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转身不留背影

1

俞敏洪决定请几个“朋友”吃饭，是吃午饭，而不是晚饭。这似乎在昭示，这并不是一顿只谈情怀、风月抑或叙旧的普通饭局。

受到邀请的“朋友”名单证实了这一点。在那个中午，坐在俞敏洪对面的，是他的“企业家朋友”马云、柳传志和郭广昌。当他开门见山地向朋友们讲述了自己当下的处境之后，俞敏洪收获了信任，朋友们对他说：

“如果是真的，你就告诉我们实情，我们帮你一起想办法解决；如果不是真的，也就是你百分之百是诚恳的，那么我们就来买新东方的股票，帮你把股价拉回来。”

俞敏洪报之以肯定和正面的回答，于是，“正式”的话题到此结束，“喝酒”回归到聚餐的主题，推杯换盏，觥筹交错。

那一天的晚上，朋友们的公司就陆续买入了新东方的股票。至于金额，俞敏洪记得是“差不多3亿美元”。

那时的俞敏洪，正面对着新东方上市以来最大的一次危机：市值跌去60%。这让他有濒临绝境之感。

只不过，那时的他并没有想到，大约9年之后，自己将面临更严峻更复杂甚至决定公司命运的一次挑战，新东方市值的80%将在几天内蒸发。

9年前，这一幕是“对手”浑水——一家专门以主要做空中概股公司为收益来源的机构——造就的，但9年之后的这次危机，俞敏洪却“没有对手”，因为造就这一切的，是时代的转身。

9年后，俞敏洪没有反击，因为他不可能与时代作战。

2

在时代转身之前，柳传志和马云，时常会在他人命运的关键时刻出现，一如2012年时的俞敏洪，亦或2015年的程维。

作为后辈的程维，2015年面对的局面与俞敏洪几年前多少有些相似，他们面前都站着一个厉害的对手，前者是做空机构浑水，后者则是共享出行领域的世界级企业UBER。那一年，UBER来势汹汹，手持以十亿为单位的美元，誓要与滴滴在中国决一死战。

出生于1983年的程维，此前的职业生涯可以说是顺风顺水，在阿里任职时也曾遇到过挑战，但都是业务层面的。UBER攻势如山，他不得不向外寻求支持。这种支持，不仅是资金层面的，还包括精神与战略的层面。和前辈企业家俞敏洪的选择相近，他去找了柳传志、马云，还有马化腾。希望能够从他们那里得到精神层面的支持与指教。此时，对于程维来说，这和足够的资本弹药一样重要。

程维拜会了柳传志，讲出了自己的担忧，柳传志告诉他：必须要发挥本土的优势，游击战，拖住对方。

程维向马云征求建议，谈了一些自己关于打法的设想，马云告诉他：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你拖它两年，它自己会出问题的。

程维也去找了马化腾，腾讯是滴滴最早的“大金主”。马化腾告诉他：要正面拉开架势，歼灭他。

一场旷日持久的出行大战后，滴滴“吃”下了UBER的中国区业务，新型出行平台由此一统江湖。程维在后来回顾这一切时，曾向身边人以“结硬寨，打呆仗”总结。熟悉柳传志的人都会清楚，这六个字，柳传志时常挂在嘴边。

6年之后，程维和滴滴遭遇了更大的一次危机，但也与俞敏洪一样，这一次的危机没有对手，比俞敏洪打仗更彪悍的程维，也同样无法和时代作战。

3

没有人可以和造就自己的人作战，而时代，恰恰就是俞敏洪、程维们的“造物主”。

在离职创业创办滴滴之前，程维任支付宝副总经理。这决定了他时常要奔走于杭州和北京两地之间。那时的杭州，是出了名的“打车难”的城市，江南多雨，在雨天赶着时间开会，就是更大的考验。有一次程维雨天赶会，边走边招手地叫车，走了6公里，淋成了落汤鸡，到达会议现场时，会已经开完了。

军纪严明的阿里巴巴，对于开会迟到、缺席者的惩罚，程维体会到了。但是，这也让他发现了一个庞大的，刚性的，但供给十分不足的市场——出行。尽管在更大意义上，这主要应是一个公共服务发挥作用的领域，但，这就是那个时代。

时代把这个机会留给了程维，多年之前，也把同样的机会留给了俞敏洪。在“办班”之初，俞敏洪经常会有意外的惊喜，一个班开班的时候，是20多个学生，到结课的时候，就变成了40多个学生，他无需费力去做更多的推广，人际的口碑传播，便已经让他能够源源不断地获得学生，这让多年之后，动辄上百元获客成本的在线教育，唏嘘不已。

