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 | 首席人物观,作者 | 克瑞斯,编辑 | 江岳
生活在北京的2189万人口,各有各的悲欢。
同样是阳光明媚的初夏上午,有人在朝阳区房产交易大厅,举着价值千万的红色房产证笑靥如花;有人在肿瘤医院的大厅里,拿着收费条眉头紧锁,思考下一个能开口借钱的对象是谁。
阳光打在他们脸上,照出的阴影从来都不一样。
只有涉及孩子之时,悲欢会变成共鸣,比如,身为父母,看到孩子进步时的欢欣,照顾孩子生病时的焦虑。至少在某一刻,贫穷或者富贵,学历高或低,这些个体差异产生的隔阂,变得不再明显。
养育三胎,算是例外。
在这座拥有24条地铁线路、101家500强企业、近50家大型互联网公司的超级城市里,更被广泛讨论和关注的问题是,年轻人在北京结婚成家的成本有多高?养娃之后的生活变化有多大?——即使在二胎政策已经落实几年的当下,在北京,人们讨论养娃问题时,默认的前置条件,也是养一个孩子。
三胎生育政策提出后,有潮汕博主在视频里笑谈:“潮汕人如果想生三胎,根本不用等政策放开。想生就生了,大不了交钱。”但在北京,从来不是如此。
想要北京养育好三个孩子,需要的远远不只是金钱成本。从2013年到2017年,4年时间,静秋生育了3个孩子。她一度以为,自己强大到可以兼顾生活和事业,然而,第三个孩子的降生,还是让她不得不放弃年入百万的工作,变成全职妈妈。
生活的更多妥协也接踵而至。为了方便照顾孩子,她告别了精致的美甲,需要打理的长卷发,变成了一把就能扎起来的中长直发;为了孩子上学,她从顺义大别墅的女主人,变成了朝阳区的租房者。
以下,是她的自述。
2013年,我28岁。发现怀孕的第一个月,我执行了一个邪恶计划:每到周末就疯狂登山,只盼着有意外发生,能自然流产。
怀孕完全不在我当时的计划里。那会我在一家视频上市公司干到了顶级销售,一年税前100万,内心膨胀又骄傲,觉得不结婚不生孩子也能过得很好,跟男朋友处得也是不慌不急的。
我属于事业心很强的那种。还想先挣1个亿呢,哪有时间生孩子?
但命运有时候会裹挟着你往另一个方向走。发现怀孕后,男朋友就跟我领了证,他比我大7岁,特想要孩子。我的“邪恶计划”也没成功,反而带来了意外结果:执行计划前,我在医院查出的是单胎;计划执行1个月后,再去医院做B超,医生告诉我,是双胞胎。
我有点懵,给闺蜜打电话。我家没有双胞胎基因,她告诉我,这就是命,生吧。
坚持工作到临产前一周,成为我最后的倔强。怀双胞胎没有太影响我的业绩,我保住了顶级销售的光环。生完一个月,我就复工了,孩子交给了月嫂和阿姨,我爸妈也从老家过来帮忙。
我只想一切如常。
结婚之后,我们搬进了顺义的别墅区,每天往返上班100公里,我也不觉得远。走出家门的那一刻,我就被冲业绩的目标激励着,浑身是劲。1个亿,在当时的我看来,并不遥远。
然而,是我想多了。
孩子带来的羁绊,远比我想象的深厚。他们不到半岁的时候,一天晚上,我跟往常一样在公司加班,凌晨1点多,阿姨打来电话,我一接,只听到电话那头哭声一片,阿姨说什么,我完全听不清楚。双胞胎之间会有情绪传染,一个哭了,另一个立马跟着哭,跟比赛似的,谁也停不下来。
那是我第一次为孩子而揪心。我担心她们生病,手头工作也顾不上了,匆匆关上电脑冲到车库,开车狂奔回家。孩子们还在哭,但被抱到我怀里摇一摇,马上就好了。我后来理解,那是她们在情感上需要我,特别在晚上,小动物总是需要妈妈的。
后来,这种情况又出现了多次,加班对我来说,已经不现实了。
到年终,公司顶级销售已经变成了我的未婚女同事。我靠着生娃前积累的一些资源,勉强保留在前列。我不满足,后来赶上公司调整,我主动去了其他部门,每周大概有2-3天需要出差。
为了尽可能多地陪伴孩子,我基本每天赶最早的航班出发,坐最晚的航班回来,能不过夜就不过夜。但,或许是睡眠不足,或许是心里有牵挂,有时候跟客户做推介时,我会突然脑子一片空白,忘了自己接下来要讲什么。
最终我也没能再抢回顶级销售的成绩。我挺失落。
我一度以为孩子大点就好了。2016年,双胞胎上幼儿园了,就在家附近的国际幼儿园,每人每年20万元学费,虽然贵,但我解脱了,终于可以重新撸起袖子去干活,挣我的小目标了。
人类的开心总是短暂的,我又怀孕了。
跟第三个孩子同时到来的,是关于我“要不要辞职”的讨论。
我老公是做生意的,平时也很忙,他提议,挣钱的事情交给他,我只需要负责家庭的运转。这显然不符合我的性格,我拒绝得特别坚定,讨论不了了之,我继续上班。
2017年10月,老三出生了,是个儿子。
休完产假后,我请了两个阿姨,加上我爸妈帮忙,带着3个孩子。我继续回归职场。但这次的感觉,跟上一次全然不同了。当天往返的连轴出差让我很疲惫,曾经的骄傲在业绩的温吞中一点点磨掉,加上对孩子的牵挂,一次深夜回北京的航班上,我情绪接近崩溃,那一刻,我知道,是时候离开了。
我换了一份相对轻松的工作,离家更近,付出的代价是收入减半。坚持到2020年初,疫情来了,我每天在公司担心的事情变成:阿姨今天有没有做好消毒?孩子们会不会感染病毒?
