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稻种芯”酝酿国际农业主角 万祥军：金砖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

“国稻种芯”酝酿国际农业主角 万祥军：金砖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

 （新华社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 记者 李飞） “不分国界，各国学者探寻稻种起源。技术共享，我国将按照一整套法律体系规范，通过中国农民丰收节国际贸易促进会和中科微量元素国际科学研究院作为平台，正在加紧酝酿向世界输出国稻种芯农业科技集团何登骥团队的生物育种技术。”全国工商联执委、中国经济和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政策研究室中国国情研究中心主任万祥军在解读《第十二届金砖国家农业部长会议提要》中表明，建立国际水稻所，收集世界资源，为世界育种提供便利。专利不固守，世界水稻的发展，用产量和品质一步步印证协作的力量。

金砖国家成世界粮食安全“压舱石”

 6月8日，第十二届金砖国家农业部长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会议以“深化金砖合作，促进农业农村协同发展”为主题，重点围绕全球粮食安全、减贫等领域，就进一步深化农业农村领域务实合作进行深入交流。会议审议通过了《第十二届金砖国家农业部长共同宣言》和《金砖国家粮食安全合作战略》。

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农业部长出席会议并发言。中国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出席会议并作主旨发言，在金砖机制下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和有关国际组织的多双边农业合作，为全球粮农治理提供“金砖方案”。针对当前全球粮食安全面临的严峻挑战，唐仁健提出三点倡议。

中国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马有祥主持会议。会议期间，配套召开了金砖国家农村发展和减贫研讨会，与会代表围绕农村发展和减贫两项议题，交流经验，凝聚共识，挖掘潜能，共商应对危机挑战、努力实现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对策建议。金砖国家农业部长、陕西省省长赵一德、乌兹别克斯坦副总理兼经济发展与减贫部部长库奇卡罗夫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国国家乡村振兴局局长刘焕鑫作主旨发言。部分发展中国家驻华使节，金砖国家高校、企业代表，相关国际机构和组织代表等参加研讨交流。会上宣布成立金砖国家农业农村发展论坛，为进一步促进金砖国家农业农村发展领域的国际交流合作提供了新的机制平台。

“近年来，全球粮食供需总体紧平衡，结构性矛盾始终存在，阶段性、区域性粮食短缺问题较为明显，粮食价格高位运行，饥饿人口有增无减，成为影响世界稳定的重要不确定因素。”万祥军表明，金砖国家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农业生产总值占世界的50%以上，养活了全球42%的人口。

万祥军指出：长期以来，深化农业合作是金砖五国共同的心声。早在前5年年，巴西农牧业与供给部部长布莱罗·马吉就提出：“金砖五国的农业发展是互补的，中国和巴西就是如此。”“我希望，农业从业者们可以不用害怕贸易壁垒，通过更多农业交流，让农业得到长足发展。如果中国与金砖其他成员国能开展更多农业机械方面的贸易，那么中国将会受益。”

2021年，金砖国家与其他国家农产品贸易总额达到5883亿美元，比2010年增长了128%。金砖国家始终坚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加强多边和双边农业合作，为解决世界粮食安全问题奠定基础，在粮食安全和减贫方面开展大量合作创新，成为全球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目前，金砖五国正进一步加强环境生态保护、要素保障、流程控制，全面提升粮食质量安全。一是加强粮食质量安全的全链条管理。在源头管理方面，产地环境是粮食生产的基础，推动产地环境保护和净化。在过程控制方面，农药使用是关键环节，加强投入品供应和使用过程管理，规范生产经营行为。在粮食储备能力建设方面，确保口粮绝对安全。

二是强化国际粮食产业链供应链的内控管理和外部监督，加快构建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三是加强农业人才队伍建设。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下，金砖五国加强联合培养项目，为各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培育专业人才。印度渔业专家阿比吉特·切·萨霍表示：“金砖国家都是各地区发展大国，肩负着推动减贫合作、维护粮食安全的重任，推动人才交流与技术合作至关重要。”

