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停摆163天，索赔1200万元，海外艺人经纪代理有多少“坑”？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 | 音乐先声”（ID:nakedmusic），​作者 | 潘琭玙，编辑 | 范志辉

在近期频上热搜的社会实验真人秀《五十公里桃花坞》里，久违露面的赖冠霖因表现十分佛系，没有占据太多镜头与分量，甚至被网友调侃是“张翰的小弟”。

而在6月17日，赖冠霖终于结束了与韩国CUBE娱乐两年的漫长官司，但也只是在解约胜诉的微博简单地发了四个字：感谢所有。

艺人与公司，相爱相杀的关系一直存在。六月末，少女时代前成员郑秀妍Jessica与新湃传媒的纷争上了热搜，起因是网友发现Jessica被列为被执行人。

早在2019年，郑秀妍便曾经因为违反合约而被其中国代理经纪公司新湃传媒与海宁新湃海润索赔20亿韩元（约1200万元人民币）。之后，郑秀妍在中国与韩国的诉讼中三审均以败诉告终，并且向韩国大法院提出了最后一次上诉。

南韩务工艺人的解约事件频出，海外艺人赴华发展也在白纸黑字的法律文件上相见。演艺全球化的浪潮推波助澜了跨国经纪代理这一门生意，纷争与机会并存的同时，钻空子的也大有人在。

所以，跨国经纪代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里面有什么门道？

代理经纪公司与艺人的“相爱相杀”

我们先来梳理郑秀妍与新湃传媒的代理经纪纠纷。

在作为影视公司孵化出《陈情令》这一爆火IP之前，跨国经纪代理是新湃传媒成立之初的核心业务之一。2016年，决定以国际化艺人经纪为主的新湃传媒与寻求转型的老牌娱乐公司海润影视绑定，分别出资250万元占股50%，成立了海宁新湃海润公司。

当年，这家合资公司、新湃传媒与郑秀妍Jessica所属公司Coridel娱乐共同签订了郑秀妍Jessica在中国的代理经纪约，由海宁新湃海润独家代理其在中国大陆的所有活动，并高调宣布推出“新湃海润全球星计划”。

韩国艺人郑秀妍

由此，郑秀妍成为海宁新湃海润发布的“全球星计划”签约的第一位艺人，该计划还定下未来三年内签下15位海外艺人的目标。后来，他们也代理了权志龙、EXO、太阳等韩国艺人的演出业务，为其在全球承办了几十场演唱会。

然而，这一宏大计划还没开始就结束了。2016年，受“限韩令”影响，“全球星计划”被迫 搁浅。此后，新湃传媒调整经纪方向，服务重点转向国内艺人，承办李宇春2018年“流行”演唱会、签约从《创造101》爆红的艺人王菊，在拿下《陈情令》的IP开发项目后，打响了演艺经纪的招牌。

同样的道路，校长王思聪也走过。

2015年，王思聪成立的经纪公司上海香蕉计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香蕉娱乐）与韩国MBK娱乐合作，签下女团T-ARA，代理其中国的一系列活动。紧接着于2016年，香蕉娱乐与韩国娱乐公司Yedang Entertainment签下EXID中国区的代理合约，在这之后，更是直接买下Yedang Entertainment，并更名为Banana Culture。

韩国艺人EXID

代理之后风波不断，同样是遭遇“限韩令”的政策限制，艺人活动受限，即便是立足韩国本土市场的Banana Culture也难以给艺人提供较多的支持。而在香蕉娱乐获得中国区代理情况下， MBK娱乐经常钻空子私下接中国区活动，使得双方合作陷入不快。2017年，香蕉娱乐与MBK解除合约，2020年EXID全员也与Banana Culture解约。香蕉娱乐开始转向国内选秀市场，从林彦俊、尤长靖到傅菁，多次向养成系选秀节目输送练习生。

有趣的是，网易云音乐也曾代理过韩国艺人。在2018年，网易云音乐与韩国男团The Boyz的所属公司Cre.Ker娱乐签订了华语地区的经纪合约，这是网易云音乐首次与K-POP艺人签约本地管理合同。然而几年过后，政策并未松动，The Boyz似乎没有在中国市场激起多大的水花。

