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姐姐》为什么被骂了？

文丨深燃（ID：shenrancaijing），作者丨李秋涵，编辑丨魏佳

《你好，李焕英》之后，又一部女性视角的电影火了。

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电影《我的姐姐》上映4天，总票房达4.4亿，持续位列单日票房首位，还超过进口视效大片《哥斯拉大战金刚》，拿下2021年清明档综合票房冠军。更为重要的是，其上映6天，累计票房突破5亿，打破中国影史清明档票房、人次等21项纪录。

不过和《你好，李焕英》一边倒的好评不同，在舆论上，《我的姐姐》就没那么“风光”了。

影片围绕一个极致两难的问题展开，重男轻女的父母意外去世，24岁的姐姐有不得不追求的去北京读研深造的梦想，而“陌生”的6岁弟弟还没有生活能力，姑姑家负担太重、舅舅不靠谱，姐姐只能在放弃读研梦想扶养弟弟或送走弟弟之间二选一。

电影结局是，弟弟到了领养家庭，姐姐在被要求签订不再见弟弟的协议时，没有落笔，带着弟弟跑出门，相拥而泣。结局模棱两可，舆论吵开了锅。

一部分观众对剧中人物充满共情，认为影片直面“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将理性与情感，家庭传统观念与自我价值的对撞展现了出来，一部分观众对结局感到不满，认为这是一部“长篇铺垫美化宣扬扶弟行为的作品，糖衣炮弹式的摧残女性”，“典型的男权社会下的政治正确”。

不少观众甚至怒打出一星，致使豆瓣评分从7.9降至7.2。而在深燃与业内人士、影评人、不同性别观众的交流里，《我的姐姐》的评价同样陷入了两极。

到底是什么让《我的姐姐》舆论如此割裂？《我的姐姐》被骂冤吗？“正是《我的姐姐》为自己制造了这场困局”，一位业内人士对深燃表示。

《我的姐姐》为什么火了？

薇薇说她作为观众，第一次在电影院里落泪好几次。

女主人公安然让她想到了作为姐姐的自己，而电影中姑妈的经历让她想到了妈妈，也是受重男轻女思想影响，早早工作供养家里人，“她到现在还经常念叨，如果家里同意她念书，她或许会有不一样的人生。”

不止一位女性观众对深燃表示，在影片中看到了自己或者亲人经历过的不平等的成长经历。可以将《我的姐姐》的故事总结为两条主线，一条线讲述的是姐姐在重男轻女环境下面临的家庭、情感、工作各环节的女性困境，一条线则是姐姐与陌生弟弟的相处与情感升温，展现亲情的温度，前者解释了为什么姐姐不愿扶养弟弟的原因，而后者呈现了姐姐为什么越来越难以割舍弟弟的理由。在第一条线上，《我的姐姐》的确做到了让女性观众共情。

为了以戏剧化方式高浓度呈现女性困境，编剧将女性在现实生活里可能面临的困境都浓缩在了女性角色安然上，并以写实的方式，完整的呈现了出来。

比如家庭里，爸爸重男轻女，在计划生育的限制下，为了想要二胎，让小时候的安然假装残疾。安然高考填报志愿时，父母为了让女儿早些结婚养家，将她省外大学的临床医学专业改为了省内大学的护理专业。

在感情里，与安然相恋5年的男友是一个依赖家人的“妈宝男”，她第一次去男友家里见家长时，对方母亲就把抱孙子的话挂在了嘴边，一笔勾勒出女性在婚恋中要融入新家庭，面临着为新家庭生育和牺牲的困境。而在工作里，护士身份及地位也让安然也并不受尊重，这一职业在现实生活里，也主要由女性构成。

来源 / 《我的姐姐》

“它是通过安然生活的每一个圈子，生活、爱情、工作，去描绘整个社会对女性形成的铜墙铁壁式的困境”，知名电影博主董小姐告诉深燃。

不仅如此，《我的姐姐》还借安然姑妈这个角色，充分展示了上一代女性更艰难的生存困境：有才华的姐姐，把念书的机会让给弟弟，在弟弟需要的时候照顾弟弟的孩子，结婚后要照顾瘫痪的丈夫，儿女也并不足够听话懂事。她过着与才华不匹配的生活，是重男轻女时代背景下的牺牲品。

安然与姑妈，两代人的困境与对话，有新旧思想的交锋，也有同样身为女性的同情与理解，这都是让观众共情与动容的地方，也是两人吃西瓜那场戏，被讨论最多的原因。

除此之外，和以往女性电影不一样的是，《我的姐姐》塑造了一个清醒的女性。尽管创作者将所有女性在社会中可能会面临的不平等遭遇，都加在了安然身上，但她性格倔强，想要冲破一切牢笼，符合当下人们对新时代女性的期待，这也是女性议题电影中较为难得的人设。

