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1990s：消费贷里的陌生人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 | 财经无忌，作者 | 小象冒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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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许在《了不起的盖茨比》里见过美国爵士时代里疯狂的享乐主义，可即便如此，在许多人眼中，与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日本相比，那也只是小巫见大巫。

1987年之后的4年是日本经济最辉煌的年代，经济连续51月的高速增长，有赖于消费引擎声浪轰鸣作响。日本政府在1989年推出了消费税，但丝毫没能放缓人们花钱的欲望。代表着精英生活的高尔夫球，一跃成为了全民运动。就连普通公司里的小职员都忙着办会员卡、练习挥杆。彼时，有厂商推出镶钻球杆三件套，售价1亿日元，没想到，3天内，发售的650套球杆一抢而空。

1991年，日本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戴安娜王妃数次访日，在数万民众涌上街头围观王妃的同时，王妃同款的垫肩夹克，一跃成为奢侈品店的爆款。

十八九岁的年轻女孩，成为了东京银座另一种炙手可热的“商品”。想在六本木吸引她们，丰田SOARER保底，大奔最管用。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们因此热衷贷款买车，哪怕利息高达50%。日本第一批月光族诞生——人均6张信用卡在手的日本，1991年的金融消费总值高达1.7兆日元。

这汹涌的潮声，直到1991年才逐渐放平。随着经济泡沫的破碎，日本百业俱废，但是消费习惯仍然以惯性前进，消费贷一路狂飙。1992年，泡沫破碎的隔年，日本最负盛名的放贷企业武富士，在新宿地铁站边兴修了新的总部大楼。

大厦顶部，圆钱方孔，像是钱币，又像是一只凝望着东京的发光的眼睛。

武富士创始人武井保雄，就站在幕墙后面俯视众生。彼时，在《Times》封面，日本券商，正骑着火箭飞向天空。

1974年，武井保雄的武富士正式进入人们的视野。武富士外号“日元商店”。“日元”在这里的意思是商品，透支未来去消费，在畸形的企业文化里被放大为一种美德。日本银行领导放话：

 过去，你们的任务是储蓄；现在，请拼命贷款。

80年代，银行员工背上一年放贷一亿的KPI。崇尚超前消费的“刹那主义”流行全国，在斐济和巴厘岛，遍地都是等排婚纱照的日本人。武富士在街边放了许多台无人签约机，贷款和取款一样简单。没有人的时候，那些浸泡在夜色中的机器，每隔几秒钟，屏幕就会亮一下。

中央的彩色屏幕里，女星细川直美唱到：“我最喜欢闪耀的你。”

与闪耀屏幕相伴的，是高达4.5%的失业率和普遍下降的薪资。1991年到2000年，被日本人称为失去的十年。失去的十年间，日本个人消费占GDP比重超一半，欲望和实力中的中空地带，消费贷，这块刷子上的海绵，被越挤越扁。

而另一面，1998年12月，武富士在东京上市。次年，武井保雄压过孙正义，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首富。

令这位首富预感确不能承认的是，当坏账悄然间攀升；当卖血、卖肾成为催收电话里的关键词；当许多奋斗的上班族流浪街头，他的摩天大楼的崩塌，再也不可遏制了。

2002年，一位在武富士贷款超1000万日元的出租车司机，带着油桶闯入了门店。大火最终烧死5人，烧伤4人。2006年，武井保雄因为非法窃听被抓。

同年，日本最高法院规定，所有消费金融年利率必须在20%以内，贷款额不得超过年收入三分之一。规定还要求，退还以前超收的利息——这意味着武富士便要向约200万人，退还240亿美元。

随着消费贷大刀阔斧改革的到来，许多而今听来不可思议的故事，终于飘散在了风中。比如，每天身旁围拢着雄赳赳的年轻人，被大声喊着“爸爸”的大亨武井保雄。比如，总是在沉默中忽然停住的东京地铁中央线。

在一个工资无法解决户口，只能仰仗消费贷的年代，跳轨事件就像是90年代风靡的动画《名侦探柯南》里的凶案一样，稀松平常。

02

这是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国。2020年，消费贷在这片大陆上的年龄不足7岁。

2014年，被认为是中国互联网消费贷的元年。当年，京东有了白条，蚂蚁有了花呗。在此基础上，现金借贷产品京东金条和蚂蚁借呗又相继出现。

据京东数科和蚂蚁集团招股书显示，这两家公司的消费贷业务有超过4亿用户。

除了巨头，还有无数的小额贷款公司。据央行数据，截至2020年6月，全国共有7333家小额贷款公司，贷款余额8841亿元。另一个数据是：2015年我国居民杠杆率是39.9%，而到了2020年6月后，已达到了59.7%。

中银研究指出，杠杆率上升的第二大要素，就是新消费金融的野蛮生长。

根据头豹研究院发布的2018年相关数据，互联网金融平台市场份额为37.2%，占据首位；传统商业银行凭借资本金优势，市场份额为13.7%，占据第二位；网贷平台、消费金融公司和垂直分期平台的市场份额分别是9.6%、9.4%和8.3%。

