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旋律电影、剧集，都喜欢“拼盘导演”了？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 | 镜像娱乐，作者丨栗子酒，编辑丨李芊雪

赶在十一国庆节之前，献礼剧《功勋》播出了。

该剧由周迅、黄晓明、黄志忠、雷佳音等主演，聚焦袁隆平、屠呦呦、申纪兰、黄旭华等八位“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的真实故事，尝试透过不同领域取得卓越成就的功勋人物，折射历史发展的时代轨迹。截至目前，《功勋》的全网热度持续走高，豆瓣评分更是达到9分的高度。

值得注意的是，《功勋》采取单元剧的模式，每个人物都独立成片。在这样的模式限定下，该剧集结了郑晓龙、沈严、林楠、杨文军、毛卫宁、康洪雷、阎建钢、杨阳8位业界头部导演，且各位导演都带着自己的制作班底和创作团队。

因此，从创作模式上看，这是典型的“拼盘导演”作品。在此之前，从电影市场“我和我的”系列票房高起，到剧集市场《在一起》《理想照耀中国》等拿下豆瓣超8分的口碑，再到如今，正上映的《长津湖》《我和我的父辈》两部影片领跑国庆档，截至目前，票房分别达到24亿、8亿，豆瓣评分也都在7分以上。显然，业内的“拼盘导演”热潮正愈演愈烈。

从电影到电视剧

“拼盘导演”形成热潮之势，是从电影市场开始的。

2019年国庆档，由陈凯歌、张一白、管虎、薛晓璐、徐峥、宁浩、文牧野7位导演“拼盘”执导的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上映，票房一路飙升到31亿以上，位列年度票房榜第4位。商业价值爆发让市场看到更多可能性，相似的影片布局也进入爆发期。

2020年，虽然受到疫情影响，但同样由7位导演“拼盘”执导的《我和我的家乡》上映后，再度斩获28亿票房。后来，在《我和我的家乡》余热过后，《金刚川》接档上映，该片集结管虎、郭帆、路阳、田羽生4位导演，票房最终突破11亿。需要了解的是，整个2020年，只有4部影片票房破10亿，而“拼盘导演”的影片就占到一半。

如今，除了《我和我的父辈》《长津湖》仍是“拼盘”导演作品之外，进入创作期的还有《勇敢的你》《世间有她》《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七人乐队》等，“拼盘导演”的创作模式正变得越来越普遍。

渐渐地，这股风潮也开始在剧集市场蔓延开来。除了《功勋》以“拼盘导演”的模式面世之外，此前播出的献礼片《理想照耀中国》，背后的导演达到16位之多。而在去年疫情爆发之后，引发热议的抗疫剧《在一起》，也邀请到张黎、沈严、滕华涛、曹盾等14位导演“拼盘”执导。此外，《我们的新时代》《石头开花》《约定》《最美逆行者》等剧，都在“拼盘导演”模式下迅速走向市场。

在这股风潮背后，无论电影还是剧集，“拼盘导演”作品最直接的优势在于，实现导演知名度和相关演员热度叠加，即提升掀起市场热潮的概率。且对于目前尝试更多的单元式“拼盘”来说，只要其中一两个单元口碑爆发，就能带动整部影视作品的口碑上扬，实现某种程度的“瑕疵掩盖”。

更重要的，对剧集市场来说，“拼盘导演”作品目前更多的是短片合集的形式。而在当下，短视频重塑市场观剧习惯，短剧渐渐成为新发展趋势，“短片合集”实际上更契合市场需求。而在“拼盘导演”形成热潮之前，单元剧、短剧在各大视频平台也都有尝试，这样的土壤可能会使得“拼盘导演”模式在剧集市场迎来更集中的爆发。

疫情压力+献礼催化

事实上，“拼盘导演”的模式并不是在近几年才出现。

早在1962年，菲利普·德·布罗卡、雅克·德米、罗杰·瓦迪姆等9位法国导演，合拍了一部电影《七宗罪》，可以视为“拼盘导演”模式的早期尝试。

但是，这一模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大范围铺开，也很难去验证“拼盘导演”的商业回报究竟如何。背后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集结多位导演不仅成本高，分工协调、风格统一等都是难题，“拼盘导演”作品大多都是“偶发性事件”。

就一些内地导演来说，如张艺谋参与执导的《卢米埃尔与四十大导》、陈凯歌的《十分钟年华老去》、姜文的《纽约，我爱你》等，都是国际“拼盘导演”作品，但是，这些作品比电影本身更具吸引力的，是背后所承载的对导演国际地位的肯定，因此从创作层面而言难以持续。

