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跃幕电影,作者|七月
“没想到,现在在影院看国产片也需要看字幕了。”
这并不是一句玩笑话,这一感受已经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观众赞同。
随着《被光抓走的人》上映,今年整个贺岁档已经经历了4部方言国产影片。回看今年的影片,起码已有10部方言国产影片上映,而去年也有近10部出现。显然,越来越多的国产片开始采用方言叙事,为大银幕增色不少。
然而,像是《被光抓走的人》中的方言原本是为了给观众带来更多代入感,却反而令不少观众跳戏、出现了割裂,并不是所有影片都适合与“地域+方言”的组合进行匹配。这一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不少方言影片有所忽略的现状。
脱离地域设定,故事依旧成立。
抛开内容类型、演员阵容,《被光抓走的人》这部影片还有另外一大看点,那便是为了更接地气地呈现其中的人物和故事,整部影片大量采用了方言演绎。但同样的,因为方言而感觉“有点出戏”的观影感受也有所出现。
影片的取景地选在了宜昌,但由于影片的主演当中基本没有实实在在的湖北人,几位演员都是提前为此做了功课。可惜的是,并不地道的方言诠释以及时不时蹦出来的普通话,似乎还是带给了观众割裂感。尤其是,群演标准的宜昌话与主演或是武汉话或是四川话的模棱两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同样的,由于不少演员自身就有着很鲜明的地域色彩,且早已被大众熟知,不甚标准的方言反而带给了观众一种脱离的感受。以黄渤为例,早些年凭借综艺当中的“青岛贵妇”一梗深得观众喜爱的他,早已在观众心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以至于看他诠释其他方言难以产生代入感。
此外,《被光抓走的人》讲述了科幻现象出现后,被留下的人开始深究爱与不爱的问题。从内容本身来看,影片似乎并不需要那样确定的方言以及地域设定,并不是非宜昌不可。这也意味着,这部影片的故事内容以及人物角色换一个地域,也并没有什么很大影响,似乎依旧能够成立。
实际上,方言的魅力在于有些风土人情和文化色彩是普通话所不能概括的。与《被光抓走的人》形成了对比的便是去年的“黑马”《无名之辈》。在这部影片中,方言所带来的的效果相比之下更喜人,更契合电影里的那些小人物的生活底色,不像普通话那么单薄,能够催生出普通话并不具备的黑色幽默效果。
在《无名之辈》里,任素汐所扮演的角色是一位在大好年纪因为车祸全身瘫痪、只能坐在轮椅上依靠看护度过余生的女子。当章宇与潘斌龙饰演的两个低配劫匪闯进家门时,这个性格彪悍的女子用她的毒舌把对方骂得酣畅淋漓。
影片中,这些方言交锋间令人忍俊不禁,不知不觉间也渲染了整部影片的喜剧氛围。然而,可以想象出来,这些有着极具张力的对白如果换成普通话,就会失去这样的色彩,不仅人物性格塑造不够丰满,叙事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可见,方言虽能为影片的剧情走向、人物性格做一个很好的奠定作用,但并不是所有的影片都能与方言完美结合,从而服务影片内容的。
新导演更偏爱方言。
当然,不仅仅是《被光抓走的人》,就今年的贺岁档来说,已有《受益人》《平原上的夏洛克》等4部国产片采用了方言。一时之间,武汉话、重庆话、河南话等开始为观众带来更多不一样的影片体验。
然而,回看2019年,并不只是贺岁档有着不同的语言色彩,今年全年的方言国产影片不在少数。根据不完全统计,2019年已上映的方言国产片已出现了10部,“地域+方言”逐渐成为了电影创作的一种显性趋势。
从去年以及今年的大部分方言电影总结来看,与西南话系列相关的影片占比最多,在下述表格中占了近一半。今年贺岁档便先后上映了3部西南话影片,而早些年还有《火锅英雄》等影片采用了与影片气质十分相符的重庆方言等。
