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与现实：中国农企在非洲

某视频网站上流传着这样一段纪录片：一群非洲人盛装出席，领导人和普通市民一样笑逐颜开，他们不停地同身边人握手，互相表达庆贺。一辆车头标着东方红字样的火车缓慢开来，观礼台上，一张中国面孔在一群非洲人中格外显眼。

这段纪录片由坦桑尼亚方拍摄，记录的是1976年7月14日坦赞铁路全线通车，并正式移交给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两国政府的场景。在彼时的政治背景下，这条铁路成为把坦桑尼亚和赞比亚连结在一起的主要交通干线，为赞比亚出口提供了一条新的、可靠的出海通道，打破了当时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封锁，被誉为非洲的“自由之路”。

40多年来，坦赞铁路促进了坦赞两国经济发展和城乡物资交流，铁路沿线涌现了不少新兴城镇，改变了周边百姓传统“吃饭一棵树（香蕉、芒果、椰子、木瓜等树）、穿衣一块布（围绕全身蔽体的坎噶粗布）、做饭烧水三块砖（支撑锅底用的砖或石头）”的生活方式。到2004年底，铁路沿线的百姓每人日均可支配生活费用已经超过1美元。迄今为止，坦赞铁路仍是中国最大的援外成套项目之一。

一、“穷帮穷”——早期的农业援非项目

比起坦赞铁路的高政治意义和国际知名度，另一项同期开工建设的援非项目——坦桑尼亚姆巴拉利农场却鲜为人知。

姆巴拉利农场1971年6月开工，1977年8月竣工，曾经一度是我国最大的农业援外项目，除水稻田面积五万余亩之外，还有年产10万头以上肉鸡的养鸡场，年加工能力逾两万吨稻谷的碾米厂等。巅峰时期，姆巴拉利农场每年为坦桑尼亚提供约四分之一的商品大米，为改善当地民生做出了重要贡献。

同时，姆巴拉利农场还开创性地建立了“对等上班制”，保证中国员工和当地工人同工同酬，避免出现差别化。农场建成交付后，经营权完全交由坦桑尼亚国家粮食公司，中方负责技术合作。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该农场仍然保留着每年派驻20余名中国专家的规模。直至今天，其配套的灌溉设施、小型水电站、农机修配厂、碾米厂等仍在运转。

中国专家在姆巴拉利农场，图源：中成股份官网

与姆巴拉利农场类似，从1959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政府主要向非洲国家提供无偿农业援助，援助方式包括建设示范农场、农业技术试验站和推广站、农田水利工程项目以及派遣农业技术专家等。中国先后帮助非洲国家实施了近 180个农业项目，除了姆巴拉利农场，具有代表性的还有鲁伏农场、乌干达的奇奔巴农场和多禾农场、刚果（布）的贡贝农场、扎伊尔的恩吉利实验农场、加纳的水稻和棉花农场、马里的甘蔗种植园以及毛里塔尼亚的姆颇利农场等。

这一时期，中非农业合作的方式主要是农业援助，合作主体以政府为主。从资源流向来看，援助资源主要从中国流向非洲，对于中国而言是一种单向的利他型合作，当然这也是为了配合当时国际意识形态斗争以及发展中国家间建立和维持外交关系的需要。这一方针可以追溯到1955年万隆会议后中国向非洲提供的大量无偿援助，1959年，中国向几内亚政府提供粮食援助标志着中非农业合作的开始。

这一时期援助项目总量虽然不多，但对非洲国家农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仍非常明显。坦桑尼亚的鲁伏农场便是成功案例，目前该农场仍然是坦桑尼亚农业部管理下的重要示范性农场，坦桑尼亚政府将农场土地出租给900余农户经营，借助于70年代中国援建该农场时的科学规划和较为完备的水利、电力等设施以及较为先进的耕作技术，该垦区的水稻单产可以达到每公顷5-7吨，远高于当地每公顷1吨的平均产量。

二、经验移植——从承包责任制到企业深度参与

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中国和非洲都经历了深刻的社会变革。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为经济建设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成为外交工作的核心。而这一时期非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已经基本完成，1990年纳米比亚的独立和1994年南非白人种族主义统治的垮台，标志着除大洋中的个别小岛外，所有非洲国家都摆脱了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枷锁，发展民族经济成为非洲国家的主要任务。

在此背景下，1979年9月，在第五次驻外使节会议上，邓小平强调对第三世界的援助，要着眼于对受援国确有益处，不要让它们躺在援助国的身上。1980年3月，在负责援外工作的对外经济联络部召开全国工作会议，小平同志又提出对外援助工作要“有出有进，平等互利”，推动受援国的经济发展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到1983年1月，中国宣布“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的四项援助原则。

