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东30年，一个中国“造城”的样本

01 “搞个大动作”

时间倒回到1990年早春，上海西郊的宾馆，86岁的邓小平刚刚在那里过完春节。这个出生在四川，喜欢吃辣的小个子男人，又似乎特别偏爱嗜甜的上海，他已经连续三年在这座城市过年。

尽管是新春佳节，但邓小平心鹜世界，很不平静。刚刚过去一年，社会主义阵营节节败退，全球政治格局出现了雪崩式的变化。1990年元旦，铁娘子撒切尔夫人给苏联领导人巴尔戈乔夫打电话，问候新年的同时说：“社会主义肯定完蛋。”

中国的处境同样暗潮汹涌、内外交困，不安的情绪异常强烈。1989、1990，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最低迷的两年，上海的GDP增速都没有超过4%。邓小平在上海期间，他坦白地告诉时任市长朱镕基，请上海的同志们思考一下，怎么搞个大动作，告诉国际社会，我们将更加开放。

浦东开发开放就这样被正式被提上的日程。

邓小平说得简短直白，但意思明确。但是，怎么样才能搞出个大动作呢？这个棘手的问题，就落到的朱镕基的身上。这位日后成为国务院总理的政治家，当然能理解邓小平的意思。

但是，作为当时的上海市长，他也面临着上海自身的困境。当时的上海依然是中国最发达的城市，经济总量占全国的1/6。但是，它也比北京、深圳、广州早20多年体会到大城市病。一位上海社科院的学者做过上海“倒数第一”的统计：市区平均每平方公里4.1万人，城市人口密度为全国之最；人均绿化面积仅0.47平米（一张报纸那么大）；人均居住面积4平米以下的有91.8为户，占全市总户数的60%；由于污染严重，上海癌症发病率为全国最高……

人口密度过大的问题，已经很直观地暴露出来了。就在朱镕基当选市长的第二年，上海发生了爆发流行性甲肝，30万人染病。按照医学规律，携带甲肝病毒的人是确诊患者的4倍多，也就是说上海可能有超过120万人携带了甲肝病毒。那一年，上海的总人口数为1200万。

朱镕基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感慨：“我们一天收到100多封人民信，都是讲粪便横溢、垃圾成堆、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简直要爆炸了。”上海的这些困境当时可谓“声名远播”，一位台商还曾问一位上海记者：“听说你们上海人吃饭、洗澡、睡觉都在一个房间里？”那时的上海，就像个心肺衰竭的老人。给上海治病，成为那届政府最为迫切的问题。

所以，浦东开发甫一提出，如何开发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一种普遍的观点是，应该把浦西的工厂搬到浦东，建成一个工业区，缓解浦西城市压力。然而，这样一个浦东显然不符合邓小平说的“大动作”的标准。

朱镕基很头疼。这位务实的市长，先坐着直升机视察了浦东的每个角落，然后跑去新加坡、香港开了眼界。回沪后，他慎重地说：“上海没有能源也没有原材料，发展工业发展到多高的地步，是不大可能的。你搞高精尖，又能搞多少？高精尖也不是那么容易搞的。”最后，他认为，浦东应该把金融为代表的第三产业作为重点，而且，浦东应该是一个“新上海”，“要按现代第一流国际城市的要求搞好浦东的规划设计。”

1990年4月18日，也就是邓小平提出两个月后，浦东开发开放得到中央正式得到中央的批复。当时还没有浦东新区一说，只是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

随后，朱镕基开始去国际上“搞大动作”。当年6月，他先去了香港、新加坡。他告诉香港工商界，浦东以建一个“自由港”为目的，要引进外资银行，搞活金融。更重要的是，他告诉港商们，上海要发展房地产了。彼时，香港的地产正值黄金时期，从房价上涨中赚得盆满钵满的港商当然明白上海搞房地产意味着什么。

在新加坡，朱镕基透露了一个更劲爆的新闻，上海年内就要建证券交易所。这不仅让西方的金融界震惊，也着实让国内的官员捏了一把冷汗。上海的官员惊呼“连办公楼都还没有了”，北京的官员则一脸问号，“我们还没收到正式申请”。

不过，他没有骗人。8个月后，1990年12月19日11时，上海证劵交易所就正式开张了。这些在今天看起来理所当然甚至稀松平常的事，当年的改革者们却需要付出极大的勇气。即便到了1990年7月5日下午，在北京中南海，中央的领导人和国内一流经济学者的座谈会上，支持市场经济的依然是少数派。双方就姓资姓社争得面红耳赤，一位老学者甚至被气得话都说不清楚。按照任何标准，上证交易所都绝对是资本主义的产物。

当年9月，上海市政府举办发新闻发布会，朱镕基亲自回答了包括《时代》周刊等媒体的提问。与会的CNN的记者后来回忆：“他说起浦东，滔滔不绝，像浑身插了电一样，雄心勃勃。”

这场大秀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尽管夹杂着质疑、嘲讽和好奇，但世界的目光就这样成功地被吸引到浦东身上来了。事实上，朱镕基用这种敲锣打鼓的方式，告诉全世界，上海欢迎世界资本主义，中国需要世界体系来发展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