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力“全面小康”，共同富裕之路将揭开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篇章

钛媒体 App 2021-10-02 10:15 抢发第一评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 | 于见专栏，编辑 | 于斌

共同富裕不是无差别的平均富裕，当我们实现了共同富裕之时，城乡之间、地域之间、家庭之间、个人之间，仍然会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只不过这种差别是在合理的、可控的范围之内。

充分借鉴他山之石，雕琢共同富裕之玉

如何尽量缩小贫富差距，是目前世界各国都面临的共同难题，目前全球的贫富分化问题在逐年加剧，根据瑞士信贷《全球财富报告2021》的数据，2020年全球12.2％的人口拥有84.9％的财富，并且这个分化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

我国在这方面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9年20％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家庭，其收入是最低的20％家庭的10倍以上，2019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的2.64倍，东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西部地区的1.39倍。

基尼系数也是衡量收入差距的常用标准，我国的基尼系数总的来说，一直是处于上升的态势，如在1995年是0.389，2019年增加到0.465，明显高于0.4的国际警戒线，排名在世界上也是较为靠前的，这说明我国国民的收入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从民众的主观感受来看，去年改革民意问卷调查数据显示，民众中认为现在国内收入差距比较大的和非常大的，加起来一共占了总受访人数的八成以上。

这方面日本的经验可以供我们借鉴参考，日本自二战到现在，经历了经济的高速发展，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如今仍处于失落的后泡沫时代，但这70多年的时间里，日本的贫富差距一直维持在一个相对正常的范围之内，即使是现在，据说日本的中产阶级也仍然有1亿人。

其主要做法就是重视以税收为基础的二次分配制度，运用完备且有效的税收调节手段和转移支付机制，成功地将收入从富裕阶层向低工资群体转移，从而有效地缩小了国民间的收入差距，避免了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产生出较大的贫富落差。

日本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为5％至45％不等，收入越高，缴税越多，如果年收入超过了4000万日元，那么超出的这部分，税率最高可达45％。

对于富裕阶层持有的各类资产，日本也建立了完善的税收机制来调节，如存款利息、股票及债券收益，要缴纳20％的收益税，持有的土地和房产要缴纳1.4％的房地产税。

遗产税是调节财富的杀手锏，其税率高达55％，而免税额仅有4200万日元，面对如此高的税率，如果子孙不努力，那么富不过三代，在日本是大概率的事情。即使是外国人，如果在日本居住7年以上，想要继承海外的遗产，也不能幸免，同样得缴纳遗产税。

为了防止富人通过赠与的方式逃税，日本还有税率不低的赠与税，如果一个人想把财富送给子女亲朋，一年的赠与总金额高于200万日元，需要缴纳10％的赠与税，若高于3000万日元，税率则陡增至50％。

在向富裕阶层收税的同时，政府也通过各种有效的转移支付手段，向低收入群体提供基本的生活、医疗、教育、住房等补贴，以实现财富重新分配的目的。

通过基尼系数，我们可以看出税收调节的有效性，根据厚生省2017年的数据，家庭初次分配（包括各种工资财产收入）时的基尼系数为0.5594，经过税收和转移支付调节以后，基尼系数降为0.3712，降幅达到了三分之一，这说明这种方法是行之有效的。

推进共同富裕，普惠全体人民

近几年，我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转为高质量发展，人们的收入在持续增长，从2016年至2019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6.5%，到2020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达到了32189元。

从现有的各种公开数据来看，我囯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已经分别从1978年的57.5%和67.7%，大幅下降到现在的29.2%和32.7%，考虑到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成就，非常地来之不易。

传统的市场经济按照效率原则，根据每个人在劳动中的角色、位置与贡献，对财富和收入进行分配，这种分配方式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打破了平均主义，解放了生产力，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

但是它也不可避免地会使劳动者之间产生收入差距，如果不进行合理的调节，最后会加剧这种差距，使财富的分配出现比较严重的两极分化，从长远来看，这会影响到社会的进步与国家的繁荣。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我们还应当看到，目前我国尚处于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仍存在着区域经济不平衡、总体建设不充分的问题，尤其是是农村与城市低收入群体仍然是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任务是任重而道远。