至此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对非援助指导思想基本确立。

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援外工作改革主要是将国内行之有效的承包责任制运用到早期的援非农业项目上，在很多援非农场也实行承包责任制的生产组织方式。1985年，中国选派农业专家帮助改造早先在布基纳法索援建的3个水稻垦区，参照中国国内承包责任制的做法，农田的所有权归国家，经营权则分给农民，采取“分田到户、个体经营、收获归己”的经营方式，将农民的收益和农田的经营管理结合起来，并由中国专家提供技术指导。

这种模式还先后被运用到卢旺达的鲁奔迪垦区、加纳的阿菲费垦区、尼日尔的哥罗和塞白里垦区等，这些垦区在中国农技专家离开后，历经多年依然稳步发展。在一些水稻垦区，双季稻水稻的曾经最高单产达到每公顷10. 5吨，垦区农户年纯收入达到1300—2600美元。

鲁奔迪垦区，图源：中成股份官网

随着中国逐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导地位，中国政府进一步明确了互利合作的援外方针：积极推行政府贴息贷款的援助新方式，鼓励援助资金与贸易、投资等资金结合使用，鼓励国内有实力的企业，尤其是大型骨干企业参与实施援助项目，引导援助资金投向当地有资源、有市场的开发性和生产性项目，还明确了企业是实施援助项目的主体。

在此背景下，一些中国企业开始参与到早期援建项目的经营管理中。例如，原中国轻工业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公司于1994年与马里政府签订了合股经营合同，在中国援建的马里糖厂基础上组建了“上卡拉糖联”，中国占股60%，转制后的合资公司雇员达到了4500人，高峰期达到7000人。

马里糖厂外景，图源：企业官网

早期农业援助项目经营方式的商业化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项目的可持续性，使得这些农业项目能够继续经营并为当地农业发展做出贡献。例如，中国农垦集团在赞比亚改制经营的中赞友谊农场主要种植当地普通农场主无力投资的小麦，单产达到每公顷7吨，并且农场还雇用了相当数量的当地农业工人，助力当地解决就业难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在此期间开始参与联合国多边行动计划，先后为42个非洲国家提供了水稻种植、淡水养殖、蔬菜栽培、农业机械等方面的技术援助。

这一阶段的资金投入和经验累积为后来的更广阔的中非农业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此，我们简要梳理了这一时期对非农业投资的情况。

1987至2000年中国对非农业投资概况

三、跨越发展—从中非合作到农业命运共同体

进入21世纪，中国和非洲国家启动了中非合作论坛，建立了中非之间常态化的多边协商对话机制。中非合作论坛每三年举办一次，在每次举行论坛期间，中非双方都会对外公布《宣言》和《行动计划》，内容主要包括中国在未来三年向非洲提供的一揽子援助举措。

非洲农业占GDP比重为17.23%，农业部门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38.5%，是非洲吸纳就业人数最多的部门。但非洲农业现代化水平低，发展资金严重短缺。非洲农民的平均产量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要低50%至80%。受仓储、加工、物流条件限制，非洲的粮食产后损失近50%。

以至于“非洲农业不发达”曾经一度成为中文互联网的流行梗，而农业也一直是历届中非合作论坛的关键议题。

为此我们梳理了历届《宣言》和《行动计划》的涉农方案。

从表中涉农内容的变迁我们可以看出，中非合作论坛成立至今，官方对农业合作方式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过程。

中非合作论坛的召开，尤其是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为中非农业合作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中国逐步加大对非农业援助与贸易投资力度，先后提出“十大合作计划”与新的“八大行动计划”，欢迎非洲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共建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对非农业投资也实现了逐年增长，在这一过程中除了传统占主导地位中央、地方大型国有企业，一些混合所有制企业、民营企业以及更多的非农企业开始展露头角。

以中地海外为例，作为一家长期深耕非洲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其在非洲的业务涉及种子种苗研发生产、农资农机和农产品贸易、农产品加工、农业工程、农业产业园区建设运营、农业咨询、农业技术推广培训等。

四、中地海外的杂交种子走出去模式

2006年，中地海外集团应尼日利亚凯比州政府邀请，在该州建立了占地2025公顷的机械化种子生产农场-WARA农场，并与隆平高科成立绿色农业西非有限公司（2014年成为中地海外全资控股子公司），开始进入尼农业领域。

2011年，公司成为尼政府“农业增长计划”（GES）种子供应商；2012年，成为尼农业部水稻原种生产供应商；2013年为尼提供600吨高质量的水稻原种，占全年原种需求总数的50%。