教育与出行，这两个需求巨大，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中，供给尤其是优质供给却十分稀缺的市场，时代把机会留给了俞敏洪、程维这样的人。在前前后后20多年的时间中，为了弥补医疗、教育、住房、出行等为代表的“公共产品或服务领域”的供给不足，中国有意无意地选择了一个商业化产业化满足供给的路径，从而一举造就了诸多巨头企业。

实事求是地说，俞敏洪、程维，都是“公共产品和服务商品化”的受益者，时代，就是这么造就他们的。

4

在分食时代红利的路上，俞敏洪和程维们都会遇到一个绕不过去的“贵人”，那就是——资本，它一体两面，温柔却不乏凶恶。

俞敏洪第一次认识到资本对庞大教育市场的价值认知，是在2003年。那时的新东方，尽管处在各种量级的内耗之中，但时代红利仍然拉动着新东方的复合式增长。出于规范化运作公司的目的，俞敏洪和新东方决定引入外部投资人。

一家山东的证券公司几经谈判进入实操阶段。在那个货币尚不泛滥的年代，这个外部投资人一下就给出了10亿元的估值，这简直令2003年的俞敏洪惊为天人。这家山东证券公司以1亿元的价格持有当时新东方10%的股份。就在俞敏洪的惊愕还没有消化的时候，1亿元已经打入到新东方的账户上，如此进度，又让俞敏洪吃了一惊。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眼中的教育需求，和资本眼中的教育市场，完全是两个量级，两个概念。要知道，那是2003年。

直到十几年后，叠加互联网的力量，在资本的助推之下，原本是公共产品和服务属性的教育，其需求扭曲式的扩大，一批教育培训公司成为追捧的翘楚，裹挟种种社会情绪之后，终于酿成了一场巨大的风暴。然而，资本对于这种公共服务及其对应需求的“催收”，其实早有端倪，从始至终，资本的本质，并没有变化。

这家山东证券公司急于将新东方装入一个壳公司，并告诉俞敏洪，这叫借壳上市。出于种种考虑，俞敏洪对此并不感冒，双方僵持未果。此时，俞敏洪方才发现，原来，这家证券公司早已“埋伏”在这家借壳标的公司当中，一旦新东方装入成功，这家证券公司毫无疑问，将赚得盆满钵满，而这家证券公司投资给新东方的1亿元，实际上是银行贷款。

这是俞敏洪第一次看到资本运作的逻辑：他们不关心新东方的业务，也不关心产品、服务，他们只关心尽快完成借壳，他们提前买入的壳公司股票和投资给新东方的资金，都可以套现获利。俞敏洪最终还是拒绝了这种“玩法儿”。

但是，他仍然没能躲过资本。

5

资本并非对公共产品和服务有独特的偏爱，而是看中了这种公共产品背后巨大的市场规模以及源源不断的刚性需求。程维的滴滴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当市场需求为刚性无可取代时，谁掌握了供给、优化了供给，谁就可以占有市场，及至垄断市场，并从中获益。

在很长时间里，高盛的精英们似乎忽视了一个身边人的消失，柳青，柳传志的女儿。

柳青消失在高盛的人潮之前半年，在北京的数字山谷——那是一栋位于北京上地的中关村软件园中的一栋低矮建筑——她与程维见了第三次面。席间，柳青提出，高盛投资滴滴，但心有盘算的程维拒绝了，就像他早年间踌躇是否要选边站队接受腾讯的投资一样，这是第三次拒绝。

柳青开了一个玩笑：“不让我投，是不是想让我给你打工？好吧，我把我自己投进来吧，我给你打工吧。”在开这个玩笑之前，也就是最初认识程维时，柳青充分展现了资本的价值判断，她向程维提出，希望能够撮合程维的滴滴和吕传伟的快的合并，而后高盛以“很好的价格和适当的身份”投进来。那时，柳青和阿里、腾讯两方的关系都非常密切，而阿里和腾讯分别是站在快的和滴滴背后的金主。

资本喜欢大市场，更喜欢催生甚至构造一个大市场中占有足够市场占有率的大企业，后来，这种企业，被叫做“平台”。2013年，在柳青的撮合下，“滴滴”和“快滴”在杭州机场见了一面，两方谈及了合并的问题，但是，话不投机，谈判没能继续。