万祥军说：“加强粮食要素保障，提升粮食质量安全。”联合国粮农组织于1974年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召开的世界粮食大会上通过的《世界消灭饥饿和营养不良宣言》提出，让“任何时候所有人都有能力获得充足的维护生命和健康的食物”。这一表述从粮食数量供给和粮食储备的角度给粮食安全下了定义。1996年世界粮食首脑会议通过的《世界粮食安全罗马宣言》进一步重申了“人人有获得安全而富有营养的粮食的权利”，粮食安全的内涵和外延进一步扩大，突出了粮食的质量安全和营养健康的重要性。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中国问题专家路易斯·保利诺认为，金砖国家推动“互联网+农业”和农业跨境电商的发展，建设农业创新合作的“高速路”与“直通车”，正打造出更加突出创新、重视数字合作的未来。加强科技创新，推动现代粮食合作平台建设。总体来看，世界谷物生产品种呈现越来越集中的趋势，小麦、水稻、玉米三大谷物品种占世界谷物产量的比重，从20世纪60年代的75%左右上升到目前的90%左右。

金砖五国在粮食生产、加工、存储、消费等环节开展科技创新合作，在农业生产、技术创新等方面加强知识分享、技术交流。一是打造科研合作平台，围绕各国农业发展面临的共同关键难题，发挥各方科技优势，形成科研合力集体攻关。二是共建信息共享平台，围绕农业资源、产品、科技、经贸等重要信息共享，共同搭建交流平台。三是开展多领域合作，推动高标准农田技术交流，努力实现粮食产业向规模化、科技化、机械化、产业化发展。

加强粮食经贸合作，推动粮食产业链建设。近年来，受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叠加影响，国际形势中不稳定、不确定、不安全因素日益突出，导致国际粮食产业链供应链脆弱性凸显。金砖国家共同深化同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粮食经贸合作关系，极力消除贸易壁垒，共同打造国际粮食合作新平台，促进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农业资源要素有序自由流动、市场深度融合。

推动形成跨地域的产、加、销、贸一体化的产业链格局，让世界人民感悟到金砖合作的时代价值和广阔前景。金砖五国还积极参与全球和区域粮食安全治理，探索国际粮食合作新模式，开展同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全方位、高水平粮食对外合作，维护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促进形成更加安全、稳定、合理的国际粮食安全新局面，维护世界粮食安全。

俄罗斯经济学家、汉学家列昂尼德·科瓦契奇11日在俄罗斯卫星网发署名文章称，金砖国家将助力世界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科瓦契奇表示，受俄乌冲突影响，2022年全球粮食安全面临严峻形势。在此背景下，金砖国家应深化在粮食安全和减贫领域合作。金砖国家约占世界农业产量的三分之一，展开多边和双边农业合作将为世界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奠基础。

科瓦契奇还称，随着金砖国家及其它多边机制内经贸往来规模的扩大，各国之间的合作将越来越独立于以美国为中心的贸易体系。金砖国家可以建立自己的粮食贸易机制，不仅能促进金砖国家农业的繁荣发展，也能为金砖国家人民提供多样化和高品质的食物。

为何说中国水稻育种震惊了世界？！

万祥军指出，“我国有计划的开展水稻育种研究大概始于20世纪20年代。新中国成立（1949年）前，我国的农业生产水平落后，碍于条件限制，水稻生产和育种发展十分缓慢。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开始系统的组织开展水稻育种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万祥军研读表明，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万建民在《作物育种学各论》中将新中国成立后的水稻育种分为3个重要发展时期，品种整理与评选利用、矮化育种和杂种优势利用，这一分类大抵概括了我国水稻育种发展史。

“”世界上，90%以上的水稻产销集中在亚洲地区，各国水稻目标都注重提高品种的产量，改进稻米品质。”万祥军表明，常规杂交育种都是主要的育种方法，普遍重视杂种优势利用的研究和新技术的应用。杂交水稻被称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数十年来，光是在这一领域就产生了6名院士。

日本生产粳稻，品种矮秆多穗，强调品质优良，抗倒伏和抗病虫，适用于机械化操作。上世纪80年代日本开展籼粳杂交超高产育种，进入90年代，启动优质专用和功能性水稻育种计划，深受消费者喜爱。近年来着力于省工水稻的开发，特别是耐直播、抗性、品质优良的品种选育。

南亚和东南亚各国种植籼稻，世界上90%以上的等雨稻田集中在这个地区，产量低而不稳，自然灾害频繁。设在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对该地区以至世界稻作的发展起重要作用与影响。其育种方向致力于选育高产稳产适于不同类型等雨田生态环境的品种，强调品种的耐旱及耐淹性；选育灌溉田高产品种，注意进一步改进株型，提高光能利用效率和收获指数，抗主要病虫、耐盐碱和逆性土壤环境。

