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Work、Juul接连遇挫，硅谷创富密码不灵了？

据外媒报道，共享办公空间巨头WeWork和电子烟巨头Juul Labs曾是美国两家最有价值的硅谷初创企业，但本周管理它们的首席执行官却相继辞职。这有着共同的根源：硅谷创企赖以成功的公式存在缺陷，它们决心颠覆现有行业，为了追求高速增长而肆无忌惮地融资，最终为此付出了代价。

美国当地时间周三，Juul首席执行官凯文·伯恩斯(Kevin Burns)被撤换，因为监管机构计划将大多数电子烟产品从市场上撤下，理由是其对青少年使用量上升感到担忧。

此前一天，WeWork联合创始人亚当·诺伊曼(Adam Neumann)也迫于压力辞去了首席执行官一职，原因是投资者对他的管理模式和不断膨胀的亏损感到担忧，导致计划中的首次公开募股(IPO)脱轨。

这些初创公司，再加上网约车巨头Uber等，能够通过改变世界习惯（包括工作、出行等）的产品和服务筹集到数十亿美元资金。

面对资金雄厚、想法相似的竞争对手，他们急于迅速赢得市场份额，并向投资者展示他们可以主导新兴的利基市场。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最终与监管机构发生了冲突，令投资者惊讶的是，公司治理也存在问题，甚至为此陷入危机中。

在特拉维斯·卡兰尼克(Travis Kalanick)因一系列丑闻被迫离开Uber两年后，本周发生的事件表明，Facebook提出的“快速行动，打破现状”这句古老咒语并不像它曾经看起来那样可靠，不应该再被视为长期成功的公式。

此前，这种哲学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资本的支持。随着规模较大的科技公司的估值达到极高水平，投资者纷纷涌入硅谷，追逐“下一件大事”。

低利率膨胀推动的资本浪潮，以及Facebook和亚马逊等创始人主导的公司取得成功，都让初创公司对投资者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吸引力。

数据公司PitchBook的数据显示，美国私人风投支持的公司去年筹集了创纪录的1370亿美元资金，而且今年有望赶超这一纪录。在一个有这么多钱的环境中，创始人占了上风。

为首席执行官及董事会提供公司治理咨询的顾问亚当·爱泼斯坦(Adam J.Epstein)表示：“随着来自传统上并非私营公司资本的可用资本急速增加，公司治理已经恶化。投资者必须好好发挥才能被允许参与这些交易。”

风险投资就是把赌注押在风险最高、万无一失的想法上，希望它们能带来巨大的投资回报。

早期阶段的投资者通常更喜欢大胆的愿景（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比如可以改变某个行业，并从根本上改变人们习惯的大规模行为。

这种具有绝妙想法的魅力也越来越多地成为后期投资的一部分，允许公司在成熟之后很久继续坚持创业行为。

软银集团(SoftBank Group)是Uber和WeWork的大投资者，早在进行风险投资融资之前，就吹嘘“共同的愿景，放大的雄心”作为其近1000亿美元资金池——远景基金(Vision Fund)的口号。

WeWork、Juul和Uber的愿景都不同。

WeWork的诺伊曼宣称，他的公司将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工作和互动方式。

Uber的卡兰尼克承诺结束汽车所有权，并改变人们的出行方式。

但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金融学教授 阿斯沃斯·达摩达兰 (Aswath Damodaran)表示，出售的一部分是“故事”，这是一种固有的危险。

他本月早些时候在自己的博客上写道：“这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价值建立在人格而不是企业之上，当人格跌倒或以被视为不可信的方式行事时，失控的故事可能很快演变成熔毁的故事，各种成分纠结起来。”

Juul的创始人们着手打造卷烟替代品的主导品牌。Juul诞生于斯坦福大学，募集了超过140亿美元资金，其中大部分来自硅谷以外的投资者，包括烟草巨头奥驰亚集团(Altria)，最近获得了380亿美元的估值。

