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智慧城市：一场技术理想主义的狂欢

作者：王德培 著
策划方：杭州蓝狮子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21年1月

美国作家爱德华·格莱泽在《城市的胜利》一书中所说：“佛罗伦萨的街道给我们带来了文艺复兴，伯明翰的街道给我们带来了工业革命……漫步在当代的城市——不论是沿着用鹅卵石铺就的人行步道还是在四通八达的十字街头，不论是围绕环形交叉的路口还是高速公路——触目所及的只有人类的进步。”

城市，一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标志，是人类利用资源、创造文明能力的最高表现。人类每次科技的飞跃，都将使城市形态产生巨大的变革。

技术变革在剧烈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同时，必将重新塑造城市形态。正如每一次技术进步，都会带来城市形态的更迭。

信息化、互联网在仅仅一代人的时间里就登峰造极，云计算、物联网、AI又相继成了新技术的焦点，城市相应地以智慧化武装自己，是水到渠成。

此外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大城市病、公共危机、环境威胁等城市治理痛点迫切需要智慧城市提供解决方案。

根据联合国预测，1950～2050年的100年内，全球城市化率将翻番，2050年将有68.4%的世界人口生活在城市。而用先进的技术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众望所归的最佳解决方案。

例如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除了借助智能化交通系统来帮助市民大幅缩短通勤时间，政府还与麻省理工学院合作，通过路灯上的传感器实时搜集路况与车流量信息，智能化调整交通信号，以减少骑乘人士被红灯拦下的次数，引导市民选择自行车出行，带领城市达到节能减排的目标。

一、星星之火，却难以燎原？

尽管作为未来趋势，智慧城市来势汹汹，但大部分智能城市项目还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很多项目甚至只是空有其名。为何智慧城市这把全球性的星星之火，却难以燎原？

首先，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作为开发项目，智慧城市建设也逃不过投入产出的商业地产逻辑，土地、融资、建筑安装等高昂成本都是摆在眼前的问题。

韩国自2002年起陆续投入4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00亿元），计划在仁川市松岛地区建成世界首座智慧城市——松岛新城，但这座城市至今未能完工，有媒体将之称为“另一座切尔诺贝利”。

而未完工的原因就是资金枯竭，无以为继。其次，错把手段当目的，陷入唯技术论的窠臼。

当下，科技正在替代生活，手机像输液器，互联网供养着人群。然而，仅仅采纳任何一项技术本身，不管多么的优秀，都不能解决城市问题。

在技术至上的思维基础上建设出的不是智慧城市，而是迷失在技术里的城市。事实上，城市与手机、平板不同，其智慧化不仅是技术和资金的问题，更涉及一系列基础设施、法规政策、社会关系、政治利益甚至大众观念的角力。

短时间建造出的新技术乌托邦都是空中楼阁，要么集成一些现成技术匆匆上马，要么就只能沦为面子工程。当下普遍存在的数据孤岛即为典型。

在中国，部分职能系统是垂直延伸的，比如公安系统有自己的数据系统，卫生、税务和法院等部门也各自有系统，纵向信息或许能实现共享，但横向数据流通却有阻碍，这就造成了“条状孤岛”；而先地方再中央的模式，则造成了“块状孤岛”。

如此一来，以技术提质提效、改善民生，成为一句空谈，智慧城市似乎也沦为一场技术理想主义的狂欢。

二、智慧城市的“平衡车”

在种种误区之下，诸多所谓的智慧城市其实就像是一个摇摇欲坠的高塔，规划者在塔底讲着或将成真的故事，搬几块砖就算开工了。

但实际上，即使基础设施能够一蹴而就，相关的信息安全技术、伦理道德框架、基础科学研究和人类社群本身完全没有准备好。要支撑智慧城市的高楼稳稳建起，需要把握四大平衡：

经济上，近期投资与远期回报的平衡

高科技长远来看的确能降本增效，提高城市运行效率。

但超前技术带来超高成本，资本总是短视的，而城市发展是缓慢的，一项改变城市的技术从验证有效、示范成功到商业应用，周期比一般的产品还要漫长得多。对此，一方面可利用PPP模式、产业引导基金等，广泛引入社会资金；