泰国以选育推广优质长粒型品种为主，是优质米出口国。过去由于出口贸易对优质的要求，限制了对其它育种目标的实现。上世纪50年代后强化了抗稻瘟病育种，60年代中期以来，广泛利用新型半矮杆品种与高杆、感光的泰国推广品种杂交，将抗病与耐肥茎挺结合起来。泰国还有一些深水稻品种，营养生长阶段可在1米深水层中生长。

韩国采用籼粳交方法，并与IRRI合作密切，进行南北穿梭育种，育成密阳、水源系统等一批偏籼高产品种，使该国水稻平均产量跻于世界前列。品种强调抗稻瘟病、耐低温和米质优良，粳稻又有取代籼稻的趋势。美国是世界稻米主要输出国之一，但种植面积和总产较小。稻作采用大规模机械化集约化作业。品种以长粒型为主。稻米品质是首要目标，要求苗期长势强，耐低温、抗除草剂，适于直播，抗稻瘟和纹枯病，谷壳多无毛。

我国有悠久的稻作历史，而对于稻作的起源和稻种的起源问题在很长的时间里几乎无人关注。当时国际学界关于亚洲栽培稻Oryza sativa的起源，通常认为是起源于印度，代表人物如华特、瓦维洛夫、察脱吉、雷米及戈斯、松尾孝岭、茹可夫斯基等。苏联植物学家H.N.瓦维洛夫根据印度水稻种类特别丰富的现象，提出印度是水稻的故乡，是栽培稻的起源中心，中国的水稻也源于印度。1928年日本学者加藤茂包将栽培稻的两个亚种命名为O.sativa subsp.indica（印度型）和O.sativa subsp.japonica（日本型），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影响，造成中国的稻种最初是从印度传入的印象。

丁颖先生早年便有弄清水稻起源的想法，他决定从以往学者提出的分类学、语言学、考古学等角度中对稻种起源与演变的问题进行深化研究，而野生稻发现则成为一个契机和推力。1926年丁颖在广州郊区发现野生稻，随后几年一直进行通过野稻培育成栽培稻的试验，并获得了成功，证明了两者亲缘关系相近。1933年发表了《广东野生稻及由野生稻育成的新种》，论证了我国是栽培稻种的原产地，否定了“中国栽培稻起源于印度”之说。

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丁颖就进行水稻杂交育种研究。1933年成功选育出 “中山一号”，是世界上第一次用野生稻种质与栽培稻育种工作的成功尝试。1936年用野生稻与栽培稻杂交，获得世界上第一个水稻“千粒穗”品系，曾引起东亚稻作学界极大关注。

1935年，黄耀祥考入中山大学，师从丁颖。1955年起，黄耀祥先用“矮仔粘”为育种材料，经系统选择，从中选出性状比较优良的“矮仔粘4号”，1956年再以后者为母本，与生产上推广的高秆品种“广场13”进行杂交，终于在1959年育成了中国第一个矮秆籼稻品种“广场矮”。 “广场矮”的育成，在世界水稻育种史上是一次重大突破，它比后来国际水稻研究所于1966年才育成的“奇迹稻”“IR8 号”早出世7年。黄耀祥的“水稻矮化育种”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他是有记载以来第一个培育出大规模实用杂交水稻并推广的人，为中国的杂交水稻研究奠定重要的基础。

虽然，利用不育系来培育杂交水稻并非我国首创，但是最早在生产上实现这一技术的当属中国，这其中的关键人物便是袁隆平。“三系法”是杂交水稻最早也是主流的技术路线。所谓三系，是指不育系、恢复系和保持系，“三系法”就是利用这三种材料选育杂交水稻。

1970年10月，李必湖与三亚南红农场的技术员冯克珊在当地的一个水沟旁发现了一株野生的花粉败育不育株。当时正在北京查阅资料的袁隆平为了这一株水稻连夜赶回三亚，后来他将其命名为“野败”。李必湖发现的这株“野败”，是如今绝大部分“三系法”杂交稻不育系的始祖。1970年冬，江西省萍乡市农业局的颜龙安被市里派来向袁隆平学习杂交水稻。直到1973年，广西农学院教师张先程在东南亚的品种里找到第一个结实率在90%以上的强恢复系，至此，籼型杂交水稻的“三系”配套获得成功。