Juul并不是电子烟市场的开创者，但它不遗余力地接管了这个行业。

该公司推出了甜味和水果味电子烟，开展了早期营销活动，将Juul打造为非常炫酷的生活方式品牌。

最初，当年轻人用自己使用该公司产品的图片充斥社交媒体时，该公司选择袖手旁观。

当家长和监管机构对电子烟在学校的受欢迎程度飙升提出警告，以及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对这家初创公司展开调查时，Juul采取了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它彻底改革了营销方式，关闭了Facebook和Instagram账户，增加了网站销售的年龄控制，并停止在零售店销售儿童喜爱的口味。它还重新命名了某些口味的电子烟。

然而据美国联邦调查显示，到那时，已经有300万高中生使用电子烟，而且这个数字还在继续上升。

去年与Juul发生冲突的前FDA专员斯科特·戈特利布(Scott Gottlieb)在上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认为，Juul追求营收增长和市场份额，而没有真正关注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谁在使用它们，从而将整个电子烟行业都被置于风险之中。”

Juul的新任首席执行官K·C·克罗斯韦特(K.C.Crosthwaite)在周三宣布任命的新闻稿中说：“我们必须努力与监管机构、政策制定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合作，赢得社会的信任。这包括邀请公开对话，倾听其他人的意见，并回应他们的担忧。”

通过软银的一系列大规模投资，WeWork成为估值最高的私营科技公司，估值达470亿美元。

软银是过去两年来美国最多产的科技投资者之一。诺伊曼始终被认为是一位出色的推销员，他让投资者相信，他正在打造一家改变世界的科技公司，将重新定义人们的工作方式，尽管WeWork经历着巨额亏损。

诺伊曼在WeWork内部拥有绝对控制权，他采取的策略让投资者们感到担忧，包括购买将空间租回给公司的建筑。该公司后来表示，他将退还在这些房产交易中的所得。

诺伊曼还以自己的股票为抵押大举借贷，并以近600万美元的价格将“We”的使用权卖给了公司。

他的妻子丽贝卡·诺依曼(Rebekah Neumann)在公司同样拥有广泛的权力，如果诺伊曼丧失能力或去世，她将在选择继任者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在投资者的抵制下，这一规定已被取消。WeWork拒绝置评。

斯坦福大学兼任教授，初创公司和风险投资家导师史蒂夫·布兰克(Steve Blank)说，WeWork和Juul是极端行为最明显的例子，“因为它们涉及的资金最多”。

他还表示：“当资本充裕时，获得资本的人就可以制定规则。这是资本主义不受约束的后果，结果是社会受到了伤害。”

投资者支持Uber的硬性收费风格，并承诺颠覆传统的出租车行业。该公司拥有强大的营销能力，在城市监管机构和民选官员做出反应之前就能吸引足够多的乘客和司机，使其成为网约车服务领域的全球领先者。

卡兰尼克培养了一种轻率的风格，帮助它与根深蒂固的出租车游说团体展开竞争，超越Lyft等竞争对手，但也孕育了一种被许多员工称为“有毒的文化”。卡兰尼克在投资者的压力下于2017年6月辞职。

创业公司创始人积累并保持控制权的方式多种多样。其中包括双层股权结构，在这种结构中，某些股东(通常是创始人和其他高管)持有的每股股票都有更多投票权，并在董事会中获得不成比例的投票权。

风险投资公司New Enterprise Associates的合伙人阿米特·慕克吉(Amit Mukherjee)表示，新一代创始人正在要求超级投票权，因为像Facebook的扎克伯格这样的人获得了这些权利。

流入科技初创企业的资金使得投资者更难寻求更严格的治理规定，以免他们在交易中蒙受损失。它还允许公司更长时间保持私营，避免更严格的信息披露要求。

风投机构Benchmark Capital是WeWork和Uber的早期投资者，其合伙人比尔·格利(Bill Gurley)表示，初创企业长时间保持私有会对自己造成损害。

他说，申请IPO的注册过程，包括审计师、银行家和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严格审查，都有助于它们成长为成熟的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