海外经纪代理纷争闹得最大的，还是赖冠霖与CUBE娱乐的解约事件。在赖冠霖参加《produce 101第二季》出道之后，与CUBE重新签订了专属合约。此后，在赖冠霖本人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其经纪约中中国区代理的业务经历了4次转让，其作为艺人的演艺收入被链条上的四家公司抽成。层层盘剥下，作为链条底端的艺人本人收入仅剩6.3%。

打官司的两年里，演艺和商业活动几乎停滞，处于事业上升期的赖冠霖被迫消失163天，几乎离开公众视野。在《五十公里桃花坞》里，赖冠霖提到自己的人群恐慌症，以男团出道却难以走上舞台；一份白纸黑字经纪合约背后的漏洞与灰色地带，带给公司的也许只是利益的流失，带给艺人的大概更多是事业前景和身体心理的打击。

图源《五十公里桃花坞》

复盘这些跨国经纪代理的案例之后，到底海外经纪代理是门什么生意？

海外艺人经纪代理是怎么回事？

文化全球化在演艺行业已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互联网的出现、社交媒体的发达更是加速实现了各国的文娱产业与海内外观众的零距离。通过互联网拥有了受众，在此基础之上，艺人与其所属公司希望拓展海外市场的野心增加，其门槛仅剩下本土法律、文化、政治差异的障碍。

目前，艺人的跨国运营形成了两条经营路线。一是资本雄厚的大公司如环球音乐、CAA等，采取的跨国公司模式，即在各个国家设立分公司，利用其全球化资源搭建本土化团队，实现资源互通与运营机制整合。

在2020年腾讯控股牵头的财团完成对环球音乐集团20%股权的收购交易，二者的深度绑定也为其在本土音乐市场拿到了筹码。作为环球音乐旗下在中国势头较盛的海外艺人，Taylor Swift先后曾参加天猫双十一晚会、在天猫国际独家上线周边商品，活跃于国内社交媒体上，甚至在《Lover》发行之后超越李宇春，成为中国史上唱片销售额最高的女歌手。

这背后，自然离不开环球音乐背后的资本与影响力，促成其与相关合作伙伴的合作，相互借力打响品牌价值实现共赢。

Taylor Swift参加2019天猫双十一晚会

此外，便是另一条通过委托本土的经纪公司，全权代理艺人海外业务的海外经纪代理路线，其本质与目前艺人签订经纪约中的“分约”相似。

分约的模式，一是艺人自己与多家经纪公司签订不同性质的合约，比如唱片约、影视约等等；二便是通过艺人的全约经纪公司和某一个在特定演艺领域享有丰富资源的第三方公司签约，通过经纪公司将艺人的某一部分经纪活动让渡给第三方公司全权代理，双方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成，而全约的合约仍然有效。

海外经纪代理便是基于该模式下，全约公司没有资源与能力支持艺人的海外发展时，便会与本土经纪公司签订本地区的代理合约。代理公司一般全权代理艺人海外发展事宜，包括商务资源与演艺活动的联络、宣传、推广、洽商，最后的收益由全约公司、代理公司与艺人三方分成。也因此，艺人经纪合同上也通常会白纸黑字写上：艺人同意公司把合约的权利义务转让给第三方。

在全权代理之外，海外艺人也有只拓展演出业务的需求，没有长期全方位发展的意愿，演出代理便也成为一门生意。

2018年摩登天空便推出了一站式国际艺人预订服务与国际艺人演出代理业务线MIBA（Modernsky International-artist Booking Agency），旨在于为更多的国内音乐项目（如音乐节、专场、演唱会、综艺节目等形式）提供最专业的国际艺人预定，以及大量优质的国际艺人在中国的演出经纪独家代理和宣传推广，独家演出代理艺人包括来自英国的Wolf Alice，来自日本的Yogee New Wave等。

摩登天空推出MIBA业务线

此外，秀动网海外项目主管艾晶创办的Haze Sounds厂牌也推出海外艺人中国区演出代理业务，例如Adora Eye（瑞典）、Al Marc & Sandy（瑞典）、Carnival Kids（英国/挪威）等都与Haze Sounds有长期合作。

跨国造星的浪潮之下，艺人向海外发展的意愿与需求推动了海外代理经纪业务的发展，经纪公司、唱片公司也在各自领域找到适合自己的协作模式。

风险与收益并存，海外艺人经纪代理有多少“坑”？

据2020年艾媒咨询发布的《中国艺人经纪报告》显示，在《偶像练习生》之后中国迎来偶像选秀大潮， 2016年开始经纪公司数量呈现倍数增长，资本纷纷入局，也挤破头想要从中分一杯羹。数据显示，艺人经纪企业最多的时候，在2018年有3631家艺人经纪公司存在，一年内新增企业数量接近1000家。