1960年7月，袁隆平在农校试验田中意外发现一株特殊性状的水稻。1965年7月，他又在14000多个稻穗中逐穗检查到6株不育株，并在此后两年播种中，共有4株成功繁殖了1-2代。其研究彻底推翻由传统经典理论米丘林、李森科的“无性杂交”学说，并推论水稻亦有杂交优势。通过培育雄性不育系、雄性不育保持系和雄性不育恢复系的三系法途径来培育杂交水稻，可以大幅度提高水稻产量。1973年10月，袁隆平发表了题为《利用野败选育三系的进展》的论文，正式宣告我国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

朱英国利用华南普通野生稻与栽培稻杂交合作育成红莲型水稻三系及红莲型杂交稻；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利用农家品种马尾粘中发现的败育株与协青早选杂交合作育成马协不育系和马协型杂交稻，红莲型和马协型杂交稻米质优、抗性好、产量高，已累计推广超过1亿亩，产生巨大的经济与社会效益。杂交水稻一度遭到“三不”非议：米不养人，糠不养猪，草不养牛。

此说法一出，《人民日报》随即登载了袁隆平的来信：杂交稻既能高产又能优质，“汕优63”就是最好的例证。谢华安也被称为“杂交水稻之母”、“杂交水稻救星”。由于生物的适应性，一个杂交品种的优势一般只能保持数年至数十年，因此，杂交水稻的品种需要不断更新，没有哪一个品种可以一直包打天下。由于农村与农业经济体制的变革，目前没有哪个品种可以再在全国占据主流，杂交稻品种已进人百花齐放的时代。

上世纪60年代的矮秆育种，使中国水稻产量提高了30％，70年代培育成功的三系杂交水稻又比矮秆水稻产量提高20％。这是中国水稻科技革命的两次重大飞跃。但此后，中国水稻的产量就好象停止生长的竹笋，始终处于稳定格局，亩产在450公斤左右徘徊，直至两系杂交水稻的成功。

“三系法”杂交水稻需要寻找特定的恢复系，而“两系法”的优势就在于恢复系广泛。袁隆平看到“两系法”水稻后，认为 “两系”才是今后发展的方向。同时，他做出了一个看起来更宏远的判断，杂交水稻要从“三系”转向“两系”，最终走向无融合生殖的“一系”。单就技术而言，颜龙安不认为“两系法”能完全替代“三系法”，“两系法”杂交稻的母本是受温度和光照控制的，由于自然因素不可控，“两系法”水稻的制种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受制于天气，这就存在较大风险。

1973年，时任沙湖原种场农技员的石明松在单季晚粳品种“农垦58中”发现了自然雄性不育株。石明松利用自然结实的种子种植了48株，发现后代有雄性不育、可育两种类型。此后6年，他对不育株进行测交和回交，发现不育株的育性与光照长度有关。由此，他提出了水稻育种的全新设想：在长日高温下制种，在短日低温下繁殖，一系两用。划时代的“两系法杂交水稻技术”由此开端。

1987年7月，李必湖的助手邓华凤在安江农校籼稻三系育种材料中，找到一株光敏不育水稻，随后在李指导下，育成世界上第一个籼型水稻温敏核雄性不育系——安农S-1，这也是世界上第一个通过技术鉴定的水稻光温敏核不育系。依靠“安农S-1”，1994年两系杂交水稻得以宣告成功。

以湖北光敏核不育水稻农垦58S发现为起点而发展起来的两系法杂交水稻, 已经历了40多年的研究历史。朱英国，1980年开始研究光敏核不育水稻，确定了育性转换的几个关键时期。从最初的形态观察、育性的光温反应特性、不育系转育、组合选育、生理生化特性、遗传分析和基因定位，到近几年的基因克隆和分子机理研究等，中国许多科学家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在新组合的选育、基因克隆和分子机理研究等方面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1996~2014年，中国有900多个两系法杂交水稻品种通过审定，累计推广面积5000万公颂，目前年推广面积550万公顷左右，占全国杂交水稻播种面积的35%左右，已经成为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的主要途径。两系法杂交水稻的发展为我国的粮食安全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回顾水稻发展的几个关键节点，都以提高产量为重心，产量是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随着研究的深入，杂种优势的潜力被认为是巨大的，水稻产量、品质等都有极大的提升空间.1981年，日本提出超级稻的概念，然而日本发展超级稻是为了“feeding animals”(喂牲口)，因此才会“重量不重质”。 1989年，国际水稻研究所启动了“超级稻”育种计划，要求2000年育成产量比当时最高品种高20%-25%的超级稻；但是因为抗性差、空粒多等问题，品种一直没有获得推广。

