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宏学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是十八大以来经济理论创新的系统集成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创新，是十八大以来经济理论创新的系统集成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坚持了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原则，在四个重大问题上实现突破与创新，将“新常态”、“新发展理念”、“稳中求进”等十八大以来的经济理论创新统合成为有机整体，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到新阶段、提升至新境界。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与供给学派等西方经济学说存在根本区别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提出后，不少观点将其与西方供给学派等学说联系在一起，用这些学说的观点和主张加以解释和评价，忽视、混淆甚至淹没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自身科学的内涵、完整的框架和严密的逻辑。事实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与供给学派等学说存在根本区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自主创新成果。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借机制造负面舆论。”

目前，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的误读主要源于：一是上世纪80年代的供给学派，这是一些人最常与供给侧结构性理论相提并论的学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误读最主要的来源；二是供给学派影响下的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三是上世纪50、60年代的拉美结构主义理论。需要从理论背景、思想方法、政策主张等方面，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与这些学说进行深入比较，以便认识清楚其中的根本区别，明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的创新性与自主性。

1. 理论背景存在根本区别

供给学派形成的背景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等西方国家出现大规模“滞胀”，经济增长接近停滞的同时又发生高通货膨胀，传统凯恩斯主义在解释与应对“滞胀”时效果不尽人意，一些学者开始反思以需求管理为核心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针锋相对地提出供给学派的主要观点。主要是：强调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应该从供给着手推动经济发展；增加生产和供给首先要减税，以提高人们储蓄、投资的能力和积极性。这就是供给学派代表人物拉弗提出的“拉弗曲线”，亦即“减税曲线”。此外，供给学派还认为，减税需要有两个条件加以配合：一是削减政府开支，以平衡预算；二是限制货币发行量，稳定物价。美国里根经济学和英国撒切尔主义是供给学派理论的大规模实践，里根经济学以减税为标志，撒切尔经济学以去国有化为显著标志，核心都是要解决“滞胀”问题。

拉美结构主义形成的背景是“二战”后世界形成“中心—外围”的经济格局，拉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十分落后、工业体系很不健全的形势下要完成工业化，同时不希望成为发达国家的原材料输出地和经济附庸，因此提出了通过国家干预和大规模投资等措施突破各种瓶颈性约束，通过进口替代战略保护幼稚工业发展，从而实现依附性经济向独立民族经济转变的战略思路。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提出的背景和要解决的问题与这些理论根本不同。一方面，我国既没有“滞”的问题，也没有“胀”的危险，而是面临“四降一升”的突出矛盾，面临如何适应新常态、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问题。这与供给学派的理论背景存在根本区别。另一方面，当今世界，垂直化产品内分工是经济全球化的显著特征，“中心-外围”经济格局不复存在，各国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我国已经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通过国家干预和进口替代并非现阶段迫切的任务。这与拉美结构主义的理论背景存在根本区别。

2.思想方法存在根本区别

对任何理论而言，思想方法都是核心和灵魂。思想方法的不同，将决定理论逻辑、理论内容和理论进路的根本差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在思想方法的科学性方面明显超越供给学派及其影响下的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也明显超越拉美结构主义。这突出体现在对供给与需求、政府与市场这两对关键关系的处理方面。

一是供给与需求的关系。供给学派注重供给而忽视需求，承袭萨伊定律的主张，认为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但忽略了萨伊定律这一主张的关键前提是货币中性，即货币本身不存在价值，不会离开流通领域被贮藏，生产要素贡献者获得货币报酬后会全部进行消费和投资，这样生产出一种产品就一定会带来对另外一种产品的需求，资本积累会迅速转化为生产投资。该前提在现实经济运行中不可能得到完全满足，供给就不会自动等于需求，只注重供给而忽视需求就可能造成生产过剩，引发经济衰退和萧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同时适度扩大总需求，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相对宽松的需求环境和政策环境。这种供需两端发力又将供给端作为矛盾主要方面的思想方法，坚持了“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是科学的思想方法。

二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供给学派注重市场功能而忽视政府作用，认为市场会自动出清，政府干预会破坏市场的自然秩序，是自由主义理论在经济领域的典型体现，却忽略了市场存在失灵领域，政府作用是必要的、不可或缺的。拉美结构主义走向另一个极端，重视国家干预而忽视市场功能，夸大进口替代和保护主义的作用，导致后来劳动生产率低下、市场竞争不充分等弊端日益暴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强调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现阶段主要是完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增强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与供给学派和拉美结构主义相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清晰地认识到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各自的优势与劣势，根据两种机制的不同特点赋予合适的功能，推动二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这准确把握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本质，既符合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又符合我国国情和发展阶段，是科学的思想方法。

3.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区别

减税是供给学派的核心政策主张，此外再辅以削减政府开支和限制货币发行量。美国里根经济学和英国撒切尔主义是供给学派主张的大规模实施，但由于其政策措施的非系统性，导致在一定程度缓解了“滞胀”困局的同时，带来贫富分化、社会不公等更加尖锐的问题，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用改革的办法推动结构调整，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远不只是一个税收和税率问题，必须通过系统完整的政策举措，特别是推动科技创新、发展实体经济、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举措，来解决供给侧存在的问题。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提出“1+5”的完整政策框架，既在宏观上要“稳”、又在微观上要“活”；既要适度扩大需求、又要防范财政金融风险；既调动企业积极性、创造优质生产力，又注重包容普惠增长、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与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相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举措在系统性、科学性、人民性等方面远远超越，是解决错综复杂的中国经济问题的正确良方。