如果不重视这个问题，那么在优先加快经济发展效率的前提下，社会的贫富差距会呈扩大的趋势，家庭的收入不够又会反过来导致需求不足，致使经济增长缺乏内需的后劲，同时分配不平等带来的机会不平等，甚至可能会引发更多的社会矛盾，所以共同富裕是时代的需要、人民的需求，是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中等收入群体是市场消费的主力军，也是构建经济内循环的重要力量，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正在逐年迅速扩大，已从2010年的1亿多人增加到了2019年的4亿多人。

但要看到，我国低收入群体的规模也是比较大的，如何采取有效措施来逐步增加他们的劳动报酬，实现其实际收入与精神层面的全方位富裕，将是下一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步骤。

作为城乡区域发展最均衡、民众普遍富裕的东部强省，浙江省去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6万多元，是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近2倍，不仅城乡人均收入多年排名全国首位，而且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在全国也是最低的。

浙江省也是国内第一个探索推进共同富裕的开路先锋和示范区，今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了《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为浙江省的共同富裕探索之路指明了方向。

《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年）》则进一步细化了相应的标准，提出到2025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3万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7.5万元，年可支配收入在10万-50万元的家庭要占家庭总数的80%，省内地区之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最高最低倍差要缩小到1.55以内，

既要做大蛋糕，又要分好蛋糕

我国已经实现了脱贫攻坚的艰巨任务，初步解决了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的贫困问题，全国有800多个贫困县和12万多个贫困村摆脱了贫困，这为实现全民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于见专栏」认为，共同富裕不是平均分配财富，更不是劫富济贫，而是在保证经济与国民收入同步增长的前提下，基于公正的社会理念，运用适度的法律、政策、行政等手段，来有序调节现有的市场机制与收入分配模式，使之相对以往更加公平与合理，从而实现不同社会群体均能共同富裕的最终目的。

一方面通过不断完善合理的工资增长机制、帮扶机制、收入分配协调机制，充分发挥社保、税收、转移支付等多种政策手段的作用，合理调节高收入，努力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人数规模，使劳动者收入与国民经济同步增长，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渐缩小，最终形成共同享有、共同富裕的合理分配格局。

具体来说，可以通过三次分配来达到目的，第一次是按照市场和效率来分配，也就是担负不同角色的劳动者获得不同的收入与报酬，未来需要做好的是继续稳增长、稳经济、促发展，通过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确保中低收入群体的财富稳定增值。

第二次是通过税收和再分配机制来平衡收入差距，如企业应缴纳的各种税款、个人所得税等，把钱收上来，再通过养老、教育、医疗、转移支付、公共服务等项目把钱分配给地方，尤其是经济实力相对较弱的地区，会得到更多的资源倾斜。

目前针对个人财富的税收措施与办法很少，以后可以借鉴一下国外的经验做法，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出台或完善与财产相关的税收政策，如房地产税、遗产税、赠与税等，尽量发挥税收的调节杠杆作用，以实现更合理的财富再分配目标。

第三次是以捐赠等方式进行的分配调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了要“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的要求，目前国内的捐赠资金呈逐年递增的趋势，捐赠款项中有六成来自企业捐助，捐款中的七成由基金会及慈善机构负责管理和发放。

捐赠目的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教育、扶贫、医疗等领域，这其中给教育的捐赠金额占了约三成，由于第三次分配是基于自愿原则，所以在税收政策上给予适当的鼓励是很有必要的，例如捐赠可享受适当的税收减免或优惠政策，这样可以形成富裕群体自愿进行捐赠的良好社会风气。

另一方面要始终坚持高质量均衡发展的目标，用数字经济和新兴科技助力产业的全面跨越式发展，通过深化改革和产业振兴，大力扶持中小企业，把资源的蛋糕做大，也就能提供更多高质量的就业机会，来吸引更多的低收入群体就业，进而带来更多的就业收入，从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

在不久前结束的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与会者围绕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就如何使用数字技术加速推进产业升级、帮扶中小企业、振兴乡村经济等方面内容，进行了热烈地讨论与交流。

阿里、美团、腾讯、拼多多等企业先后宣布了助力共同富裕的行动规划，计划投入资金合计1800多亿元，以及提供相应的技术人才支持与资源流量扶持。

共同富裕既有物质层面，也包含精神生活，不能只是物质上富裕，精神上空虚也不行，所以推动共同富裕既要在收入分配上想办法，也要围绕民众生活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来做文章，努力提升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环境生态等公共福利建设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