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最后一天,中国疫苗生产商科兴生物(SVA.US)公布了2021上半年财报。
根据财报,2021年上半年科兴生物实现营收109亿美元,约合人民币699亿元,较上一年同期激增160倍;净利润51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24亿元,相当于每天净赚1.8个亿。
这个成绩有多牛?
A股“医药一哥”恒瑞医药(600276.SH)同期营收不过133亿元,不足科兴的1/5。同样是卖疫苗的,智飞生物(300122.SZ)同期营收132亿元。康泰生物(300601.SZ)、康希诺(688185.SH)两家加起来,同期营收也才30亿元出头。
若不出意外,科兴生物妥妥地能排到2021年中国上市药企营收top5,净利润的绝对王者。
有意思的是,这个第一家在美股上市的中国疫苗企业,已停牌两年多,市值不到5亿美元。公司前五大股东中,除董事长尹卫东外,一水的外资机构。
股权纠纷曾在科兴的历史上,剪不断理还乱。科兴生物背后,是一位唐山防疫员下海创业的励志故事,也有一段“师徒反目”的武斗戏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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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19日,北京市海淀区上地西路的北大生物城周围,聚集了近百号人。他们踩断门卫处的起落杆,掀翻电动伸缩门,浩浩荡荡奔向一栋银灰色建筑。
这里是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科兴”)的办公楼。
科兴生物通过全资子公司科兴控股(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科兴”)持有北京科兴73.09%的股权。剩下的26.91%,由A股上市公司未名医药(002581.SZ)持有。
众人推搡中,办公楼的玻璃大门被挤碎,一位员工摔倒在玻璃渣上。因为这场冲突,北京科兴损失惨重。
这实质是北京科兴董事长潘爱华与时任核心管理层成员尹卫东两方阵营的博弈。
潘爱华比尹卫东大几岁,北大博士毕业,自带光环。
1992年,刚刚博士毕业的的潘爱华和时任北大生物系主任陈章良共同成立北大未名集团。前文发生“大武斗”的北大生物城,就隶属于未名集团。
2001年,美籍华人徐大麟名下投资公司Sinogen和未名集团出资设立北京科兴。其中,未名集团占股51%,Sinogen占股25%,尹卫东创立的怡安生物以技术入股占24%。
尹卫东基层出身,用现在的词来形容就是“草根”。
1985年,河北唐山防疫站里,20岁出头的尹卫东分离出甲肝病毒株TZ84,因为贡献巨大,尹卫东入选河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专业技术人才”。
后来,尹卫东下海创业,与当时上海爆发甲肝疫情有关。
据上海市卫生防疫站疫情统计:1988年上海市有34万例甲肝患者,创出了世界甲肝流行历史记录。
“30多万人的甲肝大流行,没有疫苗,传染病得不到控制,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需求。”尹卫东选择弃医从商,这才有了后来与潘爱华的爱恨纠葛。
潘爱华希望把知识变现。恰好,由于药品研发周期长资金投入大,尹卫东也一直深受资金困扰。双方走到了一起。
“如果不是潘、陈,我怎么会想到来北京,怎么知道中关村;如果不是来了北京,来到中关村,来到北大生物城,哪里来的融资机会,哪谈批量生产和销售啊。”后来接受采访,尹卫东称自己是唐山来的“小人物”。
言语间无不流露出他对潘、陈两位“大人物”的感激之情。
从某种程度来说,如果尹卫东是千里马,那么潘爱华更像是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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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卫东加入北京科兴担任总经理后,北京科兴一路开挂,先后开发出中国第一支甲肝灭活疫苗、全球第一支SARS灭活疫苗、中国第一支甲型乙型肝炎联合疫苗、全球首支甲型H1N1流感疫苗......