进口替代和保护主义是拉美结构主义的主要政策主张。与其根本不同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强调开放发展，主张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供给结构调整要在开放中进行，深化改革也要发挥开放的促进作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强调，必须坚定不移实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实行更加积极主动地开放战略，坚定不移引进外资和外来技术，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两类规则，才能更好地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迈向中高端，才能为富裕产能找到更广阔的市场出路，才能更好地以扩大开放促进深化改革、以深化改革促进扩大开放，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增添新活力、拓展新空间。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继承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四个重大问题上实现创新与突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普遍原理与中国经济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一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体部分，也是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其主要内容包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以共同富裕作为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建立健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等等。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继承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同时深刻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与长期趋势，在四个重大问题上进行了理论创新与突破，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发展到新阶段，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升到新水平。

1.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理论的创新与突破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根本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核心与首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需求，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原则的明确遵循，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鲜明继承。

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侧重于“量”，侧重于通过规模扩张解决短缺经济条件下总供给不足的问题。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解放和发展的生产力，不是规模数量型的生产力，而是集约效率型的生产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实现的发展，不是铺摊子上项目粗放式的发展，而是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多次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同时，我也反复强调，我们要的发展是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要的是以比较充分就业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投资回报率、资源配置效率为支撑的发展。”“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要坚定不移坚持，同时必须坚持科学发展，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从强调生产力的“量”向强调生产力的“质”转变，从强调发展的速度向强调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转变，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重大原则的创新与深化。

2.对政府与市场作用理论的创新与突破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认为，在深化改革、推动供给侧结构调整过程中，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于市场与政府关系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推进和突破。

一方面，将市场机制的作用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渐进探索的过程。十二大阐述了“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十三大明确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十四大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向的同时，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这个表述一直延续到十八届三中全会。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虽然只有两个字的变化，但对市场作用是一个全新的定位，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一个新突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新的成果，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习近平同志指出，“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问题。”“作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

另一方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但不是更多发挥政府作用。习近平同志指出，“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是要更多发挥政府作用，而是要在保证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管好那些市场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要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弥补市场失灵，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优势，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关键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该放给市场和社会的权一定要放足、放到位，该政府管的事一定要管好、管到位，坚决扭转政府职能错位、越位、缺位现象。”

3.对供求总量与结构理论的创新与突破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运用唯物辩证法深刻把握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供求关系，不仅着眼于总量平衡，更着眼于结构匹配，对供求关系的认识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过去，我国经济实践中既出现过“短缺经济”现象，也出现过“过剩经济”现象，但都是就供给与需求的总量对比而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认为供需不仅存在总量是否相当的问题，而且存在结构是否匹配的问题。我国目前的产能过剩，本质上是结构性过剩，是供给结构不能适应需求变化所致。因此，多数中低端领域出现过剩的同时，不少中高端领域仍不能满足需求。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不是需求不足或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变了，但供给的产品却没有变，质量、服务跟不上。有效供给能力不足带来大量‘需求外溢’，消费能力严重外流。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必须推进供给侧改革。”

以此认识为基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提出“有效供给”这个重大命题，明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就是要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对供需结构关系的深入把握和“有效供给”概念的提出，是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供需矛盾认识的质的飞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

4.对宏观调控理论的创新与突破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实现了宏观调控思路和方法的重大转变。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结束普遍短缺状态后，经济出现波动时人们一般从需求侧加以解释；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的两次应对经验，也使人们逐渐习惯了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需求管理措施刺激经济增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将宏观调控的重点和着力点扭到了供给端，明确提出需求管理的主要目的是为供给侧改革创造较为宽松的宏观环境，旗帜鲜明地反对“大水漫灌”式的强刺激，坚持稳中求进的方法论，在防止经济大起大落的前提下推进供给侧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与结构调整。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思路和方法的重大转变，是宏观经济管理理论的重大创新，对世界各国宏观经济管理实践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是十八大以来经济理论创新的系统性集成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智慧，进行了系统性经济理论创新，初步确立了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经济政策框架。这个框架结构完整、逻辑清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问题意识和实践导向。其主要内容包括：第一，作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把认识、把握、引领新常态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做好经济工作的大逻辑。第二，形成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政策体系，引导经济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提出引领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一套政策框架。第三，贯彻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强调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问题导向、底线思维，发扬钉钉子精神，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迈进。

在这一套理论创新和政策创新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是彻上彻下、联通各环的关键枢纽。这是因为，“新常态”是背景，主要解决“经济形势怎么看”的问题；“新发展理念”是指导，主要解决“经济工作怎么干”的指导思想问题；“稳中求进”是总基调，主要解决“经济工作怎么干”的方法论问题。只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有关于“经济形势怎么看”的探索与思考，又有“经济形势怎么干”的任务与举措；既有形而上的理论创新，又有形而下的实践与政策创新，是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主要举措，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主要抓手，也是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主要载体，是将“新常态”这个背景、“新发展理念”这个指导思想、“稳中求进”这个方法统合成为有机整体的系统集成式重大创新成果。这一理论的提出和不断完善，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取得重大突破，发展到新阶段，提升至新境界。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 杨长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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