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世智库】袁延贤：和《国庆号》蒸汽机车相伴的岁月

七十岁那年，我陪老伴去北京做术后复查。儿子在北大参加同学会，到我住处，兴奋地说：“爸！你开的火车头在北京国家铁道博物馆里展出，要不要去看看。” “真的？那一定得去看。”我们坐上出租车，直奔博物馆。【作者：袁延贤；来源：通世智库；编撰：张小青】
买票走进博物，我一眼就看到我的“国庆号”2101蒸汽机车，它竟然和“毛泽东号”、“朱德号”并排站在一起，成了国家宝贵的文物。我直接朝着我的车快步走去。
一位男讲解员用讲解棒指着机车给我们说：“这台蒸汽机车是……”我摆摆手说：“不用讲，这我都知道，我就是这台车的火车司机”。“啊，我们可找到人了！”他扭头就不见了。
一会儿，他领着技术科的苟科长及七名男青年快步过来。他们每人手里拿着记录本和一支笔，苟科长握住我的手激动地说：“袁师傅，我们终于盼来了个内行，很多中外参观者提出不少问题，我们都解答不清楚。”
于是我接过讲解棒，围机车一周，解说了各大部件的名称、功能及整个机车的构造原理，并将苟科长拉上驾驶室，我坐在司机位上，讲解了汽门、调整阀、气压表、风表、大小闸、风动炉门……（展品车平时是不准游人上去参观的），他们听罢我的讲解，建议在大机件上贴个标注。我对苟科长说：“这样吧，我回去给你们印张图来。”并交待说：“这台车是无火回送来的，两个大摇杆卸下在水柜上，赶快找专业人员装上，不然车咋会动就说不通了。”最后我和老伴在车前照了相，还和苟科长合了影。

作者和夫人在《国庆号》机车前留影

回到家中，找出了尘封几十年的“蒸汽机车学”，放大复印了机车结构图纸，注明了各部件名称，写了信寄去。晚上，我望着“国庆号”机车的照片，无限艰辛的往事浮现在眼前。
“国庆号”蒸汽机车是由铁道部青岛四方机车厂生产。1950年8月，该厂第三次职工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要自产一台机车向国庆一周年献礼（解放前，全国四个机车厂都是维修车，不产车）。全厂职工日夜奋战，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在国庆前夕，生产出我国第 一台蒸汽机车。
铁道部第一任部长滕代远请示国务院，正式命名“国庆号”，定型号为“解放I型”，编号2101。机车全长21.91米，总重150吨，牵引吨位2360吨，构造速度80公里/小时。四方机车厂还受命铸造了上嵌五颗星的“国庆号”大铜牌，镶嵌在锅炉左前方。另外还在锅炉上方安装了大铜钟，由绳索通到驾驶室，当牵引列车进站时，拉动绳索，使铜钟摇摆，发出悦耳的响声。当年威风凛凛、光彩照人的情景是可以想象的。这样的装置在全国国产机车上是绝无仅有的。
我原在河南省工业技术学校机械制造专业师范部毕业，后留校教物理和工程学，并兼任万能铣床试制组组长。