这种感觉太熬人,最终,我选择了离职,成为家庭主妇——跟住在顺义别墅区的大部分妈妈一样。
用老公的话说,“负责家庭运转”,成了我的新工作。研究学校、买学区房,成为我的第一项具体任务。因为疫情,我们之前看上的国际学校实行摇号入学。我觉得摇号没把握,这种学校又不缺钱,花钱打点关系的路子走不通,还不如去城里上好的公立学校。
研究了一个月,我选中了朝阳区的一家学校,还花500万买了套学区房,一居室,我们全家加上阿姨自然住不下,就又在附近租了套300平米的大平层,4间卧室加1个书房,一年租金50万。
刚入住第一天,我们就被楼下的邻居投诉了,说楼上扰民。
我很无奈,孩子们在别墅里住惯了,喜欢爬上爬下,动静很大。我总是紧张地叫他们别闹腾,小点声儿,但他们疯起来就忘了形。我觉得抱歉,总给邻居们送点小礼物,表达歉意。
生了三胎之后,我最大的感觉就是缺觉。这是一份 007×3 的工作,必须学会时间管理。
我现在的日程表大概是这样:
早上6:30起床,简单梳洗,喊双胞胎姐妹起床,收拾,吃早餐;7:30,送她俩到学校,回来叫弟弟起床,同样的流程来一套;8:30,送弟弟去幼儿园;9:00,回家吃早餐,随后开始远程处理“学校事务”。
因为双胞胎性格和发育节奏不太一样,为了避免形成对比,我让她们分读两个班,每个班都有4个跟老师对接的微信群,加上弟弟幼儿园的一个,我一共要盯9个微信群。
担心漏掉消息,我全都置顶了,结果,手机一屏下来还看不完。
我是双胞胎所在班级的家委会成员,两个班都是。这是我主动申请的,还专门写了简历,重点突出我时间充足、精力充沛、身体强壮,会设计、会音乐、统筹协调能力强。老师们看上我做事麻利,录取了我。
不过家委会的工作可不好做,典型的“吃力不讨好”。
就拿前几天的儿童节活动来说吧,学校要举行运动会,我的工作是购买运动服、设计横幅,上午接到任务,中午我就把备选方案发在微信群里,结果有家长嫌贵,后来选了便宜的,又有家长看不上。
最后,我花了两三天时间,才选到大家都接受的选项。下单,收货,我再自己抱上车——那箱子比我都大,我只有80多斤,跑了好几趟才全部运到学校,结果,还是有家长不满意,不肯付钱,最后只好我倒贴了。
白天在学校微信群里,我要协调家长和老师,等孩子们放学了,我又得在家协调姐弟仨。
我每天下午的“协调工作”大概从4点开始。
双胞胎每天15:30 放学,16点多到家,稍作休息,17:00,家教老师开始辅导作业——老师是我花60万一年请的清华学生。19:30,家教结束,吃晚饭、休息,20:00,开始练琴,姐妹俩轮流练习,一人1-2个小时,然后洗澡睡觉。
弟弟的幼儿园放学时间是16:30,为了不让他影响姐姐们学习,我会先带他去附近公园转转,等17:30送去上兴趣班。他现在有6个兴趣班,数学启蒙、机器人、美术、武术、游泳和思维训练,其中,武术班在顺义,每次上完回家,就是晚上9点多。
我想尽可能地给弟弟多报兴趣班,过阵子就要加到8个,其中得包括至少一门乐器。
这是我的教育理念,孩子两岁半之前,就得不断尝试,才可能找到他真正感兴趣的方向,等他们上小学,选几个他们喜欢并能坚持的项目保留就可以了。双胞胎们现在就是各自保留了3个兴趣班。
我很看重对孩子们的教育投资,也有清晰的规划,打算让他们在北京上完小学送出国。所以,我很早就研究了国外学校的招生要求,除了学习成绩,孩子们也需要特长、公益项目等等。
还有学校会考察孩子出游经历。弟弟赶上了疫情,没怎么出国,双胞胎去过的国家已经很多了,比如去芬兰看极光,去非洲大草原看动物迁徙,去南太平洋看大溪地。
