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小城送外卖

疫情之下的春节

吴林森（化名）准备在春节期间大干一场，但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他的春节复工计划。

吴林森来自贵州省德江县，他所供职的外卖平台名为“德江掌上点餐吧”，他告诉「子弹财经」，公司自腊月二十八（1月22日）开始放假，原定于正月初五（1月29日）中午恢复接单。但疫情的快速发展及当地政府对疫情防控工作的快速展开，让他开始犹豫是否要准时复工。

如果复工，吴林森担心被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因为行业的特殊性，他每天需要接触大量的用户，但县城药店已经买不到口罩。如果不复工，就必须放弃从正月初五到初十期间10元/单的高薪，吴林森陷入了深思。

经过几天的思考，吴林森打算准时复工，但公司延迟复工的通知来了。

1月29日，“德江掌上点餐吧”公众号发出通知，为全力遏制疫情蔓延，确保骑手及顾客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根据县委县政府有关工作部署，决定将原定的正月初五开单时间予以延迟，具体开单时间待通知。

「子弹财经」在吴林森所工作的外卖平台上看到，截止1月31日，平台上大量的商家都处于“休息中”，饿了么、美团等外卖平台营业中的商家也是屈指可数。

这意味着，即便外卖平台正常复工，顾客很可能会面临无餐可点、外卖员面临无单可送的局面。

事实上，在当地政府大力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前，包括吴林森在内的很多德江人并没有把疫情放在心上。毕竟，在十七年前的非典疫情中，贵州省是全国少数躲过疫情的省份之一。然而，这一次大家都低估了这场疫情所带来的影响。

据一位农家乐老板透露，春节期间自家饭店原本接了几十桌订单，并备好了价值几千元的鱼、肉，由于疫情蔓延，顾客不敢聚会，只好无奈延期。“虽然订金不用退，但鱼这种没法长期保存的食材也只能送人。”

疫情之下，商家纷纷关门谢客，消费者收敛了消费需求，在家“猫冬”。

农历春节前后，原本是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但今年随着疫情的蔓延和疫情防控工作力度的加强，热闹的场景不复存在，“人人都很配合政府的防疫工作，减少出门及聚餐”，因此县城在除夕后彻底冷清下来。

小镇青年的打工人生

这场突发疫情的经历，或许只是这位“90后”外卖员吴林森人生中的一抹痕迹。在成为一名外卖员之前，他有着丰富的社会阅历，而在他的打工经历中也能窥见中国商业发展的一些轨迹。

2005年，吴林森初三辍学后，便和父母到广东省中山市古镇做了几年灯饰厂工人。2011年，随着灯饰业的寒冬到来，一些小型工厂走向倒闭，存活下来的工厂加班机会则少了很多。对于靠加班赚钱的普通工人来说，没有加班也就意味着收入的减少，没过多久，吴林森就离开了灯饰厂。

此后，他还在电子厂做过手机电池，在饭店做过服务员等工作。

“这些工作基本都是包吃包住，一般工厂每天上班8小时，算上加班可能在10-11小时，平时加班工资按1.5倍算，双休按2倍，节假日按3倍。看上去很美好，但那时每月到手的工资只有三四千左右。”吴林森对「子弹财经」说道。

那些年，中国沿海经济发达，多以制造业、代工厂和服务业为主，这些行业也释放出大量的就业需求，吴林森的打工轨迹恰好是沿海城市主体经济的发展脉络。

2016年，吴林森选择回到县城，“不想出去了，在外面待腻了。”由于他的学历不高，县城又没有太多工作机会，因此他的工作并不稳定。

在这几年里，他跟着叔叔做过建筑工人，又在亲戚介绍下先后做过保安、快递分拣员等工作，甚至还和表弟做过“飞毛腿”业务——收取一定劳务费，跑腿替别人买东西。但在他自己看来，这“很不正规”，收入很不稳定。

直到2019年，移动互联网产业已经进入了成熟的发展阶段，吴林森也看中了在线外卖平台这一行业。他认为，在线外卖是刚需产业，而且未来肯定还有发展空间，同时随着县城的发展，人们对外卖的需求也增大了。

于是，吴林森开始了他的外卖员生涯。在他看来，做外卖员虽然需要熬夜，但已经是一份相对自由的工作。

在吴林森供职的外卖平台，有两个运营班次：一个是从早9点一直上到次日凌晨2点，期间14点-17点、19点- 20点是休息时间；另一个是从11点半开始上班，13点-14点休息，再一直上到20点后下班，两个班次隔一天轮一次。

“外卖员没有底薪，拿多少工资就看自己抢到多少单。每送一单可以拿到4元，正常一天可以送40多单，一个月工资在4000元以上。每个月送满500单额外奖励500元，送满1000单奖励1000元，我基本都能拿到。”吴林森说，不管距离远近，外卖员每单都能拿到4元配送费，“所以大家都喜欢抢距离近的单。”

美团、饿了么这样的大平台，对吴林森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因为吴林森觉得，大型外卖平台的规章条款太多，管得太严。“美团必须30分钟送到，送不到就要罚款，而我现在所在的平台，40分钟内送到就可以，超时的话就跟客户解释一下，客户没意见就不会罚款。”他说道。