作者在授课

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农村姥姥没吃的，城中的母亲将自己的定量粮给姥姥吃了，自己却去城河中捞杂草。当儿子的咋能让母亲这样受苦。我当理论教师的粮食定量低，又没有副食，所以当郑州铝业公司来学校招人，我便背着家人和老师调到郑州铝厂运输部去，并给同去的学生交待：“千万不要喊我老师，怕领导知道叫我当干部。”
到铝厂后打听到开火车粮食定量高，司炉工56斤、副司机46斤、司机40斤，我便主动要求，且当上了司机培训班班长。经过短期理论培训便上了车，先从司炉工做起。
火车头的火室有半间屋子大，炉门又低，当火车闯坡大量用汽时，一弯腰几吨煤便进去了。火车司炉工的腰伤都是这么来的。我曾几次因腰痛从车上抬下。就这样我还是坚持下来，能节省粮票，补贴母亲。后来我升为副司机，主要负责油路润滑系统，也和司炉工替换烧火。原铁路局调来的老司机，多是解放前的司机，先后退休。三年后，我便率先晋升为司机。
我所在的中国郑州铝业公司，是国家于1956年在中原地区新建的特大型企业（简称郑州铝厂），还兼有一个大型水泥厂，直属冶金部。历时七年，先修铁路后建厂，铁路总长近100公里。黄河边还建有一个飞机场。领导讲话：“同志们，一吨铝一架喷气式战斗机！”
铝厂投产后，运量大增，上矿山的坡道太大（23%，就是一公里那头比这头高23米）。原有的杂型机车牵引矿石专列拉不上去。总厂向冶金部报告，提出调大型机车来，得到批准。
1966年秋，铝厂派两名火车司机去首都钢铁公司，接来了解放2101“国庆号”蒸汽机车，我有幸被分配到这台机车包乘组（三班九人），开始了和这台“国庆号”机车相伴十七年难以忘怀的生涯。
机车在投入运用前，我们首先将车上的大铜钟卸下，又将煤水车中不能用的推煤机拆除。我用大油画笔在铝板上写上“解放2101”字样，和同志们一起做成铝字，并在下边贴上木板使字体加厚，用黄铜管做框，做成红底、铝字、铜框的两块号牌，分别镶在驾驶室两边。并在火车头大灯正上方，用铜板模仿铜牌的繁体字，做成“國慶號”字牌，镶在做成的齿轮和两面红旗下方，用细纱布把大铜牌总是擦得锃亮。整个机车通体喷了黑漆，大动轮刷了红漆白边，看上去像新的一样，更加美观，现在中国铁道博物馆展出的机车上的号牌，仍然是我们做的原物。
“国庆号”机车在铝厂是主型机车。铝厂投产后，运量是产量的七倍，铁路运量也成倍增长。大运量的任务大都落在“国庆号”机车身上。我们企业的乘务员是12小时工作制：早七点至晚七点，晚七点至第二天早七点。
那时工资普遍很低。“文革”期间，铁路局出现个“36块5毛2战斗队”，这是二级工一个月的工资。国务院领导知道后，批准全国铁路系统6个工种：司机、副司机、司炉工、制动员、连接员、调车员，升一级工资，我们也跟着升了一级。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十年一次绝无仅有的升工资。工人是八级工资制，国家那年叫升才能升，且一次升职工总数的30%。领导很作难，为缓和矛盾，由升一级改为升半级，这样升级面积扩大为60%，升半级4-5元钱。
火热的夏天，人们坐在荫凉处光着膀子搧着扇子还嫌热，而蒸汽机乘务员却抱着一个15公斤压力的大锅炉，还得穿着厚厚的劳动布工作服，脚上是特制的反毛牛皮鞋，一干就是十二小时，一天下来每人喝一大白铁壶水，十分辛苦。
下班前活多的很，需要特别认真小心的去做好。在水鹤处上煤上水，司炉清炉，将炉床摇薄，从炉门中用火钩将煤结的大火瘤子一块块掏出，副司机给摇连杆的油盅、压油机加满油，司机用检车锤对每个部位敲击检查，如有松动，用专用工具拧紧，还得将这么大的机车从上到下擦拭干净，等待交班。交接班需要半小时，手续十分严格，各种数据登记、技术指标和安全情况，清清楚楚。一天下来，累得坐在钢轨上站不起来，之后灰头土脸地到家拿上毛巾、肥皂、换的衣服去澡堂洗澡，等回到家吃上晚饭时，已是8点半左右。就这样撑一顿，饿一顿，机务员的胃病就是这样得来的。
上夜班更是难熬，尤其是夏天，我们住的都是简易房，房顶是牛毛毡红瓦，太阳一晒就透，屋内像蒸笼。我掂个凉席四处找地方休息，最后在玉米地里一个大柿树下睡着了，醒来爬了一身蚂蚁，休息不好，靠年轻硬撑着。解放前开车的师傅有句话：人非得弄到那没人心疼的地方磨炼才能 长本事。这话我记一辈子。
冬天调车作业时，机车不能调头，只能逆向推进运行。为看信号，扭头向后，半个身体伸出驾驶室外，任凭风吹雨打。冰雪丝打在脸上像刀子，身体半热半凉。调车员手提着信号灯，在冰冷湿滑运行着的车辆上跳上跳下，一脚蹬空，后果不堪设想。师傅曾说：“司机手里捏着调车员的命，不可有丝毫大意。”
一次，接到任务，将一列27辆水渣重车拉到水头车站。我向车站值班员抱怨说；“建厂以来，哪有拉这么多重车上山的，况且由米河站到水头站，这段铁路都是用解放前旧轨铺的，车不敢跑快，且是上坡。”值班员说：“是黄委会水泥厂的原料，修黄河大堤急用。大车（值班员对司机的尊称）就辛苦一趟吧，不计时间。”
当将27辆水渣车拉到水头站时，竟把水柜20多吨水烧干，煤也所剩无几。副司机、司炉工的整个工作服只剩下脚脖处一点干的，脸被火熏得通红，两人索性将工作服全脱掉，搭在蒸汽塔处烘烤，只穿三角裤头，汗流浃背地在站台上就着大白铁壶大口大口喝水。我的衣服也湿透了，敞开怀坐在站台石头上看着老百姓往水柜中挑水抬煤。一个当地老汉给我们三人一人一支烟，十分动情地说：“看来当工人也不易呀!”确实不容易，当时的口号是：“腿跑断、眼熬烂，大干苦干拼命干，少活十年也情愿……”苦不苦，比比长征两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吾辈何敢言累言苦！
铁路运输是由近20个工种联劳作业，如有一个工种出了差错，就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大事故。安全是重中之重，所以整天提心吊胆。
有件事使我至今刻骨铭心。一次我们拉矿车上山，本来在红石山站通过，突然看到道岔处值班员紧晃红旗，我采取非常制动停车，问：“啥事？”值班员哑着喉咙说：“山上溜车了！”他急忙把道岔搬至岔线。我立刻明白，二话没说，开着车进了岔线。
岔线河务局的人正在装车，我不停地大喊：“闪开！闪开！”，便开着车向片石车一辆一辆撞掛过去。当我拉的矿车尾部一辆刚过道岔，值班员急速搬至正线位，还未站起身来，山上溜下来的四辆重煤车以八九十公里高速从他身边呼啸而过，帽子被甩得很远。如果撞上，火车锅炉爆炸，我们这些人将尸骨无存。
我下车，坐在石头上，头上直冒冷汗，连吸三根烟，一句话不说。副司机站在我身旁骂道：“他奶奶！这哪里是干工作，简直是在玩命！”我瞪了他一眼，不再作声。这时装车的人似乎明白了为啥撞挤他们的车辆，也都倒吸一口冷气。
那些年代，苦也就罢了，精神压力更大，尤其是文化大革命，职工分两派，你批我斗，领导“靠边站，有的职工干脆不上班，去干“革命”了。缺岗缺员，规章制度被当成“四旧”来批，本来脆弱的铁路行车安全环境遭到空前的破坏，事故不少，上班提心吊胆。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生产秩序逐渐恢复。总厂批准运输部单独成立安全技术科，我被任命为第一任安全科科长。我心有不舍地告别了与我相处17年的“国庆号”2101机车。
那时我们科是全厂唯一配有专用汽车和照相机的安全科。我家小平房的窗户成了报警器，半夜一有人敲窗户喊我，房前房后的人员只穿裤头赶来问：“哪里又出事了？”
安全是天大的事。因此我走马上任的第一件事，就起草了“郑州铝厂铁路运输技术管理规程—工业站站管细则”。对有关工种的岗位内容、安全操作程序、责任担当等都作了细致明确的规定，使之干有所依，判有所据，极大地改善了安全环境。还整理了建厂以来的事故档案，一本血的教科书。