孩子确实是行走的碎钞机。
现在只要是假期,我就得带他们出门,三个孩子在家里,实在太闹腾,吵扰邻居,我也受不了。北京大大小小的游乐场我都充了会员,京郊游也经常去,仅仅是住酒店,一晚上就得5000元起步,因为加上阿姨,得开3-4间房才够。
我算过,我们全家因为孩子产生的支出,每年已经接近300万。
我有闺蜜选择不生孩子。
她今年40岁,是一家上市公司高管,没结婚没孩子。如果我没生孩子,可能也会跟她差不多。
她是我做顶级销售时候的同事,我俩当年并肩作战,能搞定很多别人拿不下的项目。
我们都是工作狂,每天加班到凌晨一两点,下班时发现,公司里只剩还在赶项目的程序员,没什么女同事了。那会儿,写代码的程序员同事偶尔会走过来“串门儿”,我都不想理会,觉得浪费时间。
那时候我们都还年轻,爱工作也爱玩儿,凌晨下班后会一起去吃宵夜,那是每天最放松的时光。当时还是男朋友的老公,也没有工作重要。我对冲业绩就像着了魔,他平均每周约我3次,我至少拒绝2次。
孩子改变了我的生活。闺蜜则是一直没时间谈恋爱,单身至今。我们一个向左走一个向右走,现在难得小聚一次,就会感慨“时间真是魔法师”。
为业绩而忙碌的感觉,现在只留在我的梦里了。我常常会梦见同一个场景,我拉着行李箱在机场跑啊跑,眼看着登机时间要结束了,却怎么也跑不到登机口——估计就是生完三胎后的那段时间高频出差,给我留下了紧张的心理阴影。
我们现在唯一的共同点就是都很忙,她忙事业,我忙家庭。生三胎之前,我们曾经约定一个月聚一次,生完三胎,我们一个季度都难得见上一面。
我的朋友里,生三胎的也不算多,大部分是两个孩子。而我了解到的,很多有钱人家生三胎甚至多胎的,是基于商业考虑,为了壮大家族、继承家业。
我现在租房住的这个小区,邻居有一家生了8个孩子,都是儿子。
孩子爸爸是一家企业老总,生儿子是他基于生意布局做出的规划——未来,8个儿子每人会负责一条业务线。他们一家十几口人生活,买下了小区两层楼,总共一千平左右。
在顺义别墅区里,多胎妈妈还是挺常见的,我经常看见有人推着三座婴儿车在小区里遛娃。那些孩子们的成长路线基本相同:从幼儿园开始上国际学校,直升国际小学,到孩子初中或者高中时送出国,父母们期望的学业终点站,往往是常青藤联盟的美国8所高校。
在这些多胎家庭里,多数妈妈只能跟我一样,被迫牺牲事业回归家庭。
当然,也有人主动选择这种生活。
我有个朋友,在北京上大学,毕业就嫁了煤老板,对方结婚前说得很清楚:需要生至少3个孩子。于是,她一步都没踏入过职场,生娃KPI也完成了。
这种事情,就是各有各的选择吧。
三个孩子,也有三个孩子的幸福——今年六一儿童节,三个娃被爸爸带出去活动了,我终于清净了一晚。本来想约闺蜜团出去喝几杯,结果一个也没约出来,她们要么在出差,要么在带娃。
最后,我自己在家点了蜡烛,倒了红酒,不过,怎么也没调出想看的电视节目。家里这样安静的晚上太少,我有点不适应。后来我看到吧台上三张卡片,是孩子们画的自己眼中的妈妈,双胞胎画得很相似,都是妈妈牵着三个宝宝的场景,弟弟呢,画了《小猪佩奇》里猪妈妈的样子。
我把那些卡片拿在手里,突然觉得很幸福。以前总盼着孩子们快点长大,我好解放,重获自由,却忘了从哪天开始,变成了盼着他们长大得慢一些,再慢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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