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陈志武：今天的世界还是靠勤劳致富吗？

作者:陈志武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12月 

财富是个永恒的话题。有很多人，每天早出晚归，就是为了一份糊口的收入，没有剩余财富，在温饱的边缘活着。

而另一些人，虽然也每天也早出晚归，但不仅吃住不愁，而且财富水平很高。这些人就算什么都不做，仅靠投资就能获得超高的财富！

财富水平为什么这么千差万别？难道剥削真的是贫富差距的根源？今天的世界里，勤劳是否还是财富与收入的决定性因素？是否还要坚持“勤劳致富”？如果不是勤劳，那又是什么呢？

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不管是古人还是现代人，只要进取心是人之本性，财富话题就总会令人着迷，也永远会令人着迷。

今天，人类创造财富的能力的确是史无前例地高。

按照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的估算，从公元元年到1880年，世界人均 GDP（国内生产总值）从444美元（以1990年的美元为基准）增加到900美元，花了1 880 年才增长了1倍；而从1880年到1998年，世界人均 GDP 却增加了5倍多，从 900美元上升到5800美元。

中国的经历也类似，从公元元年到1880年，中国人均GDP从450美元上升到530美元，近2000年没变！尽管从那之后中国社会动乱不断，但随着晚清洋务运动的深入，中国一步步卷入工业化、全球化的发展潮流，到了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中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1998年人均GDP上升到近3200美元（以实际购买力为准），也增加了近5倍。

财富创造力今非昔比

当然，这些 GDP 数字可能太抽象。我们不妨从3个具体角度来看资本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

首先，个人创造财富的能力发生了质变。我们中国人喜欢说“康乾盛世”，指的是清朝康熙、乾隆时期经济发达，百姓生活富足。既然这样，乾隆时期朝廷应该非常富有，国家也应该很强盛吧。

我们不妨算算当时朝廷到底有多少钱。乾隆中期的1766年，朝廷岁收为4937万两银子，按照今天1千克银子为3600元人民币的价格算，相当于今天的11.4亿美元，这数字当然很大，大得能让人晕倒。

不过，这种收入规模可能会让农业社会的人晕倒，而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这个数字虽然也大，但不会大到让人晕倒的程度，因为今天一家民营公司的收入可能都比这多。

以施正荣于2001年创办的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为例，其2007年的销售收入已高达14亿美元，也就是说，2007年一个施正荣经营的公司收入就超过了当年乾隆皇帝所支配的收入。

我不是要比较施正荣和乾隆皇帝到底谁的权力更大，谁更威风，而是希望强调今天的财富和收入创造力是多么高，一家民营企业的岁收就超过当年盛世时期朝廷的岁收，更何况中国今天有数千家这样的民营企业、上万家同样或更大规模的国有企业。

其次，普通人的真实收入也翻了几番。伦敦经济学院的马德斌教授和5位同人对1769年清政府汇辑的《物料价值则例》及荷兰东印度公司历史档案馆做过仔细研究。

结论是，相对于乾隆盛世时期，中国人的真实收入翻了几番。

最后，不仅收入的“量”有巨变，而且生活内容和品质也发生了巨变。乾隆时期普通人的消费开支中，75%的钱都花在食物上，这是为了填饱肚子，为了生存，一天忙到晚就是为了活下去。而今天北京人只将30.5%的开支花在吃上面。

更何况，今天许多消费品是200多年前所没有的，比如自行车、火车、汽车、飞机、电灯、电视、电脑、手机等。当年，在全中国，乾隆皇帝可能生活得最舒适，但再怎么舒适，夏天也没有空调，冬天也没有暖气。即使有8个人、16个人给他抬轿子，也远比不上今天坐轿车那么平稳。

冷藏技术和交通工具也使我们的食物结构不再受季节和地理位置的限制。南方人不用等到秋天、冬天才能吃到苹果，北方人也不用等到夏天去了广东才能吃到荔枝。

1986—1990年，我在耶鲁大学读书，有一位广州来的同学，每次拿起苹果就流泪。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夏天，他母亲重病住院，有一天突然想吃苹果，而且非要吃不可。他这个孝顺儿子在大夏天，跑遍整个广州城都没能找到苹果。这件事给他留下了一辈子的遗憾。

可是，在今天的中国，不要说在广州，就算是全国各地的小镇，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都能买到苹果，不用再为找不到苹果而痛苦了。资本全球化不仅促进了收入的增加，而且大大扩充了生活、消费的种类与空间。

为什么财富创造力变迁这么大

看到过去200多年的变迁，我们会问：到底是什么使人的生存能力、财富创造力发生了如此大的跳跃，实现了此前几千年所没能完成的事？又为什么即使到今天还是有的国家富，有的国家穷？财富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问题正是本书想回答的。我想，可以从三个维度来理解财富创造力的变迁。

首先是“深度”。这体现在单位时间所能生产的东西上。比如，原来手工做衬衣，可能要一天多时间才做l件，但现在通过机械化生产，加上流水线式的劳动分工和批量制衣，平均一个制衣工人一天能做50件以上。

原来在南方的粮食、蔬菜生产，一年只能种2季，现在有了温室技术，同一亩地一年甚至可以种20 季蔬菜。鸡蛋、肉类的生产速度也因机械化和现代技术而大大加快。科学技术对生产能力、财富创造能力的推动是以往谈得比较多的话题，这里就不多说了。这方面发展的起始点一般认为在1780年左右，即首先在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