2004年8月,为支持北京科兴在美国上市,未名集团同意其他股东进行股权合并,设立上市主体科兴控股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尹卫东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长。
当时,尹卫东治下的北京科兴看似顺风顺水,实则暗藏风波。一方面出现违规,一方面与潘爱华“渐行渐远”。
公开的法律文书显示,当时科兴疫苗上市背后曾出现尹卫东“行贿事件”。同期,由于经营不善或者经济纠纷,潘爱华实际控制的深圳科兴、山东科兴被处置。潘爱华连失两“兴”。
原本以为最大的“现金奶牛”北京科兴还在。可惜,尹卫东也在开始“翻脸”。
2015年9月,科兴生物启动私有化工作,潘爱华就初定的私有化方案召集尹卫东商量。4个月后,潘爱华等来的却是尹卫东一方阵营的私有化要约。
2016年1月29日,尹卫东联合软银赛富基金,以6.18美元/股的价格,提出科兴生物私有化要约。潘爱华也不甘示弱,三天后,联合中金公司等以7美元/股的报价,提出竞争性要约。
一场围绕科兴生物私有化的争夺战,就此拉开。资本市场波诡云谲的戏码,都曾在期间上演过。至今,这场争夺还处于“维持现状”的状态。科兴生物停牌近3年。
对于潘爱华来说,北京科兴直接关系到未名医药的财报是否漂亮。而科兴生物的主要资产正是北京科兴。
未名医药2017年年报显示,北京科兴对未名医药净利润的贡献高达49.47%。2018年8月,未名医药表示,由于“北京科兴仍拒绝提供近期财务报表”等原因,公司上半年业绩将修正为同比下滑97%至56%。
尹卫东也势在必得。毕竟,科兴疫苗之所以能快速通过审核并上市,尹卫东“功不可没”。
为了抵御潘爱华发起的股东收购,尹卫东领导的管理层启动“毒丸计划”。2018年,潘爱华也亮出杀手锏——举报尹卫东涉嫌行贿。
这一举报,牵出了原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生物制品处处长尹红章。
“尹卫东之所以给我送钱,是为了能在药品审批上获得照顾,我也确实帮助过科兴公司推动审批进程。”尹红章在法庭上承认。
而行贿名单里除了尹卫东,还有康泰生物董事长杜伟民、天元生物董事长丁晓航、辽宁成大生物总经理庄久荣......
行贿曝光后,尹卫东辞任北京市政协常委。然而,这并没有影响他向商业大佬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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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兴中维”)组建了一支由52名员工组成的“克冠行动”团队,开展新冠病毒灭活疫苗的研发和生产。
同年6月,科兴中维研发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克尔来福”被世列入世卫组织“紧急使用清单(EUL)”,成为继国药新冠疫苗后,第二款被列入“紧急使用清单”的中国疫苗。
科兴生物年前发布的财报显示,截至2021年12月末,科兴生物向全球供应了25亿剂“克尔来福”,是目前全球及中国供应量和使用量最大的新冠疫苗,也是出口量最大的中国新冠疫苗。
因为在抗疫上的突出贡献,科兴中维“克冠行动”工作团队还荣获了第25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
科兴中维是2009年成立的,科兴生物通过全资子公司香港科兴持有科兴中维59.24%的股份。潘爱华的未名医药并未持股。
也就是说在开发新冠疫苗时,尹卫东绕开北京科兴,选择“科兴中维”作为开发主体另起炉灶。几百亿的净利润,未名医药只能眼巴巴看着。
在潘爱华眼里,以前给过尹卫东很多帮助,尹卫东是一个每年都会为他准备生日礼物的“好徒弟”。
但后来两人的关系变味了。“现在的状况就像保姆带孩子,尽管保姆辛辛苦苦把孩子带大,可最后孩子成材了,保姆能说孩子是她的吗?”潘爱华颇感无奈。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潘爱华对二人的关系还有另一个比喻——农夫与蛇:“尹从此前的听话者变成现在的样子,我只能说,每个人的追求和欲望,超过了我的想象。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会遭遇真实版农夫与蛇的故事。”
因为股权纠纷等问题,科兴生物从2019年2月起停牌至今。
事到如今,再讨论“是尹的科兴还是潘的科兴”已经没那么重要。毕竟,科兴卖新冠疫苗赚的钱,跟潘爱华的未名已无关系。
科兴生物前几大股东,除了尹卫东之外,就是软银赛富、维梧资本、鼎晖投资等在境外设立的基金。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科兴生物发布2021年上半年财报前不久,科兴生物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提交了一份文件,内容显示,科兴生物与潘爱华就公司印章证照的诉讼达成和解。
潘尹这是要“破冰”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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