对于美团在招聘信息里标明的3000-7000元月薪，吴林森认为这其中有“水分”：“有同事曾跳槽过去，每个月工资基本在4000元左右，5000元顶天了，因为它们是平台派单制。”

吴林森很想继续当好一个外卖员，计划还完债务后，再存点钱。

当今，互联网企业一直在下沉求变，而这一代人的务工选择已和父辈们有着截然不同的变化，留在家乡的年轻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据吴林森观察，目前外出务工人员中，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占比居多，少数留在县城的，基本在理发店、服装店和便利店等地上班。

随着互联网的急速发展和巨头的不断下沉，一些类似吴林森这样的年轻人，人生轨迹正在发生改变。

正如外卖行业的蓬勃发展，自美团、饿了么及滴滴等巨头盯上下沉的生意后，激活了县城的相关产业，不断扩大服务的渗透率，而一些小外卖平台出现，使得年轻人有了更多就业机会。

外卖巨头下沉

“下沉”，可谓是2019年资本市场重要的话题之一。

自从拼多多、快手等平台依靠小镇青年给了寡头化的中国互联网迎头痛击后，互联网下沉市场变得异常火热。

在经历“百团大战”和并购浪潮后，外卖行业进入美团、饿了么双雄争霸的时代，大城市的竞争饱和后，一场在下沉城市的外卖市场争夺战在悄然打响，双方在资金实力、流量及服务场景等方面展开了激烈搏斗。

据前瞻产业研究院的一项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我国外卖行业交易额城市分布中，27.5%来自三线及以下城市，超过了一线城市的占比（20.4%）。

不过，在三四线的小县城里，“地头蛇”们却依然活跃于市场，与巨头们分庭抗礼。

“目前县里做得最好、最大的外卖平台是美团，有80多名外卖员。”吴林森说，这里除了美团、饿了么外，还有四五家与他们类似，但规模稍小的外卖平台，人数最少的，仅有4名外卖员。

吴林森所在外卖平台中，目前有十几名外卖员，他告诉「子弹财经」，在他们平台上老客户比较多，很多新用户都是由老客户介绍而来，偶尔也会发传单。

“主要我们对商家抽成比较少，只抽15%，但其它大型外卖平台会抽20%，并且搞优惠活动时要求商家无条件配合。另外，我们和很多商家都是独家合作，一些店铺在美团、饿了么上面都没有。”吴林森说道。

根据Trustdata监测数据显示，2018-2019年上半年以来，三线及以下城市外卖App日均启动次数从2.4次增长至3.7次，几乎和一二线用户外卖App使用频次相当，用户粘性已经逐渐养成，低线城市外卖市场容量与发展潜力已经不容小觑。

早在团购时代，美团就已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低线粮仓补给核心城市”的策略。长期以来，三四线城市的外卖业务为美团提供了高额的利润，从而支撑着美团的无边界扩张，堪称其“粮仓”。

2019年3月开始，饿了么口碑实行“上山下乡”计划，向浙江、广东、宁夏和云南等省份的100个三四线城市加速布局，推动本地生活服务行业数字化升级，开始切美团的“蛋糕”。

“三四线城市商户对良性竞争、数字化更渴望，这是我们今年加快渗透和下沉的原因。”2019年6月，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饿了么CEO王磊表示。他认为，2019年外卖市场的竞争核心不再是补贴，而是抢占下沉市场。

据Analysys易观数据显示，从2019年第3季度中国互联网餐饮外卖市场厂商交易份额情况来看，美团在外卖市场的交易份额占比预计达53.0%，饿了么+饿了么星选的市场交易份额占比预计达43.9%。

饿了么和美团外卖持续挤压市场空间，其他交易份额占比仅余3.1%，但这些小份额的平台活得“小而美”。

「子弹财经」在“德江掌上点餐吧”上看到，该平台起送价基本为10元，比美团、饿了么上稍低，配送费基本为4元，但并没有美团、饿了么的满减优惠活动。另外，平台上很多商家的规模并不大，大多是小吃店，有的甚至是菜市场卖卤味的小摊位，但销售量过万的商家却不在少数。

“一般只有在平台成立日可以免费配送。”在吴林森看来，虽然没有满减活动，但平台上的商家定价、口味符合大多数点外卖的县城人的消费需求和饮食习惯。“大家都知道哪里的小吃摊好吃。”

当「子弹财经」问及为何大饭店的订单量较少时，他笑着回答道：“主要贵，点的人少。”他们平台顾客的年龄大多在二三十岁，既有公务员，也有理发店、服装店的工作人员，消费能力一般。

至于“地头蛇”和“强龙”之间的关系，吴林森称，公司和其它外卖平台间的关系还算不错，见面寒暄一下，平时互相指下路。“都在一个县城，互相照顾一下。”

虽然，今年突发的疫情打乱了吴林森本应在春节期间挣钱的计划，但他觉得，在任何事情面前，安全第一。吴林森打算先在家中过年，随时听候公司安排。

这是小城外卖与巨头之间的一场暗战，当“地头蛇”们在县城里不断开拓客源的同时，“强龙”们也在这场争霸赛中你追我赶，谁都不想掉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