安然与男朋友的相处是让董小姐印象最深刻的场景之一。一个真正爱她的人，明白两人的目标不一致时，还是决然选择了分手，“这也是很大的考验，女孩子真的要独立的话，不光是要面临冷言冷语，还是要淌过爱，要淌过森林、淌过险滩，还要淌过鲜花，才能去面对她的大海。”

这都是《我的姐姐》值得肯定的地方，用董小姐的话来说，“片子台词很简单，但就是捅你心窝子”。

《我的姐姐》为什么被骂？

和高票房相反的是，在豆瓣上，“太多人叫女性认命了，现在甚至女导演也如此”、“它本可以是《何以为家》，但它选择了《以家人之名》”，“姐姐最后还是当了伏地魔（扶弟魔），什么三观”等观点占领评论区，并获得了高票赞。

为什么极致呈现女性困境的《我的姐姐》，还被部分观众吐槽？

目前的争议点出现在结局上。尽管以开放式结局结尾，但姐姐拉着弟弟从领养家庭跑出，在一段上坡路上踢皮球的镜头，让部分观众更倾向于解读为，“姐姐还是没有割舍下弟弟”。“相当于推翻了安然电影前半部分的坚持，绕了半天，还是回归了主流意识，前半部分的女性主张全都没了，会有观众会很生气”，一名业内人士表示。

在他看来，在《我的姐姐》现有的故事框架下呈现女性困境，对主人公安然的形象塑造完成度越高，骂声反而会越狠。

为什么这么说？

这还得从剧本的诞生聊起。编剧游晓颖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创作契机，先是二胎政策开放时关注到大龄一胎和二胎的微妙关系，虽然有提到“特别是姐弟之间，有点像妈妈和儿子的感觉”，但落脚点还是，“个体的选择和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羁绊，促使我写了这个故事”，先注意到的是二胎话题，一开始的创作契机是伦理角度，而不是女性议题角度。

初期剧本名字《踢皮球》也可见一斑。根据编剧的描述，“皮球”指的是年幼的弟弟，也指重男轻女不受重视的姐姐，加上“踢”，可以解读为姐弟在各路人的私心下，被踢来踢去无人照顾的残酷现实。编剧还提到，一开始电影想做得更众生相一些，主创讨论过后，决定拎出最能触动人心的姐弟线，才将片名改为了《我的姐姐》。

来源 / 编剧接受媒体采访内容截图

除此之外，将女主角安然的职业更明确化的改为护士，在剧本后期加上孕妇冒着生命危险也要生儿子的桥段，都是向女性议题靠拢的过程。也就是说剧本将起初要展现的“人”的困境，改为了“女性”的困境，有了更强的性别意识。

这样改的好处是，的确引发了女性的共鸣和话题，但也因此埋下了难以自圆其说的“雷”。

由于一开始的切入点是两胎之间年龄间隔大导致的伦理问题，也就是说不管主人公两人，是兄妹、姐弟、兄弟、姐妹等怎样的关系，都将面临这个两难选择。

比如当主人公是哥哥，一条线讲述年长的哥哥为什么不愿意接受弟弟（或妹妹），一条线讲述两人陪伴彼此，互相依赖的过程，两者交汇，根据现有的伦理和法律，不论第一条线给出什么的原因，主人公哥哥不扶养弟弟（或妹妹），也都极易面临道德谴责，这是一个无关性别的伦理困境。

而从法律上来说，天驰君泰律所高级合伙人郑小强律师告诉深燃，“根据《民法典》，有负担能力的兄、姐，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者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弟、妹，有扶养的义务”。更为重要的是，“由兄、姐扶养长大的有负担能力的弟、妹，对于缺乏劳动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的兄、姐，也有扶养的义务”，大部分人忽略了后半部分。

如果从这一角度出发，探讨的将是一个伦理问题，借用社会学家李银河对影片评价的句子来说，是“现代化进程带来了新的价值观排序和个人本位的思维逻辑”。

而当下大环境下这种困境设置，“它最后多半是想好要走向两人和解的，要不然在现有的创作环境下，它也承受不了道德伦理争议”，影评人聆雨子告诉深燃。

在现有的改动下，影片将主人公为什么不愿意接受弟弟的这条线，向女性困境上高度靠拢，虽然让姐姐不愿意扶养弟弟的理由更有共鸣感，也更有话题度，但无论呈现得如何，都要回到要不要为家庭责任牺牲个人价值这个哈姆雷特式的难题。

这样的摇摆也让观众观感分裂，不止一名观众表示，起初看到电影名时，抱着看《你好，李焕英》一样的态度去看一部姐弟亲情片，没想到是更与女性议题相关。“何必把独立女性和姐姐杂糅在一起？”一名观众对深燃表达了愤怒。而在董小姐看来，《我的姐姐》在亲情伦理和独立女性的戏剧冲突不存在矛盾，“电影不是讲亲情的，就是讲女性困境的，以要不要养弟弟为引子，讲一个女性的成长”。