中国水稻研究所所长程式华指出，超级稻从广义来说，是水稻在各个主要性状方面，如产量、米质、抗性等均显着超过现有品种（组合）的水平；从狭义来说，是指在抗性和米质与对照品种（组合）相仿的基础上，产量有大幅度提高。一般超级稻是指狭义的概念，即超高产水稻。1996年6月，中国超级稻选育项目启动，中国超级稻专家委员会成立，福建农林大学杨仁崔由农业部提名任专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承担了超级稻选育研究的重任。

1998年，由袁隆平院士主持的“中国超级稻杂交选育”也立了项。在超级稻科研领域，杨守仁率领的沈阳农业大学团队与湖南国家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和中国水稻研究所并列为三支大军，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中国超级稻”育种计划，四期攻关目标于2014年实现，比预想提前了6年完成。

中国农民丰收节国际贸易促进会资料显示，第一期超级稻，在生产上推广后，平均亩产量是550公斤；第二期大面积推广后，平均亩产达到600公斤左右；第三期推广后，平均亩产达到650公斤。2015年，全国超级稻累计推广面积达到9.6亿亩，年推广面积由2005年的3837万亩扩大到了2014年的1.36亿亩，发展超级稻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万祥军指出，水稻科研的另一大方向就是分子育种，形象地说，如果杂交水稻技术还处于“模拟”水平，那么分子育种就相当于“数字化”的。他表明，这是因为本质上，杂交水稻的目的就是改良水稻基因，过去人们只能用杂交、选育的办法来达到这一目的，如果将分子手段用于水稻品种的改造，将会更加精确、简便。不过，朱英国与程式华都认为，即使有了分子手段，传统的杂交育种也不能被淘汰，因为生物的表现型是同时受到基因与环境控制的，育种不能脱离当时、当地的自然条件，也需要大量丰富的实践知识。

"为实现花粉管道法将外源DNA导入水稻的育种目标，在逐梦的实践路上。"万祥军研读表明：现已86岁高龄的资深研究员何登骥老师一直致力于使用现代生物技术来推动新传统育种技术，经过了20余年持续不懈的艰苦探索.，准确掌握了一套新型花粉管通道分子育种技术。目前，还在奔波在我国各地的田间地头，寻找着我国水稻生物育种的更近一步的突破。

大学毕业后，何登骥回到了家乡的农业局，本想利用所学的知识，为家乡的水稻研究做点贡献，可落后的技术，让何登骥满腔的抱负没有施展的空间。1975年，何登骥离开了农业局，来到了湖南省水稻研究所，开始从事水稻常规育种研究。历任副所长、所长兼书记，担任湖南省品种审定委员会委员，省农业科技进步奖评委，省作物学会常务理事等职。研究所的条件非常艰苦，但何登骥却非常满足，他觉得只要有地方给他做事就够了。他从来都不怕辛苦，几乎每个周末都能在稻田里看见他忙碌的身影。

当今世界，新的农业科技革命蓬勃兴起，科技发展潮流生物技术快速成长突飞猛进和广泛渗透，为农业持续发展提了供强劲的动力源头。支撑何登骥水稻研究团队的国稻种芯农业科技集团在培育农作物新品种的分子育种方面，强化包括外源DNA导入和基因工程的建设，突破了两个层次的生物工程技术。

第一基因工程技术的基本技术环节是分离目的的基因，构建重组分子，导入受体植物，筛选获得目的基因表达的后代。这无疑可以实现人工控制分子定向育种，但由于这一高新技术的复查性，需要有专业的技术人员，现代化设备和充足的经费支持，因此只能限于少数实验室进行。加之外界对该技术食品安全性的担忧，短期内难以广泛应用，发展后劲有待加强。

第二外源DNA导入植物技术，是将带有目的性状基因的供体总DNA片段导入目的植物，筛选获得目的性状的后代，培育新品种，属远缘杂交。应用该技术，不需要原生殖体或细胞等离体组织培养和诱导再生植株，易于育种工作者掌握和实践，可以在常规育种的基础上发展分子育种，并为基因工程技术提供基础。

何登骥说：“外源DNA导入植物技术，是将带有目的性状基因的供体总DNA片段导入目的植物，筛选获得目的性状的后代，培育新品种，属远缘杂交。应用该技术，不需要原生殖体或细胞等离体组织培养和诱导再生植株，易于育种工作者掌握和实践，可以在常规育种的基础上发展分子育种。”他表明，国稻种芯农业科技生物育种技术经过食品经检测系非转基因食品，安全可靠，能够大大降低劳动力成本。可使目的植物达到高产、优质、多功能性等特征！