手握上亿用户的流量巨头们不约而同地看重了金融。不管是哪一家网贷公司，都习惯用获得现金后的“美好生活”去掩盖借钱带来的开支压力和道德压力。教导消费者要学会花钱，成为了互联网企业们必备的产品逻辑。

在他们的“引导”下，中国的年轻人确已形成了超前消费习惯。一份《2019年中国年轻人负债状况报告》显示，全国接近2亿90后中，只有13.4%的年轻人没有负债，有86.6%接触过信贷产品的90后，负债率是41.75%。

融360也曾公布数据，中国使用消费贷款的人数中，近半数都是90后，在亚洲同龄人中排名第一。这批90后中，包含那个在青岛自杀的、河南某经济学院的男孩儿、也包括那位在窗台纵身一跃的21岁山西女孩儿。

蚂蚁集团此前公布的招股书显示，以花呗和借呗为主营业务的微贷科技平台，2020年上半年实现营收285.86亿元，创造了四成营收。

03

消费贷能扩大内需，加速财富源泉流动的进程。作为工具，它并无过错可言。

但是，以利益为驱动，没有互联网金融平台，愿意真正讲解它背后的意义。换句话说，即便有人真的读完《消费贷须知》、读完法律条文、看懂警示广告，即便他们跳过诱惑力十足的宣传片，也没有人教授最核心的借贷群体，如何生活：在网络工具上，90后、95后是比任何前辈都高明的深度用户；但是在处历世事、反馈压力上，他们是人间实实在在的菜鸟，初学者。

互联网，也实实在在改变了货币在我们手中流通的方式。过去，能谈得上超前消费只有车子和房子，日常消费很难加杠杆。但透过互联网金融，通过精准匹配和法律迂回，就能让我们手里的闲钱，毫不费力地加入到经济循环。

而另一方面，社交关系软件架设的新型关系链，推动着超前消费的加深。中国人讳谈收入，却重视消费的心理暗示。

据麦肯锡2020年4月的数据，中国贡献了全球奢侈品消费的三分之一，其中28%由90后包办——朋友圈的攀比眼神是高消费的重要推手。

毕竟，相比于长期有价值的事情，大部分年轻人，会更愿意寻求短期欲望的满足。

实际上，我们中的年轻人“穷”的吓人。不妨看看这两组数据：

一组数据是“平均收入”。2019年，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随机抽取7万份样本，推算出月收入1000元以下的有5.47亿人，1000-1090元的是5250万人，1090-2000元的有3.64亿人。

这10亿人，在任何二线以上城市，可以说生活都成问题。他们凭什么借钱？他们，又去哪儿找钱还？

另一组数据。关于中国“零工”的数量。根据2020年政府的公开数据，国内零工经济，容纳了2亿人就业。

这2亿人的生活状态，就如罗振宇口中“U盘”，可以自由地接入组织。随着本地生活等平台经济的渗透，他们接一单挣一单的钱，没有储蓄和预算，更没有社保的概念。

他们的生活，可以用两个字概括——“穷忙”。打零工看似时间自由，但其实质是无止尽地奔忙，没有扎根城市的可能性。

我们再把目光移到上世纪90年代末的日本。彼时日本自杀数据快速上升，金融部门的数据则显示几大消费贷款公司客户占自杀人数的25.5%。一个叫做斋藤茂男的记者写了一本书，叫做《饱食穷民》——寥寥四个字，写尽一代人的哀愁。

他在书中说：

一方面，“刺激欲望的宣传像洪水一样席卷，我们来不及思考，就被卷入其中。”

另一方面，“我们就像是骑着随时会倒下的独轮车，背后不断逼近着不安，非得骑到累倒。”

这是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中国，年轻人依旧选择以身份外化的形式生活。抖音、快手、零售软件和社交软件，成为新的资讯来源；商业，成为他们理解消费份量的新的“教育系统”。

他们在夜晚滑动屏幕，他们在白天奔忙不休，他们蜗居的住地，成为成为城市中智齿一般的存在。他们小小年纪就被叫作师傅，他们被“凡尔赛”和“打工魂”支配着内卷的生活。

“这儿的土地基本上是平坦的，景色单调，村庄与村庄之间看不出什么两样……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这个社会并没有像其他文明那样产生贵族阶层？”1981年，美国历史学家戴维·凯特利来到河南安阳，在给家人的信中写到。

他无法想象的事情是，在接下来不到40年的时间里，这里的GDP增长44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到了2018，消费对这个国度的GDP的贡献率达到76.2%——和其他的发达经济体一样，中国开始以消费为核心引擎。

戴维·凯特利无法理解的是，消费这只引擎上，甚至还能长出一只只肥大的“蘑菇”。“蘑菇复蘑菇”。

人们的生活，被科技和欲望发酵着。只是，消费主义、新消费主义催生的未来图景，会是怎样？巨大浪潮奔涌的节奏由谁掌控，又有谁，能看见其中渺小个体的命运？

也许，只有手握权柄者知晓；也许，就连他们，都管不着。（本文首发钛媒体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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