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吵架”成为上影节主角的背后

文丨跃幕，作者丨庞宏波

又是吵架。

几乎每一年的上影节，“吵架”都成为了必备的环节。只是和往年不同，今年的片单屈指可数，在没有PPT粉饰之后，“吵架”就格外刺耳。在金爵论坛上，于冬再度“发炮”，将矛头指向服务费。尽管此后，两家票务平台和于冬发布了联合声明，但这件事的诡异之处远不止如此。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上影节算是整个产业的风向标。矛盾指向哪里，体现的是整个产业焦虑在哪里。虽然于冬的发炮满足了大家对于上影节“大尺度”的期待，但诡异的发炮实际上揭开了整个行业藏不住的焦虑“新衣”。

“大家好，在第一届资本与影视大会上，在这里也做过一次发言。后来效果不太好，因为我当时说一句话，我说最坏的时候还没有来，没有想到自从那一次演讲过后，中国影视界就直线下落。”

这是赛富亚洲投资基金创始管理合伙人阎焱今年的“开场白”。2018年，在同一块场地上，在王长田发言过后，阎焱的“最差的时候还没有来”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以至于当时这场论坛的新闻稿都出现了严重“延迟”。

而那一年的背景，绝大多数人都非常清楚。在税务风波下那一年的上影节有着明显的“低气压”。但让人没想到的是，从那一年的上影节开始，整个影视行业经历了长达三年的“绝命至暗时刻”。

如果说去年的上影节，整个产业还带着复工“解冻”的信心，今年的上影节，焦虑远远大于信心。

2020年，疫情给全球电影市场带来了超过200亿美金的直接损失。尽管中国电影市场超过了北美，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单体市场。但是在一个特殊的竞争环境和长远的竞争趋势里，中国电影市场实际上还有非常多的问题需要解决。

藏不住的焦虑和行业长期低迷的前行，这就是“吵架”或者说所谓“大尺度”背后更重要的东西所在。

1、冲突

金爵论坛的争议，本质上是线上和线下发行的话语权之争。

“大家可以拿出手机看看，昨天端午节前一天的票房7500万，去掉服务费是多少？6700多万，有800万是服务费。”

于冬在金爵论坛上的发言瞬间引爆了整个行业的眼球，尤其是今年的金爵论坛的参会名单里阿里影业几年来首次缺席。虽然看似于冬是对票务平台高服务费不满，实际上事实并非只是如此。

在当天的金爵论坛上于冬炮轰服务费过高，提出电影票务平台如今的服务费过高，应控制在5%以内。“如果一张30多块的电影票，现在服务费要3块以上。一天7000万的大盘票房，服务费要占800多万，已经超过了10%。”

对此，光线传媒董事长王长田进行了回应，认为票务平台的服务费构成有三部分，猫眼要将服务费同时分给售票软件和院线方，最终票务平台只拿到其中的三分之一。而随后，猫眼、淘票票、于冬的三方声明实际上佐证了王长田的观点，服务费绝不只是流入票务平台一家的腰包。

但在会场，已经拿下院线牌照并且布局影院的博纳影院董事长于冬声称服务费院线并没有收到过，并且“询问”了坐在旁边的万达电影的总裁曾茂军。曾茂军并没有直面回应，但其也有自己的“炮火方向”。

他聚焦在营销平台的成本越来越高的情况。他表示，平常一部戏的营销成本可能只需要3000万~4000万，但到了春节档，由于各方面的费用都在进行提高，一部影片的营销费用会飙升至2亿。他呼吁，由于目前电影主要的营销平台都掌握在互联网公司手中，行业能否发布规范，对营销费用进行控制。

总结一下两人的发言，就是院线一方认为在当下的市场，互联网票务平台需要行业规范。而一人从服务费的具体运作“盲区”入手，一人从高额营销成本开炮，本质上是一样的。

而作为猫眼曾经最大的股东，光线传媒董事长王长田则将矛头指向了院线的“排片费”，尤其是黄金档期头部影片的“排片费”甚至高达亿元。而参会的于冬和曾茂军，恰恰是院线方的绝对代表。

大佬在同一场论坛如此争锋相对其实是非常罕见的，整个行业也认为当下的电影市场已经过了线上和线下发行方式争高论低的阶段。如今，线上线下发行并存互补成为了行业共识。但是从今年金爵论坛的冲突来看，行业忽略的一个问题在于，当头部影片营销成本高的不堪重负之时，可能双方的矛盾会再度暴露。

2、旋律

内容仍然是绕不开的话题。

就在上影节期间，被寄予厚望的端午档表现的十分挣扎，同体量影片过分扎堆所带来的结果却是票房走势的极度低迷。目前这个阶段，实际上处于整个行业的“疫情后综合症”。由于内容本身吸引力不足，必然会给整个产业上下游负载更大的压力。

具体来看，进口片受制于国外疫情管控的影响导致影片全球档期大乱，在这个整体背景下好莱坞加速了自有流媒体平台的布局，而其余国家优质影片也被Netflix、亚马逊等平台收入囊中。总之，进口片“入网”成为了大趋势，这对于国内电影引进来说面临着极大的难题。

