认，基本不平等正在减少。但是，与能力相关的不平等始终顽固存在并且在以新的形式不断增加。

人们对数字技术的功能和带来的机会充满期待，却常常忽视数字技术在实际效果上的分化，让数字技术真正成为引擎，带来更多的实效改变而非更多的不平等，我们有无良策重启希望？

理解数字化

数字技术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把人类从工业社会带入数字化社会。数字化通过各种技术创新，利用人工智能、移动技术、通讯技术、社交、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等，把现实世界在虚拟世界中重建。从这个视角去理解，数字化的社会已经是一个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并存且融合的新世界。

基于数字技术的颠覆性，人类向充满变革和未知的信息社会快速前进的过程，就预示着社会各个领域的根本性变化将随着信息技术的变迁展现同步波动。因此，如何更好的迎接数字化的新世界，理解“数字化”以及“数字化生存”就显得更加重要。并且，数字化的本质特征也是导致数字化社会不平等、始终顽固的根本原因。

首先，数字化变迁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连接。实际上，互联网最大的特性之一，就是连接。基于互联网的存在，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技术能够随身而动和随时在线。今天，人们已经习惯于借助在线连接去获取一切，包括关系、资讯、电影、音乐、出行等。

人们不再为拥有这些东西去付出，相反更希望可以通过连接去获得。数字化以“连接”带来的时效、成本、价值明显超出“拥有”带来的这一切。亨利•福特“让每个人都能买得起汽车”的理想在今天完全可以演化为“让每个人都能使用汽车”，“连接”汽车远大于“拥有”汽车。

其次，数字化变迁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融合。在数字技术未出现以前，就已经有了虚拟世界的存在。那个时候的虚拟世界，以文学、绘画、戏剧、电影等的形式存在，只不过物理世界和虚拟世界是壁垒分明的、相互分离的，人们不可能身处物理世界而走进虚拟世界。

但是，随着数字科技的发展，物理世界和虚拟世界之间的界限开始被打破，它们越来越互相融合。这种融合的结果，就是数字化的未来，即通过连接和运用各种技术，将现实世界重构为数字世界，让数字世界与现实世界融合。

数字孪生是当前数字化技术的集大成的代表。我在《数字孪生》一书中写过，数字孪生是对真实物理系统的一个虚拟复制，复制品和真实品之间通过数据交换建立联系。借助于这种联系可以观测和感知虚体，由此动态体察到实体的变化，所以数字孪生中虚体与实体是融为一体的。

而就如数字孪生一样，数字化正是将现实世界重构为数字世界。同时，重构不是单纯的复制，更包含数字世界对现实世界的再创造，还意味着数字世界通过数字技术与现实世界相连接、深度互动与学习、融合为一体，共生创造出全新的价值。

最后，数字化变迁还意味着一场声势浩大的变化。不同于过去的任何一项技术，数字化时代是一个新旧世界相互交叠的时代。数字化本身让过去与未来都压缩在当下，更多维度，更大复杂性交织在一起。不仅仅是变化，变化本身的属性也发生了改变。

财经图表网站Visual Capitalist针对近现代以来的重要发明做了一个盘点，统计各种发明的用户数量到达5000万人，分别需要多长时间。其中，飞机、汽车、电话、电力代表的以交通、通讯和电力为主的第一部分，需要的时间至少也要46年，平均超过55年；信用卡、电视机、ATM取款机、电脑和手机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为主的第二部分，需要的时间缩短到20年左右。

到了互联网技术出现的第三部分，时间压缩到一年以内。互联网快速普及时 ，比如全球最大社交平台Facebook、微信和增强现实游戏“Pokemon Go”，它们用户累积到5000万分别只用了3年、1年和19天。来到数字技术时代，用户呈现出指数级增长。

显然，不同技术雕刻着不同的时代，数字技术带来了过载的信息和加速度变化的变化，一切都变得完全不同了。互联网技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普及，至今也不过是30多年的时间。但是，在此期间，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

对今天的每一个人来说，甚至需要重新学会生活技能，在线购买，电子支付，网约车出行以及社群的新社交方式等，人们不得不调整认知能力，跟上变化的步伐，否则无法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切。

数字化的连接、融合与改变的特征让数字化尤其不同于此前的任何一个技术时代，连接改变了生存方式，融合改变了发展方式，变化改变了价值方式。在这三个维度的巨变下，数字技术在实际效果上的分化也开始产生了属于数字时代的新的问题。

数字能力不平等

毋庸置疑，不论从什么角度来说，新技术的出现都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体现，数字技术也一样。20世纪 90 年代，互联网向公众开放，这强化了技术应为大众赋权的观念。共享的思潮通过开放的标准和免费开放源代码软件占领上风，全球互联网持术战胜了封闭、独享其成的其他竞争模式。

当前，高度开放的全球网络技术已经把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联系起来，光纤进入千家万户。技术带给人们的乐趣很简单也很巨大，比如满足年轻人特有的愿望，包括享受乐趣、勇于探索、挑战自我等。人们期望计算能力能增强人类智力，带来更多的机会和教育改革。

数字技术发展至今，传统的不平等发生了显著变化——不可否认，基本不平等正在减少。但是，与能力相关的不平等始终顽固并且在以新的形式增加。

自1980年代以来，在数字技术蓬勃发展的时期，几乎所有主要的发达经济体的收入不平等都在加剧。在收入分配的上半部，这一数字尤其急剧上升。财富不平等甚至更高，大约是收入不平等的两倍。在美国，不平等现象的加剧尤其明显。在截至2015年的两个十年中，以最广泛的不平等程度衡量的基尼系数计算得出的美国可支配收入不平等增加了10％以上。

