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垃圾围城”为代价的外卖行业,到了该承担起自己责任的时候了。
钛媒体丨张远
随着“最严垃圾分类”在上海的正式实施,全国的城市居民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环保自我教育。
当人们一一分辨家中的垃圾属于什么类别时,很难不发现外卖已经成为生活垃圾的一大源头。
当中国的外卖用户达到3.58亿,这也意味着海量垃圾源源不断的产生。“外卖垃圾”已经成为城市生活垃圾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纽约时报》5月28日的报道,科学家估计,2017年中国的在线外卖业务产生了160万吨包装垃圾,是两年前的9倍。这其中包括120万吨塑料盒、17.5万吨一次性筷子、16.4万吨塑料袋和4.4万吨塑料勺子。据估计,2018年这一数字将增加到约200万吨。
根据《2018年全国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年报》,这相当于2017年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第十名佛山市城市生活垃圾的一半。因为包含剩饭剩菜、沾上油污,这些垃圾大多数都难以回收。
不仅如此,外卖平台的差评机制也在鼓励商家过度包装。为了防止撒漏、餐具不足被顾客投诉,商家只能无差别地过度包装、多送餐具。这无形中助长了“外卖垃圾”的泛滥。
早在2017年,美团和饿了么就在下单确认页添加了“无需餐具”选项,然而大部分商家在统一的打包流程中并不会区别对待,仍然会照送不误。这也让“无需餐具”沦为鸡肋功能。
在上海开始强制垃圾分类之后,饿了么于7月1日推出了“推荐无需餐具”功能,上海用户下单时,平台将不再默认提供餐具,需要用户主动确认餐具数量。
然而,按照《纽约时报》的数字,与餐盒相比,餐具在外卖垃圾中仅占八分之一的比例。
美团外卖在2017年即启动青山计划,计划到2020年携手100家以上外卖包装合作伙伴,寻求新的包装解决方案,同时汇聚超过10万家青山公益商家。通过青山基金和美团公益平台支持社会公益组织,发展环保公益。但这样的公益计划并不能从平台层面解决“外卖垃圾”的问题。
在《美团外卖2018社会影响力报告》中,除了青山计划,另一项环保公益是将4000个外卖餐盒变身2000辆摩拜单车的挡泥板。然而,这样的活动更多是公益宣传性质,并不具有大规模推广的可操作性。
外卖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星火燎原般大范围流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将外卖垃圾的环境成本被转嫁了出去。无论外卖商家、外卖平台还是外卖消费者都无需承担垃圾处理成本。
随着垃圾分类开始在全国的推广,立竿见影的短期效应是外卖垃圾的分类、处理成本被转嫁到消费者头上。
由于外卖餐盒和剩菜剩饭分别属于干垃圾和湿垃圾,而且餐盒在扔之前还需清洗擦拭干净,不少上海市民表示垃圾分类和扔垃圾的时间比吃外卖的时间还要长。
这让外卖的一大优势:不用洗碗丧失殆尽。何况塑料餐具比家用餐具的清洗难度更高,在办公室等场合并不具备清洗的条件,这会让不少人在点外卖之前会踌躇一番。
不仅如此,由于剩菜剩饭都需要当作湿垃圾来单独处理,这会让更多的人在点外卖时量力而为,尽可能减少外卖的频次和单次的种类数量。
虽然外卖平台没有公布垃圾分类实施之后,上海的外卖订单变化情况,然而随着垃圾分类处理在46个大中城市的推广普及,因为用户垃圾处理成本(时间成本、心智成本、劳动成本)的上升,外卖市场增速必定会受影响。
从长期来看,无论是餐具可回收还是改进包装设计,外卖平台和商户承担起的环境成本最终也会转移到用户身上。
不少人认为,垃圾分类对于外卖平台也意味着新业务的机遇。毕竟,垃圾分类催生出“代扔垃圾”需求,数百万外卖骑手在上门送外卖的同时可以顺手帮用户扔垃圾。
然而,这样的想象只不过是“看上去很美”。
不久之前,饿了么上线了一项“代扔垃圾服务”。然而媒体试用之后却发现该服务需要用户提前将垃圾分好,外卖小哥只负责扔到指定垃圾桶。这项“新业务”不仅没能受到用户好评,反而饱受质疑。
因为,用户的最大痛点并非“扔垃圾”,而是垃圾分类。然而,垃圾分类却是一件费时劳心的专业工作,不仅耗时良久且需专业培训,让分秒必争的骑手兼任这样的服务是不现实的。
更何况,外卖骑手一旦与垃圾处理沾上边,清洁无尘将难以保证,也会让用户怀疑对外卖的卫生状况产生怀疑。
目前,在上海的一些小区已经出现了“代收垃圾”服务,在支付宝中也出现了垃圾分类回收小程序,但解决的仍然是扔垃圾而非分垃圾的“痛点”。对于扔垃圾来说,用户的付费意愿并不强烈,大多数人宁肯自行解决。
并非所有的需求都能够通过外包服务来解决,垃圾分类这样的“微痛点”仍需市民自行承担,这样才不失推广垃圾分类的环保意义。
早在垃圾分类开始推广之前,已有少数商家出于差异化经营及吸引环保型用户的考虑,进行了可回收餐具的实验。
根据媒体报道,北京的“异口良食”在5家门店提供陶瓷碗、筷子、勺子可回收服务,每天能省下5000个塑料餐盒。在运营过程中,餐具的回收率在90%左右,单店铺每个月因餐具丢失的损耗为3000元。
餐具可回收意味着外卖垃圾的消失,用户也无需再为垃圾分类和处理而烦心。却意味着外卖平台和外卖商户责任和成本的增加。
对于外卖平台来说,商家自备的可回收餐具可能规格形态各异,包装和配送难度将会上升。
骑手要承担其回收餐具的责任,意味着在配送箱之外还要配备餐具箱,还要设计出一条回收、归还路线,意味着配送员要和用户约定好上门回收餐具的时间。
这些加起来无异于对于外卖服务的一次重新架构,也意味着成本的上升。
对于外卖商家来说,这意味着清洗、消毒餐具的设备、人工成本的增加,也意味着要承担餐具无法回收的损耗。对于利润本已微博的商家来说,这样的成本增加无疑是不可承受的。
除非外卖平台和商家通过提价的方式来将成本转嫁,然而在未得到更好服务的情况下,大部分用户并不愿意为这样的环保行动买单,只会减少外卖消费。
总之,外卖行业在中国的野蛮生长,很大程度上纵容了商家和用户对于一次性塑料的使用,不断在加重城市垃圾处理的负担。
在垃圾分类未强制推行之前,外卖行业各方对于“外卖垃圾”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外卖平台没有动力去解决餐具垃圾,商家为了避免差评宁可过度包装,用户乐得一丢了事。
随着垃圾分类的推进,各方不得不正视外卖所带来的环境问题,目前成本主要落在了用户身上。恐怕外卖平台直到发现了订单增速下降,才会认认真真考虑出手解决。
政府部门也应该从外卖平台源头入手,控制过度包装、一次性塑料的使用,督促外卖平台研究可回收餐具的大规模推广。
以“垃圾围城”为代价的外卖行业,到了该承担起自己责任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