尤其是中国电影市场，目前仍然有四成左右的票房贡献来自于进口片。一旦进口片无法满足供应，起不到调节市场的作用，整个市场的冷热不均就会异常明显。

其次，就国产片而言，去年复工后产业还能消化存货。但存货消化完成后，整个市场由于缺乏足够数量的新片开机，必然会陷入明显片荒。这一点，去年在上影节期间阿里影业总裁李捷就持有相同观点，认为真正的片荒会在今年暑期档体现，事实也恰好如此。

此外，今年又恰逢特殊历史节点，主旋律影片的数量达到了一个顶峰。《1921》将会在近期上映，这部影片也是今年上影节的开幕影片。而博纳影业则在上影节期间官宣了“中国胜利”三部曲，此外中影集团、光线传媒均宣称为了迎接建党一百周年规划了超10部影片陆续入市。

光线传媒董事长王长田表示：“在接下来的五年时间里，电影行业要拍摄50部类似题材的主旋律题材或者主流题材的影片，这些影片需要大量的投资，我自己计算至少需要150亿～200亿元的投资。如果我们不能制作好电影，受到观众的欢迎，这些影片的拍摄将是难以为继。”

所以，如何提升主旋律影片的市场表现，实际上成为了目前整个电影产业的核心任务。对此，腾讯集团副总裁、阅文集团首席执行官、腾讯影业首席执行官程武进行了总结。

认为第一点是要讲究对于历史的尊重，讲究严谨，讲究反映真实；第二点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发挥电影作为影像，作为光影的艺术特点，特别是作为很多包括一大的重要历史事件，其实我们中国每个人都了解，了解这个事件，知道这个人物，但是对于这个人物和当时这个群体的行为、思绪、生活状态、日常中的场景，包括真正背后还有很多关于如何形成的思想，这个其实如何用艺术化的形式、合理的形式，用艺术化的再创作，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第三点则是所有的艺术创作最终都是要靠艺术家、靠个人、靠演员、靠导演、主创整个群体来完成呈现。

主旋律承载整个市场的重任，的确是整个行业的一个挑战。但从《1921》身上实际上也能看到整个行业对于主旋律影片追求创新的思考，对于重大历史题材采用更国际化、更年轻化的方式进行创作；同样博纳影业“中国胜利”三部曲，也突破了前几年“大背景小人物”的主旋律制作“模版”，其中《长津湖》和《无名》也都尝试运用当下类型片视听语言去拍摄具有历史感的主旋律影片。

3、行业

行业需要一个更长线的生存环境。

在金爵论坛上，王长田呼吁电影主管部门应建立一套以“内容创作方为核心”的政策、税收扶持体系，以帮助现存的电影公司走出眼下的收入困境。并且认为，应该提高电影制作与发行在整个票房收入中的分账比例。王长田表示，中国是全世界片方分票房最少的国家，100块票房中，片方能拿到大约38.5块钱，抛去发行费，最后回到内容公司的就32-33块钱，而整个产业链中，内容制作公司却承担了最大的风险。

于冬则表示，去年除武汉地区外，其他各地5%的电影专资仅减免到了8月份，但实际情况是电影公司直到7月份才刚刚复工，相当于仅仅减免了一个月的专资。他在现场呼吁，希望相关电影主管部门能考虑让专资缓交三年，让广大影企休养生息。“不是不交，而是缓交，等大盘冲击1000亿的时候，大家可以交的更多。”

2020年，受疫情大环境的波及，中国电影总票房刚刚突破200亿元，相比2019年的总票房下降了三分之二。尽管中国电影市场跃升成为了世界第一，但是在一个非正常发展态势下这一点应该谨慎乐观。

中国电影市场实际上在2019年就体现出了明显的下游负载过重，微增的票房规模和不断下降的单银幕票房产出和几乎“停滞”的观影人次直接角力，今年再加上片荒的出现就毫无疑问会导致整个下游的过分焦虑。

当然，除了寄希望外力的解压外，整个产业自身也需要修炼内功。今年上影节期间，关于中国电影过度依赖票房已经成为了主流声音。中国电影公司80-90%的收入来自于电影票房，但电影投资成本和营销成本迅速陡增，整个市场也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分化，这都加重了影视公司失败的风险。

所以如何延长电影的“生命线”归根到底还是需要影视公司自己解决。其次，就是在内容上游尽可能打造IP，从而提升整个行业的产业化水准。

在金爵论坛上，程武也表示：“我觉得我们电影行业的同仁们要充分珍惜电影本身这种艺术展现形式的特点，但是我们不要关起门来，不要固步自封，我们要打开这个电影行业的门，和我们的剧集，和我们的动漫，和我们的文学，和我们其他的文化娱乐的形态能够充分地优势互补，联动起来，我觉得这样才能为我们电影行业带来更多的可能性，带来更多好的作品，会带来更多的人才。”

疫情常态化的大趋势之下，全球电影行业想要重回2019都尚需几年的时间。但疫情所带来的变革，包括线上生活方式的常态化、线上消费势力的崛起，都将会对电影这一坚守传统模式的娱乐形式产生重大影响。

吵架，只是焦虑的外在表现。在吵架的背后如何解决问题，才是解决焦虑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