作者在办公室工作照

几年后，我被调到车务段当段长，部领导却把运用的火车头也调归我管。我说：“车务段哪有管机车的，那是机务段的事。”领导说：“你开过火车，有了矛盾，好解决！”无奈只得服从，全厂的运输指标压在头上，怕出事故，睡不好觉。
我下车后，我的“国庆号”机车仍在继续使用。后来，为了统一车型、统一配件，便于维修，杂型机车相继报废和调出，没想到我的“国庆号”2101机车在1986年前后，竟不知哪一天被调走，没来及和机车留个影，遗憾终生。
我的师傅和同事，大都因工作精神高度紧张、劳累过度过早的去世了，绝大部分得的是一种病--偏瘫。我的腰伤和胃病也时常发作。57岁那年申办了退休。在家照看双目失明的母亲和患脑瘤、心脏病的老伴，同时照看孙女和外孙，等这些事忙完了已是七十岁的老人。
我的“国庆号”机车也早已退役。当两位老者时隔25年在国家级博物馆再次相遇，其激动的心情是无以言表的。我伴着它度过多少个艰难困苦的日日夜夜，它的炉膛里燃烧着我十七年的青春年华。
“国庆号”是对建国初期蒸汽机车乘务人员的最高荣誉，“国庆号”蒸汽机车将在世界众多参观者面前永放光芒。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不管火车技术如何先进，不管时代如何变迁，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忘记国家是怎样艰难地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更不能忘记一代产业工人为共和国的建设和发展，所付出的辛勤汗水与心血。【作者：袁延贤；来源：通世智库；编撰：张小青】
作者：袁延贤，《国庆号》2101蒸汽机车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