但程维把柳青的玩笑话当了真，几经交手之后，在一趟和程维一起前往青藏高原的路上，柳青做了最终的决定，加入滴滴。

程维得到的不仅仅是一位干将，还包括柳青在2014年末的三个星期中，就搞定了7亿美元的融资，这成为此后烧钱大战中，滴滴重要的一部分粮草。这既是柳青的能力，更是资本的嗜好：

资本喜欢大市场，而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领域，恰恰足够“大”了，还供给不足。

在投资人那里，有一句当时颇为流行的谚语：

西方国家民众的补贴是政府给予的，中国民众的补贴很大一部分是互联网公司给予的。

6

与程维柳青的故事多少有些类似，尽管时间上要更早，俞敏洪的第一笔“国际资金”，也是一位女性朋友带来的。她叫陈小红，大名鼎鼎的TIGE GOAL（老虎基金）的中国区总代。陈小红在北大是学历史的，她和俞敏洪不仅仅是校友，还是师生。陈小红上大学时，公共英语课是俞敏洪教的。

后来，俞敏洪把老虎基金的引入，视为新东方前往美国上市的前奏曲。只不过，作为一个办教育的企业，能不能到美国的资本市场上市，能不能拿美国资本的钱，刚刚经历了一番殊死内部权力斗争的俞敏洪，心里也没底。

当时的国内，有着很强的反对教育产业化的声音和情绪，这种认知特别存在于不少主管部门当中。俞敏洪曾经和身边人描述过他的担心，因为当时尚未有中国的教育企业在美国上市，以新东方当时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一旦上市，就会成为教育产业化的典型代表。身经百战的俞敏洪知道，那很可能意味着种种约束甚至直接处罚。

有着这种担心的俞敏洪，就去有关部门请示。他正式非正式地与教育有关主管部门沟通，询问他们对新东方赴美上市的看法。得到的回答是：“我们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情，所以也不知道你去美国上市到底是不是符合相关政策，你只能自己判断，我们既不能鼓励，也不能反对，所以，你只能自己去想。”

在另一些更关键的部门那里，俞敏洪得到了“可以尝试一下”的答复，但他还听到了一句追加的回答：我们不能给你做出任何承诺，因为教育和商业毕竟是两个领域。

如今回看，不管是俞敏洪本人，还是主管部门有关人士，对于教育——这个本应是公共产品和服务唱主角——领域的商业化和资本化，其实都保持着某种微妙的“戒心”，而这一切，似乎也是多年之后酿成一场风暴的“伏笔”。

俞敏洪矛盾了许久，但是，国家对境外上市相关监管政策的出台，让那时的俞敏洪决定抢跑上市，于是，俞敏洪和新东方更早地去往了美国资本市场，在那里，新东方福祸相依，直到2021年。

7

艰难之时，无论是俞敏洪还是程维，都会想到要找柳传志。这位中国企业家群体中拥有崇高地位的人物，说过很多引经据典的话语，而他的女儿柳青最熟悉的那句应该是：不做改革的牺牲者。

自始至终，程维、滴滴与政府监管都处在一种微妙的状态下，“合规”成为滴滴一个不愿提及的痛处，尽管本质上它以资本和商业的力量，丰富了出行这一庞大公共领域的供给渠道。但是，柳青清楚，滴滴处在“新旧制度犬牙交错的华景中，滴滴必须创新，但又不能与各方对抗。”。

几位曾经和柳青有过接触的地方官员都记得，柳青会和他们提及，未来会推出滴滴指数，有很多城市的大数据，并将与政府部门一起策划未来整个大城市的交通布局。然而，恰恰是这些数据，多年之后，成为触发滴滴危机的所在。命运玩笑，一语成谶。

尽管总是以创新来粉饰自身业务与现行监管之间的微妙博弈，但是，即便有庞大资本的加持，滴滴仍难以绕过合规这个敏感地带。程维和柳青也并非是在2021年夏天才体会到这一点，在此之前，滴滴曾筹划到香港上市，但是，香港联交所和监管部门对于上市业务合规有着比美国更严格的要求。

根据联交所和香港监管部门的规定，如果公司的某项业务收入违反重要规则及条例，比如 “没有获得对核心业务有关键意义的许可证”，该公司需提示风险和及时整改。程维和柳青应该都清楚滴滴自身的情况，比如，直到2021年6月，滴滴都还没有拿到网络预约出租车的经营许可证。按照香港的监管，这些都会成为滴滴和程维柳青们的麻烦。