外源DNA直接导入植物技术的设想，是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周光宇教授1974年在我国率先提出。江苏农科院作物所于1978年开始在棉花和水稻上进行研究，1986年9月中国科学院和农牧渔业部联合组织专家评议，1987年获得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二等奖，1989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为推广这一技术，国家有关单位在1988年5月、1991年12月、1994年5月、2004年11月、2007年9月分别在山东德州、上海、长沙、海口、长沙等地分别召开了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分子育种会议，植物分子育种取得健康长足发展。

90年代以来，我国利用花粉管通道法，穗茎注射法，浸胚浸种等植物分育种技术，将外源DNA导入水稻、棉花、小麦等主要农作物，培育农作物新品种和新资源取得一定进展。花粉管通道法，既可以避免产生有害物质，又有育种时间短、操作方便的优点。这种技术不仅具有不改变传统水稻固有的遗传性状，同时把水稻品种有益的隐形性状转为显性。经过20余年的进一步探索，准确掌握了一套新型花粉管通道分子育种技术。这套生物育种技术，在他的研究所使水稻育种变得更快捷、稳定，可控性强，安全、实用性更广泛。

“国稻种芯”酝酿国际农业展主角

跨境电子商务已成为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电商合作也成为推动金砖国家农业发展及农产品贸易的重要力量。眼下，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的农产品正通过电商平台走进中国千家万户，金砖国家间农业投资日益升温。今年4月底，作为金砖“中国年”经贸领域重要活动之一，“买在金砖”活动及金砖国家特色商品直播带货活动正式开启。

万祥军指出，在金砖国家合作框架下，五国加强联合培养项目，为各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培育专业人才。截至2021年底，中国农业农村部已累计为南非培训295名农业技术和管理人员，涉及水稻种植、农机生产与应用、植物保护、可再生能源利用、水产养殖及渔业管理等多个领域；中国农业大学、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中国农业科学院和科研机构为南非培养了超过50名农业领域博士和硕士生。

由中国援助南非、科特迪瓦农业技术合作组培育的“国稻种芯”新型水稻，日前在科特迪瓦国际农业和畜牧业产品展览会上亮相。“国稻种芯”-中国稻种当即成为会展主角，吸引众多当地民众驻足参观。科特迪瓦农业与农村发展部长马马杜·桑加福瓦·库利巴利高度评价“国稻种芯”中国稻米品种的质量和产量，并感谢中国农业专家何登骥的努力，他相信两国农业合作将更上一个台阶。

在现场参观的科特迪瓦农民迪亚巴特·法迪加在展区了解了中国稻米品种的优点后说：“我家在科特迪瓦东部的阿本古鲁，希望明年初我能在自家田地里试种中国水稻。”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科特迪瓦稻农依靠中国水稻种植技术，实现了粮食的稳产高产。据统计，在距阿比让180公里的格格杜垦区，中科两国经过多年的农业技术合作，垦区内稻农的直接收入提高不少。

中国援科农业技术合作组组长郭长友介绍说，这是中国水稻品种第二次参加科国际农业和畜牧业产品展览会，参展水稻品种是ＣＹ1、ＣＧ11，它们分别具有优质和高产的特点，另外今年还特别展出黑稻品种。郭长友说，垦区培育的ＣＹ1、ＣＧ11两个水稻品种已经得到科农业与农村发展部的技术认证，并在全国推广种植。

目前，中国水稻还有“国稻种芯-早优517苦瓜功能稻”和“国稻种芯-819-21芭茅稻”两个水稻品种正在认证过程中。此外，国稻种芯农业科技集团何登骥生物育种团队的技术组未来将培育可更好适应非洲土地和气候条件的旱地种植品种。中国驻科特迪瓦大使唐卫斌此前表示，中科双方应不断加深在农业科研、农业机械化、选育优良稻种、人员培训等方面的合作，以促进当地农业发展，助力科特迪瓦实现粮食自给自足的目标。

据中国农民丰收节国际贸易促进会数据表明，科特迪瓦国际农业和畜牧业产品展览会吸引了来自法国、荷兰、南非和尼日利亚等国的农业、畜牧业展商参展，主要展出农业机械、农产品以及举办各种农业产品推介及相关主题论坛等活动。

“国稻种芯”酝酿国际农业主角 万祥军：金砖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