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血汗工厂”互联网大厂，和流水线上的打工人

文 | 鲸声whistle，作者 | Mia

​开年第一场与互联网大厂996/007、资本冷血压榨、公关危机相关的“狼人杀”大戏上演。

1月3日晚间，据网络爆料，一名98年出生，供职于拼多多旗下新疆多多买菜业务的23岁女员工，在12月凌晨1点半下班途中猝死。这个“惊人”的下班时间引发诸多质疑，“凶手”指向了拼多多，随后一番自辩非但没能从舆论危机中脱困，反而越描越黑，堪称近年来的危机公关反面教材典型：拼多多官方账号在知乎平台回应，称“看看底层人民，哪一个不是用命换钱，我一直不以为是资本问题，而是这个社会的问题，这是一个用命拼的时代，你可以选择安逸日子，但你就要选择安逸带来的后果。”

拼多多回应称这段截图为谣言，随后知乎“跳预言家身份”给出实锤，在官微公布后台数据：“拼多多”系知乎注册用户，其身份真实无误。知乎有严格的身份认证流程和机制。4日8时19分49秒，“拼多多”创建回答。4日8时20分17秒，“拼多多”自行删除了上述回答。此后拼多多官微给出了同事张X霏意外离世的声明，表示知乎账号系由外包公司员工管控、不代表官方态度。知乎则声明“拼多多账号管理不严，禁言15天”。

负面舆论持续发酵，导致一年来市值狂飙至2100亿美元的拼多多股价持续下跌，截至昨日收盘，拼多多股价大跌6.13%，报166.78美元。新华社在微评中写道：拼多多年轻员工凌晨下班后猝死令人痛惜。人们之所以关注此事，更在于畸形加班文化之痛。逐梦得拼搏，成功须奋斗，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不能被忽视甚至被侵害。让劳动者超时工作、透支健康，是违法操作，是对奋斗精神的背离。当加班文化成为互联网大厂的通行证、潜规则，如何才能跳出这场疯狂内卷的游戏？

“按时下班是格格不入的”：KPI大山下的加班文化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当资本来到人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肮脏的血。

这句话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在加班猝死类新闻下的评论中。2020年年底，网传上海一家互联网公司47岁员工在健身房外猝死。2020年12月19日，人工智能平台@商汤科技SenseTime 回应了此事。如果将范围进一步扩大，极度不健康的昼夜颠倒作息不仅存在于打工人之中，更普遍存在于熬大夜的影视综艺行业，以及看似光鲜的明星群体当中。2019年11月27日,高以翔在凌晨录制《追我吧》时忽然昏厥，送往医院经过三小时抢救后无效去世。事发整整一年多，类似状况似乎仍然没有什么改变。

在刚刚接到offer时，许多人都是兴奋的，引领着新经济产业的大厂意味着高薪，大平台，对自身能力的肯定。大街网毕业生求职意愿调查显示，最受95后青睐TOP3的公司分别是字节跳动、阿里和华为。

跳槽到某互联网大厂旗下金融产品从事财会工作的姗姗表示，这一年自己过得一点也不开心。“穿得高调会被说，很少跟同事一起吃饭一起玩会被说，也会被说。在年终述职的时候，这些都成了被领导批评的缺点。”更令她无所适从的是，没人试图提高效率、提前完成工作、准时下班——这是一种在办公室格格不入的行为，甚至影响着领导对自己的看法。

在大家异样的眼光之中，她渐渐学会了来办公室后先摸鱼，从下午再开始干活，制造加班的假象以融入集体。加班到深夜带来了更多问题：除了经历独自走夜路的害怕，还有遥远的西二旗很难打车且贵，她心心念念想着买一辆车，但被1月1日开始实施的北京摇号新政再次打消了热情。

工作仿佛成了王小波笔下的“生存就是比赛磨屁股”——“有人把你按到了那个椅子上，单磨你的屁股，或者是一大群人一起磨，后一种情形叫做开会。总而言之，你根本不想坐在那里却不得不坐，这就叫磨屁股。”

自从入职到某头部视频平台，文文就再也没有了周末，以及和友人聚会见面的记忆，并且很少见到自己的室友们，也很少回家，生活被无穷无尽的出差和加班填满，没时间锻炼却还是瘦了——因为同时在带几个项目，顾不上回消息，也没时间好好吃饭。圣诞和跨年夜的晚上，很晚到家的她在朋友们喧闹的声音中，在沙发上累到睡着。虽然“认可工作的价值意义”，并从自己从事的工作中学到了不少，但偶尔也难免心生怀疑。

在《每日人物》的报道里，拼多多沿袭了阿里的花名制度，很多人不知道同事的真实姓名，工位不断变动，未打卡会遭到严厉追责和惩罚。另外还提到阿里不足10人的团队，一半的人在加班中倒下过：有同事加班到恶心呕吐，有同事加班得没时间吃饭得了胃溃疡，还有身体不好的同事加班一阵子后直接进了手术室。