事实上，对于第一条线女性困境的铺垫，和人物倔强的塑造，是一股要挣脱束缚的女性觉醒的力量，指向将弟弟送走的结局，但必然导致伦理争议，大环境不允许；对于第二条线姐姐和弟弟的感情铺垫，导向的是亲情的美和善，指向将弟弟留下的结局，但这必然会推翻之前呈现的女性困境，触怒部分女性观众。

亲情伦理与女性独立，两个话题都想要，这样拧巴的设置，让它无法给出结局。

不少观众认为将结局停留在姐姐提笔犹豫是否签字的地方，这样的结局更开放。但事实上，这只是避免了后续的争论，还是不能解决剧情上的割裂。

《我的姐姐》冤吗？

《我的姐姐》被骂冤吗？

在电影上映后，李银河发表文章《对<我的姐姐>的一个社会学分析》，表示电影揭示了社会伦理的变迁。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尹鸿将《我的姐姐》与《少年的你》《送你一朵小红花》类比，总结这类电影能获得市场成功的原因。

“文艺片、现实片如果具有影院性，就可能创造好的票房，甚至超过许多视效大片，所谓影院性，就是故事和细节的精准度、呈现和节奏的强度，表演和叙事的完成度以及主题和情感表达的共情度”，尹鸿称。这也间接表明《我的姐姐》在链接更广泛观众上的成功。

来源 / 微博截图

在影评人聆雨子看来，《我的姐姐》是一个杂糅的产物，它的摇摆在电影名上也有所体现，“电影的主体视角明显是姐姐，观众代入的明显是姐姐，但它的标题是‘我的姐姐’，这又明显是弟弟的口吻”，“也许它要的原本就不是真正的‘展现女性困境’，而是利用‘女性困境的普遍性’来实现更多的代入感和话题”，他表示。

不可否认的是，《我的姐姐》是一部难得的以写实方式展现女性困境的电影，披着亲情外衣，让它达到了链接更广范围观众的效果，在票房上有着明显的突破。

此前并非没有好的女性议题电影作品，但有着不小的接受门槛。2018年《找到你》上映，影片以寻亲为切入点，展现了职场妈妈、农村妇女不同身份下的母亲，面临的女性现实困境，尽管由马伊琍、姚晨两位颇有知名度的演员主演，票房仅2.85亿。

同样由姚晨主演的《送我上青云》，直面女性欲望和自我困境，最终票房仅2954.8万，而拿下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嘉年华》，以未成年少女遭遇性侵后的故事展开，捕捉了被无力感层层包夹的青春，最终票房仅2222万元。

而《我的姐姐》能引起如此大范围的争议，也暴露了这类题材作品面临的困境。

电影需要展现女性的成长，但同时又要符合主流价值观的大框架。此前热播电视剧《都挺好》，女主人公苏明玉在结局与父亲和解，也被不少观众认为是“烂尾”，到豆瓣上怒打一星，豆瓣评分从最开始的8.5下降至7.8。

在编剧柳青看来，这也与当下二元对立的观点有关。“在生活中，女性困境确实存在，但另一方面，具体到个人，应该意识到人是处在各种关系当中的，我们无法摆脱关系。对于故事里的姐姐来说，如果照顾弟弟对她而言是一个很痛苦很纠结的事，那就放弃，不要勉强；如果她和弟弟有感情，也体会到爱，那就尽可能去照顾。这其实不是个非此即彼的选择，它是一种流动的关系，也没有对错。”

所有的社会问题，本质上都是经济问题。女性话题的火热，跟女性比以往拥有更高的经济地位相关。在快速前进的时代浪潮中，影像文艺追赶的速度也相对缓慢，女性主义作品一直被市场呼唤，但仍然有一些“挂羊头卖狗肉”、并没有摆脱男权思想的作品走向市场。

在柳青看来这种矛盾也与大环境有关，“新时代的女性，已经无法按照旧时代的要求去生活，她们事实上已经承担了过去家庭对儿子的要求，但又不拥有对等的话语权。如果在社会经济规则上，女性无法享有和男性同等的权益，那这种矛盾还会继续。”

一位观众告诉深燃，她觉得从《欢乐颂》樊胜美、到《都挺好》苏明玉，再到《我的姐姐》里的安然，很多影视作品是在消费女性话题，而没有带来实质性改变，也有创作者对深燃感叹，“在二元对立的环境下，每个关于性别的话题都能到对立的地步，但是又无法真的影响现实”。

不过需要看到的是，至少在文艺作品方面，自2021年开始，不论是电影还是电视剧，从不用依附男性的傲娇女主《司藤》，再到以女性视角展开的古装历史传奇剧《长歌行》，从《你好，李焕英》到《我的姐姐》，都间接表明，女性题材的作品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或许市场和观众，都还需要更多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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