相比之下，对当下发展趋势影响更大的或许是港台地区的早期尝试。上世纪八十年代，台湾地区一部《光阴的故事》引发不小的反响，该片由张毅、柯一正、杨德昌、陶德辰4位导演“拼盘”执导，尝试透过4个人物成长，折射台湾30年的社会形态变迁。

而在2003年，香港聚焦“非典”事件拍摄《1:99电影行动》，该片邀请到15位导演，周星驰、徐克、林超贤、陈可辛等大导均在其列。

某种程度上，从《光阴的故事》到《1:99电影行动》，这两部电影的内容指向，与当下内地的“拼盘导演”电影非常相似，即着重于“主旋律”和抗疫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或社会事件。但在当时，由于这两类题材的受众土壤还没有完全培育好，受“大环境”的影响，“拼盘导演”作品在内地走了一段“弯路”。

2005年至2016年，因爱情片持续涌现高票房作品，“拼盘导演”模式也开始尝试这一方向。但据镜像娱乐统计，这一期间，相关影片甚至没有一部票房过亿。尤其是在2016年，集结张一白、管虎、张猛、滕华涛、高群书5位导演打造的《奔爱》，票房止步于5000万以下，市场对此信心大减。

但与此同时，《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战狼2》等主旋律影片逐渐找到新时代的叙事方式。90后、00后逐渐成为电影主力消费人群，民族自信、文化自信的大潮需要更多立足点。而最终引爆这一模式的，则是献礼的整体氛围和突如其来的疫情。

首先，这两个主题都非常大，抛开资本驱动，单从社会价值层面考虑就足以调动国内头部大导迅速集结。其次，在行业进入极端困境期，又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出可靠的作品，“拼盘导演”几乎是无二的选择。“我和我的”系列、《金刚川》《长津湖》等相关作品从筹备到上映，都普遍低于行业两年的平均创作周期。而到后来，这些作品的商业价值显现出来，也加速了更多入局者参与其中。

但是，也是在这样的发展环境下，当下“拼盘导演”的题材、模式非常集中，且对献礼、疫情的大环境相对依赖。因此，在行业创作跳出这种局限之前，还不能被认为“拼盘导演”是一种可持续推进、持续创新的发展模式。

资本信任的迁徙

从资本层面来说，电影行业目前的整体发展态势是，单片票房上限不断被刷新。截至目前，国内已经诞生3部票房超50亿的作品，而这也将在无形中抬高投资方的市场预期。一般而言，在合理的市场承载力评估下，资本方对一部影片的投入，与其票房预期直接挂钩。这意味着，未来资方投资将进一步上涨，相应承担的风险也就越大。

也是因此，头部影片背后的资本方越来越多，本质上即是为了风险均摊、收益共享，而影视寒冬和疫情加速了这一进程，“拼盘导演”则承接着这一趋势。

例如，《我和我的祖国》背后，出品公司多达51家，宁浩的坏猴子、徐峥的真乐道也在联合出品方之中，而他们也参与了影片执导。而到了《我和我的家乡》，参与出品的公司也达到45家。其中，除了上述两家公司之外，阎非、彭大魔的西虹市影视，邓超、俞白眉背后的橙子映象等主创公司，则一同出现在主出品方名单中。

背后折射的趋势在于，一方面，导演们正透过资本层面，进一步掌握对影片创作的控制权；另一方面，资本集中入场，向导演押注，也反映出以导演群体为代表的创作层，正成为资本市场在评估内容品质中更重要的维度。

在此之前，主旋律内容一度着力于“拼盘明星”的模式，中影布局的“建国三部曲”即是其中的代表作品，后来这一模式也向其他类型延伸，但并未产生持续的影响力。而今，“拼盘导演”作品不断涌现，无论是电影还是剧集，都出现了兼具口碑和商业价值的作品，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明星中心制”的整体导向，正逐步向“导演中心制”迁移，这对影视行业良性发展而言，无疑是一个利好现象。

当然，每一个风潮出现，都会在跟风创作中涌现泡沫。当下，“拼盘导演”模式虽然越来越常见，但仍处在尚不成熟的摸索期。去年上映的《金刚川》已经在导演融合上遭到质疑，同系列的《长津湖》便不再“分段”、“分视角”地处理导演分工，而是尝试各取所长、通力合作，导演陈凯歌把握整体基调，两位香港导演徐克和林超贤则分别负责大场面和动作戏。

可以看出，当下的“拼盘导演”作品仍在与市场碰撞中探索前路，未来能否被持续验证还有待观察，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条路仍然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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