KPI像一座山一样压在每个人头顶，带来的是疯狂内卷。被默认的除了“女人当男人用，男人不当人用”，24小时微信钉钉在线，还有孕期育龄女性遭到的隐形歧视。老员工会告诉新来的年轻人“此时不拼何时拼”，当打开订阅公众号时，看到的是无尽的焦虑——“鸡娃”“学区房”“顺义妈妈”，而后再用消费主义获得自我安慰。

“我觉得我整个人被PUA了。以前的领导反复告诉我，我能力不如别人，他们要的是复合型人才。”从大厂辞职后，由于抑郁症“工伤”发作而刚刚去医院看病的小思，反思着自己那段时间不正常的打鸡血状态——在急于证明自己的焦虑和刚刚入职的亢奋中，她每天主动加班到12点下班，朋友圈里除了工作还是工作，顾不上健身，化妆，休闲娱乐。

问题是，将年轻人异化为一颗颗螺丝钉的加班文化，何以会成为大厂标配，互联网大厂为何会成为富士康之后新一代的血汗工厂？从本质上来说，互联网明明意味着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反面。降低劳动力成本是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以软件降低边际成本，高效沟通、扁平化管理、标准化开发决策流程……这些令互联网行业极速成长、引以为豪的优势被消磨，在生长过程中步伐开始变得缓慢，转而以员工集体加班代替效率。“有时在成立十几年的大厂，甚至能感受到一种体制内的官僚压抑。”

逃离大厂

一方面是打工人长期加班甚至过劳猝死，一方面是资本家鼓吹“996的福报”“混日子的人不是我兄弟”。还有一些不够聪明的既得利益者奋不顾身地点燃这种两极对立的怒火。例如此前登上热搜的“网红曹译文在自家工地打工体验炫富”，将自己B站视频命名为《累吗？累就对了，舒服是留给有钱人的》，引发众怒而扒皮其法律诉讼。而拼多多灾难级的公关也同在此列。

加班文化几乎是存在于中日韩的普遍问题。相比之下，欧美互联网从业者们更加重视工作之外的生活。欧美影视业同样如此，影视工业化的重要标准之一是剧组在工作之外“保证休息时间”。当代中国社畜，仿佛在重现着起源于日本的社畜过劳状态。后者 从1988年起，由《劳动基准法》规定每周劳动时间原则上为40小时，同年全国开通“过劳死”咨询热线。24岁的高桥茉莉因工作压力过大患上抑郁症自杀，曾引发整个社会的震动。

森冈孝二在《过劳时代》中写道：“专家对生产效率提高，工作时间减少的预测是错误的，从80年代开始，全世界的国家都在工作时间上失去控制，随着电脑、手机、电子邮件等通信工具的不断普及，与其说工作变得轻松了，不如说人们的精神压力增加了，私生活时间不断被工作挤占。”

当互联网不欢迎35岁，职业选择变成从一个大厂跳到另一个大厂，一批年轻人正在急于逃离大厂。不少人的梦想是攒够一笔钱，然后去开咖啡店奶茶店民宿餐厅，或者是在全国房价倒数第一的鹤岗买一套3万块钱的房子，然后“躺平”。当然这类充满文艺气息的幻想，很快会迎来房租、现金流压力、翻台率等等无情的洗礼。姗姗说自己的终极梦想是在精酿酒吧工作，她打算年末拿了年终奖就提出辞职——此前，她曾经在北京著名的京A打工过一段时间。但同时，她也担心疫情下工作并不好找，最后逃离的打算只会成为幻想。

疫情此前曾带来一批关停倒闭，降薪裁员狂潮，加之蛋壳公寓爆雷事件，让许多打工人感知到了在一线城市承担的压力和艰辛，有不少人选择逃离北京。猝死新闻更加重了在一线城市生活工作的恐惧，在调查中，有一种声音是“想回到老家考公务员”，但是又会担心自己无法再融入家乡的慢节奏。也有人在去了更小的公司之后，不再习惯，再次回到了大厂。

加班文化会就此消失吗？推动庞然大物前进的齿轮不会停止转动，答案显而易见。几乎在拼多多23岁女员工猝死新闻刷屏的同一时间，快手人力资源部负责人刘峰在全员会上宣布：快手将于2021年1月10号全员开启大小周。刘峰表示，西方周日是一周的开始，很多团队周一开例会，周日员工便开始自发准备周报和例会内容，如今公司也已经有70%的人在大小周，为了让前中后台配合更加紧密，快手将开启全员大小周。

在往来于西二旗的班车和通勤地铁上，晚归者们一张张疲惫或漠然的面庞被手机屏幕的亮光照亮，在脉脉、知乎、微博等各个平台表达着对加班文化的不忿。而后在第二天，继续投入无尽的加班洪流之中。更年轻的生面孔，怀揣着激动，想象和期待，推开大厂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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