但是，资本对庞大市场的追逐，无法等待“完全的合规”。程维曾经回忆过自己一次“半梦半醒”之间的自我问答，程维问镜子中一个扮上了大胡子的少年：“你知道出租车行业其实是非常封闭的，市场规律很多都是适用，我担心过不了政府那一关。”

镜子中的大胡子少年则回答程维，“政府也会根据市场调整，尊重市场规律，相信我，你们是可以合作前进的”。

据说，这是程维拿到金沙江朱啸虎200万美元投资之后在办公室的沙发上进入的梦境，现在，程维还记得自己和这个镜中大胡子少年的对话吗？

8

俞敏洪曾经说，“很少有资本家愿意跟企业一同共生死”。他着实感受到了，资本对于教育规律本身的扭曲。

上市之后，新东方的营收规模经历了一个阶段的快速扩大，股价也一路上行。但是，俞敏洪在看财务报表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一些分校的收入比上一年度增长70%~80%，甚至100%，但是，第二年却突然不增长了，有的甚至开始迅速下滑。这对于“办教育”的俞敏洪和新东方而言，是一个非常棘手和重大的问题。

资本没有俞敏洪办教育的耐性，上市公司业绩的要求，扭曲了新东方的考核机制，在这个考核机制中，只有收入和利润两个指标。于是，最简单的增加收入的方式，就是多开校区，多收学生，多卖高价产品，甚至是预收款的产品；而最简单的增加利润的方式，就是压低成本，而这一点最简便的做法，就是降低教师收入，压低人力资源成本。这些资本追求的，让新东方和俞敏洪开始面对寅吃卯粮、品牌折损的境地，而用户最终会选择用脚投票，离开没有好老师，教育质量下降的新东方。

俞敏洪意识到，资本这种“收割”的心态，与教育本身的规律是违背的。他立即进行纠正。他写了一封公开信，题为《坚持做正确的事情和正确地做事情》，在此之后，新东方有所调整与收获。但是，资本助推之下的教育，此时已经迎来了一个“大时代”，这个时代在短暂地到达巅峰之后，迅疾滑落，一时间，“哀鸿遍野”，却不失为对资本扭曲教育本质规律的一次纠偏与纠正。

俞敏洪当然也享受到了资本方法的红利。例如，他利用浑水做空新东方导致的股价低潮，解决了核心团队的股权激励问题。他出面向“企业家朋友”牛根生借了美元，再借给希望进行股权激励的团队成员，在股价更低的时候，以很低的成本完成了股权激励，稳定了队伍与人心。

在这个时候，俞敏洪不仅仅只像是一个“干教育”的，他有他精明的商人一面。

9

秋风起于清萍之末。

当俞敏洪公开“痛斥”民营医院不应把医疗当做生意之后，他可能忽视了其后开始的“药品带量采购”真正的信号意义。很多企业家可能都忽视了，那便是对公共产品和服务领域过度商品化、资本化纠偏的开始，此后，“房住不炒”、“双减政策”等大政方针接踵而至，分享公共产品商品化、资本化的时代，自此，徐徐降下大幕。

程维似乎已经嗅到了某种危险的信号。因此，滴滴的赴美上市处理得异常低调。4月之时，滴滴决定采用秘密交表的方式，启动在美国上市的程序。而在选择了6月30日这个上市日期的同时，滴滴还取消了上市敲钟的环节——这本是昭示成功的一种仪式。滴滴的多个大块头投资人还接到了程维或者高管团队的请求，请投资人们不要接受媒体采访。

然而，程维团队以及背后的投资人们，并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在拿到金沙江投资的那天夜里，半梦半醒间，程维结束了和镜子中那个大胡子少年的提问与回答，那个大胡子少年说：“打车只是起点……十年之内，现实世界的交通肯定会大变样，你有机会赶上这波潮流，放手去做吧。”于是程维问了最后一个问题：“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吗？”大胡子少年回答程维说：“你说呢？”

俞敏洪在朋友圈怒斥“新东方组织邮轮公海开培训”的虚假消息。他在朋友圈里写道：你对新东方是有多恨，才能在这种艰难时刻落井下石？你特么还有一点人性吗？

他的激动和情绪化是有道理的。他知道，与浑水做空的危机不同，这一次，他所经历的危机没有对手，作为一个被时代造就的商人，他无法和时代交手，抑或作战。

无论是俞敏洪，还是程维，这一次都无法再从柳传志、马云、郭广昌、马化腾那里得到答案或者支持了，因为，时代也是他们的造物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