从2013年至今，该公司累计为尼日利亚提供水稻、玉米良种近3万吨，为尼增产粮食超过100万吨。2017年，公司自主研发的GAWA R1水稻品种通过尼日利亚种子委员会审批，并被同步推荐到西非共同体其他国家。

经过多年探索，中地海外在种子业务中逐渐建立起“公司+农户”，与当地社区共同发展的“订单农业”模式。截至2020年底，已与尼日利亚7个社区，5000多个小户农民建立种子生产合作社，向当地农民培训传播水稻、玉米种子生产技术。

中地海外—阿布贾农业高科技产业园产业模式

五、中地海外—其它涉农业务概述

六、回望— 为什么要去非洲？

前述内容我们大致介绍了中国农业援非以及农业对非合作投资的历史，从冷战环境下的政治角力，到改开初期的探索实验，再到中非合作论坛召开后的深入融合，中非农业命运共同体已然形成。甚至于，在政府层面，“以省包国”的援助模式已被湖南等农业大省率先开展；非洲版的“一村一品”也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

在中文社交网站上，一直流传着类似“为什么要花大价钱去援助非洲国家？”“援非对中国有什么好处？”之类的问题。

如果说国企和国家机构对非援助更多是出于政治考量，那显然无法回答一个现实问题，在对非投资中，无论是农业还是其它行业，民间资本的占比都在逐步提升。

数据显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对非投资国，截至2020年底，中国企业对非直接投资超过430亿美元。中国在非洲大陆建立了3500多家各类公司。民营企业逐渐成为非洲的主要投资力量；他们超过80%的员工是当地人，他们直接和间接地创造了数百万个工作岗位。

七、那么这些民间资本和公司为什么要去非洲？

仍然以农业为例。

在非洲，农业不仅是基础产业，关系到粮食安全等根本问题，还是多数国家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是提供原材料和就业机会、增加税收和外汇的重要渠道。随着中非农业经贸合作不断深化，不仅为两国消费者提供了丰富多样的选择，也为非洲农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非洲国家已有超过360种农产品食品可对华贸易；近三年，中国自非进口农产品金额年均增长14％，突破40亿美元，已成为非洲第二大农产品出口目的国。

可以说，正是由于非洲农业的不发达，加上非洲丰富的农业资源以及广阔市场前景，才为农业资本和科技公司留下了大量空白。随着非洲自贸区的进一步发展，国际社会势必辉逐步将加大与非洲农业合作，如在粮食生产、仓储、运输等领域加大对非投资。对市场敏感度极高的民间资本而言，非洲或许正是一片农业创业的热土。

除了市场规模和技术空白，相对和平友好的中非环境也为资本出海非洲奠定了关键的政治环境。

长期以来，针对非洲农业发展的援助一直是发达国家的热门话题。传统的“西方”援助强调直接粮食援助、技术和肥料使用、政府支持和大规模集约化农业生产模式的重要性。

这种直接粮食援助被证明对当地粮食生产产生负面影响，因为它减少了国内消费者对当地供应商的依赖。一些人甚至怀疑，直接粮食援助是一种阴谋，旨在解决援助提供者国内粮食供应过剩的问题。其次，技术和肥料的使用需要先决条件，包括大量资金投入、农民意识培训和知识获取，这些都是大多数撒哈拉以南国家无法轻易满足的。

尽管也面临着一些西方国家的污名化，但截至目前，中国这几十年由直接的粮食救助到援助、投资、贸易并举的模式被认为是适合非洲国家发展的。在这一过程中，前文提及的各类基础设施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形成了一种中非友好的历史文化氛围。毕竟，如果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高兴得手舞足蹈，那他大概率不会拒绝两国在贸易上的深度合作。

虽然饥饿与贫困至今仍是困扰非洲发展的难题。联合国数据显示，非洲目前仍有2.5亿人食不果腹。更为严峻的是，2020年至2021年，新冠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使非洲饥饿人数持续增长。

但这是饥饿的非洲，也是充满希望的非洲。正如被誉为非洲现代文学之父的尼日利亚小说家阿契贝作品中的一句话：

一个孩子只要把手洗干净，他就可以同皇帝一道吃饭。

参考资料：

1. 唐丽霞等，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中非农业合作的新发展与新挑战*，2020年。

2. 姜璐，农业“走出去”战略中的非洲：中国对非农业投资的模式、问题与对策，2019年。

3. 宋微，中国对非援助 70 年，2019年。

4. 新浪专栏：中国已成为非洲第一大直接投资国：投资非洲就是投资未来，2021。

5. 历年中非合作论坛公告、倡议等

6.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article/3116140/china-africa-relations-chinese-agriculture-experts-help-boost

7. https://agra.org/china-africa-agriculture-corporation/

8. SAIS：Chinese Agricultural Investments in Africa, 1987-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