图源艾媒咨询《2020年中国艺人经纪市场发展现状及典型企业分析报告》

然而，在疫情的突发状况下，以及偶像产业的泡沫破灭，经纪公司又在一年内缩水了2000多家，2020年中国艺人经纪企业数量为1230家。准入门槛低，监管宽松，小作坊式的经纪公司昙花一现，反映出的是中国还未成熟的娱乐经纪体系，艺人经纪行业较为鱼龙混杂。而据音乐先声了解，在目前存续的1000多家经纪公司之中，即便能够提供海外艺人经纪代理业务，也并未有足够的能力承担其风险。

代理海外艺人是风险与收益并存的。无论是与公司的合约还是与艺人的合约，都涉及两国的差异。例如，美国经纪人行业工会条约明确规定了经纪人的中介性质，不可参与制作流程（比如制片），经纪人与代理人、经纪公司与制片公司明确分开，然而国内经纪公司有混业经营的可能性。这样的差异存在，代理合同生效的同时，也可能成为未来薪酬分成、工作安排分工等问题的导火线。

此外，合同中模棱两可的部分，也可能成为未来被钻空子的漏洞。例如MBK娱乐在与香蕉娱乐签订T-ARA在中国区的业务代理之后，仍然在私下对接中国区的活动，然而由于其对接的活动有些为中韩合办，也便也不了了之。

对公司而言，处理海外艺人代理业务中，艺人的政治观点立场有时也可能成为风暴眼。周子瑜事件中，其在综艺节目中的“台独”立场引发大陆网友不满，网友抵制呼声高，JYP的股价也连日暴跌。后续，JYP娱乐发布周子瑜道歉视频，JYP老板朴振荣也同步道歉。比起中国艺人，海外艺人更容易暴露立场观点问题，这也让海外艺人代理多了一些不稳定因素。

另一方面，政策作为不可抗力的瞬息万变，也成为海外艺人代理的风险。“限韩令”的发布，无疑让拥有韩国艺人代理业务的经纪公司陷入僵局，公司与艺人无法达成有效合作。新湃传媒与郑秀妍的官司风波也是在限韩令实施期间，公司利益受损，起诉郑秀妍独占授权费、咨询返还金、未分配收益还有违约金等问题，三审过后，至今还未尘埃落定。

而对艺人而言，无论海外还是国内艺人，都存在霸王条款的可能性。在中国，经纪领域的国家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艺人经纪代理合同并非单一的委托合同性质，而是复合型的合同，艺人通常无权依据《合同法》中所规定的任意解除权解除合同。在此前提及艺人经纪合同上，通常都会出现的条款：艺人同意公司把合约的权利义务转让给第三方。

代理过多位艺人解约诉讼的律师向“娱理”表示，“原始的经纪合约，艺人签字了，就可能被默认为同意公司转让合约可以不用再经过艺人同意。”这是对艺人的不公平。

即便存在这么大的风险，海外艺人仍然挤破头想要进入中国音乐市场，毕竟对于海外艺人而言，中国市场是一块沃土。中国录制音乐市场规模连续三年位于世界第七位，而根据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音乐产业促进工作委员会数据显示，中国数字音乐市场规模在2020年达到710亿元，在腾讯音乐2021年Q1财报数据显示，在线音乐付费用户达到6090万，同比增长42.6%，这都是基本面上的利好消息。

而对于海外艺人来说，中国粉丝的消费能力也是肉眼可见的。豆瓣韩娱组粉丝统计的2020年1-7月发行专辑中，中输销量占比统计排名也可见中国市场的购买力。比如在今年3月，IU李智恩发布的新专辑正规五辑《LILAC》，总销量20万里，“中输”高达15万，占了四分之三。

图源豆瓣韩娱小组

风险、挑战与收益并存。对艺人而言，希望能够获得更大的自主权和完整的知情权；对于公司而言，如何最大化海外艺人在华的利益，同时承担潜在风险。毫无疑问，海外艺人经纪代理能够成为一众经纪公司手中的香饽饽，也是一把双刃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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