另一方面可引入市场服务，分散成本。如今一些互联网巨头已经使得城市的各个领域——包括政府的一部分治理功能——逐步实现智慧化，例如无现金支付、共享经济、智慧交通等，完全可以由市场来提供智慧城市服务。

如果地产商、园区运营商和城市政府需要服务，向这些智慧技术的拥有者购买一部分自己需要的服务即可，能够大大降低政府和企业的建设成本。

技术上，数据利用与隐私风险的平衡

过去10年，科技公司正从代表进步力量的形象，慢慢转变成资本主义霸权的图腾，而个人、家庭的生活信息通过物联网全方位暴露，成为砧板上的鱼肉。

在这种背景下，智慧城市面临这样一个安全悖论：我们是否要为了人身安全而牺牲个人隐私？

这就需要更完善的监管框架来监督新技术和数据的使用，将数据捕获限制在整个城市的“最低限度”，只搜集解决现有问题所需的数据，而不伤害个人隐私与信息安全。

机制上，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平衡

在一个智慧城市项目中，企业作为技术的倡导者和最直接受益者，总会更有动力去推动其落地；政府的诉求相对多元，虽然在刺激产业和就业领域与企业有着共同的诉求，但守夜人的职责要求其通过政策法规，守住社会公平和公共利益的边界；

公众则最为保守和分裂，即使尝到了甜头，也很难对大的变革达成共识，毕竟所有的变革都难免会给一些人群带来阵痛。因此，在大规模的智慧城市项目中，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与统筹推进固然重要，自下而上的市场化创新研发及公众的广泛参与，也缺一不可。

时间上，当下与未来的平衡

城市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大多智慧城市的规划设计都着重解决当下的问题，而未考虑到城市的流动性。智能化固然是趋势，但城市形态不只取决于技术的包装、驱动，还取决于生态、人文等因素的影响。

比如说，当前已出现城市收缩现象，假设某个城市50年后人口大幅减少，到时候需要什么样的智慧城市？

这可能和当下规划的背景完全不同。因为人口变化可能会带来很多连锁反应或者滞后效应，如何把这样的未来因素考虑在内，也是智慧城市建设中不容忽略的问题。

三、小节

回顾历史，城市的发展从来都是磕磕碰碰、饱受非议的。

巴黎大改造前，法国的知识分子近乎诅咒般地抱怨这座城市的脏、乱、差，惨无人道的生活空间和不可理喻的贫富差距。大改造后，奥斯曼的计划实际上解决了不少当年巴黎存在的问题，并让大改造成为拿破仑三世留下的为数不多的正面政治遗产。

但是大改造本身又创造了许多新的问题，抱怨依然存在，对其诅咒的程度并没有减退。城市的发展历程大抵都是这样，充满着问题，解决一部分问题后又引发新的问题，智慧城市亦是如此。

城市始终是一个有机生命体，不是一次性交钥匙工程，基础设施体系的改造相对容易，但社会系统运行的惯性、人性和习惯的改变，起码要靠代际的周期才能切换过来。同时，发展的实际意义也始终在人——只有人们产生向往美好的动力，城市才能真正地进步和发展。

【《中国经济2021》作者介绍：王德培。福卡智库首席经济学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任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客座教授，常年为全国各级政府、各大高校、著名EMBA学院、央企、大型集团企业开设宏观经济形势、国家地方战略布局、顶层设计规划等前瞻性课程，领先完成国家、省市级、央企、园区等重大课题。

著有《中国经济2016》《中国经济2017》《中国经济2018》《中国经济2019》《中国经济2020》《金融原罪与金融文明》《第四次金融大爆炸》《人民币的未来》《再平衡——中国的优势与美国的强势》等备受关注的预测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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