其次是“广度”。一方面是市场地理范围跨地区、跨国界的拓展；另一方面是消费品、工业品种类与空间的扩大。市场地理范围的拓展为什么能提升财富创造力呢？

在湖南的小城镇，一件手工制作的高质量衬衣可能只能卖20元，但是，同样的衬衣在美国卖，可能要卖80美元，相当于500多元人民币。这种差价意味着商机。当中国衬衣可以出口到美国，不仅湖南的裁缝们可以生产更多的衬衣，出口卖到世界各地，而且每件衣服的价钱能够提升到100元甚至更高。

所以，和原来只能制作衣服卖到本地（即市场范围只在本地）相比，现在的市场范围已跨地区、跨国界，同样的东西能卖出更高的价钱，而且销量更大，这当然使中国各地的收入水平、财富创造力大大提升。对美国来说，这也很好，因为原来要花80 美元量身定做的衬衣，现在可能只要花50多美元。

再比如篮球比赛，原来没有电视、电影的时候，不管篮球打得多好，水平多高，也只有在现场的人才能看，才能欣赏，因此每场球赛的价值有限。

现在有了电视，有了全球化的市场，虽然球场上的运动员所要付出的劳动力跟100年前没什么差别，一场球赛也同样是一个多小时，但是，由于美国NBA（美国职业篮球联赛）比赛在全球有几亿，甚至十几亿人同时观看，同样一场球赛的价值远远高于过去。所以，姚明一年的收入可以有1500万美元。

如果没有市场在全球范围内的拓展，这种收入和财富是不可能的。由此我们看到，工业革命使人类生产的“东西量”上升，而市场地理范围的拓展使人类创造的东西的“价值量”上升。

不过，财富创造力的“广度”力量不只是这些，还包括创新所带来的全新收入机会。像电力、石油、汽车、飞机、电话、电脑、电影、电视、报纸，甚至软件和互联网等，这些现代行业都是200年前所没有的，它们的存在和发展不仅增加了财富创造力的“深度”，或说“强度”，而且也开拓出全新的收入领域，使财富的容量发生质变，以至于今天中国GDP的85%以上来自这些现代行业。

最后是“长度”，也就是“时间”维度。这体现在今天的财富和未来的财富之间的距离缩短了。一个半世纪前，在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还没有充分发展之前，一个创业者再成功，不管他是美国的比尔·盖茨，还是中国的李彦宏，他都得一年一年，甚至一代一代地等待着收获自己创业成功的果实。

所以，在原来的世界中，成功的企业家也得等上几代才能成为百万富翁，成为亿万富翁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有了股票市场之后，股票使得创业者可以将未来无限多年的收入预期提前贴现。这样，比尔· 盖茨在二十几岁，李彦宏和江南春在三十几岁，就能把部分未来收入预期以证券的形式卖掉，年纪轻轻就成为拥有数十亿美元的富翁，而不是要等上几十年、几代。

股票和其他金融证券使人们把收入、财富在不同时间之间进行转移配置变为可能，其结果是缩小了过去收入、今天收入和未来收入之间的差别，把未来收入和今天收入之间的距离“长度”缩短了，让预期的未来财富能方便地转变成今天能重新配置的财富。

于是，不仅今天可以拥有的财富大大增加，而且增加了今天的创业资本供给量，使社会今天就能增加投资，这反过来又增加了大家接下来的收入机会和财富创造力。

换言之，现代金融证券市场的发展从根本上加快了实现财富的速度，使未来的财富也能转变成今天的资本，从而增加资本总量，加快资本周转速度。这即是现在亿万富翁这么多，而过去没有亿万富翁的原因之一，是证券资本市场在过去150年的发展使其变得可能。

当然，财富创造力在“深度”、“广度”和“长度”三个维度的发挥，又取决于一国的制度，包括产权保护体系、契约执行体系及保障市场交易安全的其他制度。

虽然一国在这些维度上的水平可以通过模仿在短期内上升很多（即所谓的“后发优势”），但要想长久在这三个维度上都建立优势，有利于市场发展和深化的制度资本不可或缺。各国在这三个维度上的差别是其制度质量的最终反映，也是决定国富国穷的核心维度。

目睹中国和世界财富在近半个世纪的快速增长，我们今天真的很幸运。比这更幸运的是，我们有着比前人更好、更系统的机会认清财富的逻辑。

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今天熟悉的科学技术（“深度”）、全球化（“广度”）和证券制度（“长度”）要么还刚起步，要么还远不成熟，所以，那时的研究者还根本无法想象，更无法看到这三个维度上的深层发展会给人类社会带来何种奇迹，他们更不可能充分理解资本化及资本全球化的终极影响。

【本文内容来自于《金融的逻辑》作者，陈志武。他是华人经济学家，香港大学冯氏基金讲席教授与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原耶鲁大学金融学终身教授，曾获得默顿·米勒奖。专业领域为金融理论、股票、期货和期权市场，以及宏观经济与经济史。2006年，《华尔街电讯》将他评为“中国十大具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他担任学术总顾问的系列纪录片《华尔街》与《货币》，对中国金融文化的发展影响巨大。著有“金融的逻辑”系列、“财富的逻辑”系列、《24堂财富课：与女儿谈创业与创富》等畅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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