过去40年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不平等变化则更加混乱。虽然中国等经济体的财富增长降低了世界的绝对贫困率，同时缓和了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不平等。但多数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收入不平等一直在加剧，全球的收入增长并不同步。

人们对技术型经济发展寄予厚望，其中之一就是希望借助移动网络等最新技术，可以让发展中国家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然而，光纤基础设施等数字技术，以及使用这些设施所需的技能和资源，并没有像几十年前所预测的那样得到均衡传播和分配。

世界各国的光纤连接和运算能力发展颇不均衡，不均程度甚至超过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即使全球都使用互联网和移动设备，国际数字鸿沟仍然存在，技术发展仍然是一个重要的难题。

除财富和收入不平等之外，其他形式的不平等也仍然存在。并且，虽然数字技术的连接带来了更多的机会，但由于传播的不均，导致数字化的连接、融合和变化也出现分层，由此带来了不平等的扩大和加剧。这就是数字技术发展下与能力相关的不平等导致技术最终效过的分化。

显然，大多数情况下，数字技术将被相对少数的大公司先一步吸收，在技术前沿的领先公司中，生产率的增长已经非常明显。但是，在绝大多数其他通常规模较小的公司中，它已大大放慢了速度，这反过来又减慢了总生产率的增长。

在2001年至2013年期间，在经合组织经济体中，所谓的“头部公司”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约35％；其余的仅增加5％。在2015年之前的十年中，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总增长仅为前二十年的一半。公司之间生产力之间的不平等加剧，不仅降低了其增长速度，而且加剧了收入差距。

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高数字技术的行业，这种数字技术能力不平等带来的效果的分化则最为明显，这尤其体现BAT等互联网巨头的成长中。并且，随着数字化渗透到交通、通信、金融和商业等其他部门的业务流程中，这对整个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

发挥政府的作用

数字技术的潜在经济利益是巨大的，但是新机遇总是伴随着新挑战。随着数字化重塑全球市场，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现象加剧。公司之间和工人之间的不平等现象加剧；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的分配变得更加不平等。但是，技术变革并不是造成不平等的唯一原因，政策的滞后也是造成数字不平等的重要组成因素。

因为如果放任全球资本主义体制作为一个主导力量，由资本主导数字科技的应用，那么跨国垄断性数字资本必然取得支配社会和操控国家的权力，这就会导致更严重的寡头独裁以及社会不公正、贫富两极分化。同时，这也必然会拉大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之间的鸿沟，甚至会严重威胁全体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备受关注的外卖骑手受算法压制的现象就是数字时代不平等的一个重要体现。外卖骑手们往往没有劳动合同法的保障，也没有交社保。可是这些外卖员生活的状态却是分分秒秒都被算法压迫的喘不过气来，而且这个现象全球皆然。

而与此同时，凭借压榨诸如外卖骑手的群体，资本们却能够在数字经济时代快速获得天文数字般的财富。从2013年到2020年，据美国所上市的500大型企业的总市值报告称，其中5家企业，而且都是围绕数字经济，都拥有垄断性的数字平台或数字科技，包挎苹果、谷歌、脸书、亚马逊与微软。

显然，技术的变化通常也必然伴随着破坏：它创造了赢家和输家，并且导致了艰难的过渡。数字技术是数字时代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数字技术的发展具有刺激生产力和经济增长，创造新的更好的工作机会来替代旧工作并改善人类福祉的潜力。

无疑，政策在这一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即确保有效和包容地利用潜在利益，为社会建立有利的环境，使人们能够更多地获得与变革相关的新机会，并更好地适应机遇和挑战。然而，政策和机构在应对数字经济的新挑战方面进展缓慢，它们常常加剧了负面影响，而不是减轻了负面影响。

所以，包括中美在内的数字经济大国们，都在思考如何节制超级科技巨头。显然，如果不去节制的话，数字经济往前发展的话，财富的集中程度会超过人们过去所有的想象，并把数字经济所有潜在生产力的增长，都转化成自己的利润和财富。这些巨头将会大到无法监管，辗压竞争，甚至扭曲市场竞争规则。

面对信息时代出现的不平等新类型，政府需要肩负起不可推卸的责任，需要在制定保护性的法律、设计包容性制度、提供强大财力支持、有计划的推动方案实施以及号召其他行动者等方面承担重要职责。并且，政府能够在调动全社会子系统的共同参与和开放合作中，起到关键节点的枢纽和调节作用。

比如，禁止个人数字数据被滥用，个人有权查询所有源于自己的数字信息，设定使用权限。保障个人的数字产权就是保障基本人权，数字资产的支配权与受益权就是数字文明时代的基本经社人权。

再比如，确立数字资产的集体所有权，取之于社会成员的数字数据当汇集成各种属性的大数据后就是集体资产，规模越大价值越高，利用这些集体资产所创造的巨大经济效益，应该透过有效而公平的分享与共享机制，回馈给所有贡献数字数据的社会成员。

互联网是信息交流的媒介，是知识管理的工具，它以强大的能力逐渐与现实社会交融。如果不能解决目前在使用和利用数字技术的不平衡，赶在数字技术融入到更顽固的权力与经济不平等之前解决它，将会导致工业时代遗留的群体不平等更加根深蒂固。数字不平等已经近在眼前，并且亟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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