此外,山西话也在目前方言国产片中属于出现频率较高的一类。一说到山西话,就不得不提贾樟柯。从《小武》到《江湖儿女》,和铁打的女主赵涛一样,贾樟柯电影里山西话才是通用语。
另外有趣的是,这些方言国产片的背后往往有着一位新导演的名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特点呢?主要还是在于不少新导演的创作都是由一份熟悉感开始的。
首先是,对于新导演来说,从自身熟悉的地区入手进行创作更为容易。像是《平原上的夏洛克》取材于导演徐磊亲戚家的真实事件,故事发生的背景以及人物都落脚在河南的某个农村。影片采用了河南方言、当地村民担任素人演员,再加上朴实的镜头画面,真实地还原了这一故事发生背后的社会面貌、生活场景,为观众带来了代入感。
其次,新导演自身的构图想法和美学品味都很大程度上是借助成长地区独特的人文风情进行塑造的。比如毕赣的《路边野餐》《地球最后的夜晚》都与导演出生地凯里以及贵州的地域环境之间形成了同构的关系,这同样也造就了导演自身十分独特的作品色彩。
此外,这些方言国产片中不乏文艺片的身影频繁出现。由于文艺片对电影美学样式的追求,以及文艺片本身追求的创作活力,方言搭配地域所带来的现实性塑造成为了文艺片导演所偏爱的其中一种形式。
像是刁亦男所说的,《南方车站的聚会》这个华中地区的黑色故事能因为武汉话而充满了生猛的力量感,这也很具有美学统一性。
商业片与方言不是“黄金搭档”。
实际上,“地域+方言”这一组合并不是近几年才开始兴起的。从张艺谋早期的《秋菊打官司》开始,其之后的多部作品都采用了“地域+方言”方式,不论方言在其中是点缀,还是人物经历塑造的刚需,都极好地为影片内容服务,渲染出影片更强的现实质感。
由此开始,在电影创作中,方言的身影渐渐在影片中变得频繁起来,陆续出现了不少颇具分量的方言电影,不仅使用的方言种类更加丰富,涉及的类型题材也更加广泛。其中,《疯狂的石头》可以说是挖掘出了方言在商业类型片中的塑造戏剧性效果的作用。
糅杂了重庆话、青岛话、广东话等多地方言的《疯狂的石头》,这些方言凑在一起碰撞出的不仅仅是笑料,更充分呈现出每个人物的个性标签以及其背后所代表的的地域特色。据说,最初还有一版普通话配音的《疯狂的石头》,但是完全失去了方言自带的有趣味道,才被彻底放弃。
再加上,方言本身比较“接地气”,更容易打通其相应的地域受众。或许是出于这样的市场考量,此后的商业电影里总会保留一些带有方言的特定角色或演员。比如,王宝强那带着河北口音的普通话,贯穿了多部喜剧片,成为了影片中一大固定笑点。
同样不难看出的是,其实国产商业类型片中极少会出现大篇幅的方言对白,“地域+方言”的设定组合更多的是为影片内容还原更多的真实感和沉浸代入感,并且通过方言本身与观众日常生活的贴近度降低相应观众的观影门槛,触达更多直接的潜在受众。
然而,与初衷相反的是,在如今的商业市场里,有越来越多的类型片开始尝试更多篇幅的“方言+地域”创作方式,却出现了并不被大众接受的问题。
由于商业电影面向更广泛的大众群体,影片的故事情节、人物角色放进任何一个城市背景下,都可以为观众带来代入感。在这样的大众属性影响下,大篇幅的方言对白很难与商业电影的故事内容和人物角色实现完美匹配,从而为影片进行更多的润色。
反而,“地域+方言”的设定在给影片增加了地域差异的观影门槛同时,传递给观众与相应地域有所割裂的故事内容,自然也就无法让观众产生代入感和共鸣感。
被打上了“方言”标签的《被光抓走的人》,想要叙述的小人物生活故事便与更多非湖北观众产生了地域“隔阂”,最终在影片的票房成绩走向上有所体现。显然,“方言+地域”的创作方式不再是影片的良心标配,这是目前不少商业类型片开始忽略的“致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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