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姐姐》引争议，“她电影”的爆发与破圈仅限于此了吗？

文 | 文化产业评论，作者 | 范圆圆，编辑 | 董婧

4月2日，由殷若昕执导，游晓颖编剧，张子枫主演的温情电影《我的姐姐》上映，票房突破5亿，成为清明节假期的一匹黑马。与此同时，该电影也引发了诸多争议，一部分观众认为该电影真实而大胆地表达出了当下女性的困境，另一部分认为该电影过度煽情，缺乏真诚，只是为了骗取女性的眼泪。那么，《我的姐姐》作为一部以女性为主体的电影，究竟是在表达女性，还是在消费女性呢？

这部小成本制作的影片，如今票房突破了5亿，仅仅上映6小时后，就打败了好莱坞大片《哥斯拉大战金刚》，成为当日票房冠军。与高票房相伴的，还有两极分化的口碑。在上映之初，该影片在豆瓣上的评分为7.9分，后跌至7.2分。豆瓣上的讨论展现了观众的争议，一部分观众认为该影片真实地展现了当下女性的困境，主题尖锐，戳到了痛点。

而另一部分观众认为该电影最后还是让女性低头认输，充满套路，只是圈钱。

《我的姐姐》会出现争议，其实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抛开所谓的“政治正确”和“伦理道德”不说，仅因为这部电影围绕女性展开，本身就充满了话题和争议。

《我的姐姐》：一部充满了话题度的“她电影”

《我的姐姐》讲述的是由张子枫扮演的姐姐安然，在遭遇父母车祸双亡后，面对是否要抚养6岁弟弟的难题。

安然从小就被父母重男轻女的观念伤害，被父母要求假扮瘸子，以使家庭获得生育二胎的资格，只因为是女生，她去北京读临床医学的高考志愿也被父母篡改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安然对原生家庭持有一种复杂的态度，在渴望父母的肯定与爱的同时，也充满了怨和悲伤。

因而，是否抚养集父母宠爱于一身的弟弟，不仅仅只是一个亲情问题，还涉及到自我发展、伦理道德等等的一系列问题。电影的设定将安然置于一个困难的处境，再加上二胎、重男轻女、“扶弟魔”这些充满争议的社会热点话题加持，使观众在戏剧性的冲突中，反思作为个体的女性与整个女性群体的生活状态。

像《我的姐姐》这样，以女性为主人公，或与女性的生活、情感、工作等相关的电影作品，可被统称为“她电影”，也即以女性为主体，或与女性密切相关的电影作品。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群体越来越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有关女性的话题频频引发热烈的讨论。春节档大热的《你好，李焕英》，也属于“她电影”的范畴之中。

与此同时还有衍生出的“她综艺”“她电视”，比如《乘风破浪的姐姐》《三十而已》等，都是与“她”有关的。《我的姐姐》就抓住了当下关注女性的浪潮，将这个时代女性面临的现实问题，置于电影的表现方式之中讨论。

“她电影”呈现为以“她”为核心的题材呈现。不论是以《延禧攻略》为代表的“大女主剧”，还是《我的姐姐》这般普通女性自我探寻、成长的电影，都是将女性置于题材的中心，通过具体的设计来展现女性在不同境遇下可能面对的情况。《我的姐姐》就是以女孩安然为中心，在极端的戏剧性情况下，展现她作为女性，如何面对自我与家庭，如何处理家本位与个人本位之间的关系。

“她电影”表现为女性情感共鸣价值的突出。这一点在《我的姐姐》中也有所表现。安然这位姐姐，一方面要抵抗“顺从”“牺牲”“忍让”的中国式姐姐的刻板印象，另一方面又在自我发展和亲情之间游移不定，同时受困于被忽视、被牺牲的家庭大环境之中。

这个角色戳中了太多中国女性的痛点和泪点，有着强有力的现实共情基础。在生活中，有父母转走女儿辛苦打工六年攒下的几十万，只为了给小儿子买房的事例。

还有父母向意外身亡的女儿的公司，索要巨额赔偿给儿子买房的事件，这些情况都不在少数。即使没有如此极端，不少女孩子在日常生活中，还是遭遇了颇多不公正的对待，有的女孩家中的老一辈，对男孩表示不加掩饰的喜爱，对女孩则是厌恶和冷淡。

有的女孩的父母，对弟弟有求必应，对女孩不舍得多给一点生活费。在遭遇了这些女性普遍却独有的失望之后，女性观众更能与安然感同身受。

由此可见，作为一部“她电影”，《我的姐姐》之所以有如此高的关注度，是因为影片本身顺应了当下对女性群体关注的趋势，以及对重男轻女、原生家庭等社会现实问题的探讨。加上该影片抛出的问题本就复杂，争议大就不难理解了。但是，作为一部“她电影”，《我的姐姐》真的讲好了“姐姐们”的故事了吗？

你要表达“姐姐”？还是消费“姐姐”？

观众对《我的姐姐》的质疑，涉及到了剧情、人物、结局与立意等各个方面，这些质疑的最后，还是落到了“姐姐”，这个包含了历史惯性与个体性的名称身上，女性本身成为了这部影片最大的讨论点，这些质疑反映的是这样一个问题，这部电影，究竟是在表达“姐姐”，还是在“消费”姐姐呢？

电影中的姐姐，具象化为安然这个角色。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安然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清晰的认识。她独立且怀有梦想，想要去北京，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可处于社会关系中的她，还有另一个身份，那就是姐姐。

姐姐是从家庭关系出发定义的一个角色。中国社会的传统便是“长姐如母”，如果糅合了重男轻女的观念，这个称呼就更沉重了。温驯、贤良淑德、牺牲自我，莫名变成了女性的标签，并且以往的社会环境还在不遗余力强化这一标签，强调这些特质作为女性气质的一种，是多么值得赞扬。

在这种潜移默化下，无数女性被捆绑在“姐姐”“母亲”这些词语中而失去自我，因此安然在电影中的坚定乃至决绝，让人眼前一亮。沉默的女性太多了，安然如果拒绝做沉默的大多数，不就是在说明，当下的社会在进步和发展吗？

正如波伏娃所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成的。在电影的叙述中，观众能够看到各方面力量对女性的禁锢。就安然来说，父母为了生弟弟，剥夺她奔跑的权利，让她装瘸子。在姑妈家生活时，她被表哥打、被姑父偷看洗澡。在父母死后，一干亲戚又搬出“姐姐”的名号，要求安然一定要抚养弟弟。

姑妈也是被禁锢的一员。惯性让她接受了一切。

她考上了西师大俄语系，但被父母要求把读书的机会让给弟弟。去俄罗斯做生意，因为要帮弟弟带孩子又回了家。她一直在奉献，生活过的却并不好。

在姑妈与安然之间的争吵与和解中，映照出了女性意识在发展中的艰难更迭。

这些无疑是电影的闪光之处，向来沉默的女性被推到舞台的中央发声，是令人欣喜的进步。肯定影片的观众多从此出发，但还有一批观众不买账，认为影片充满了套路。

弟弟作为和姐姐相对的角色，的确有些工具化了。他在影片前半段蛮横无理，大叫“爸爸说家里东西都是我的”。

到了后半段突然就变得懂事乖巧，不仅无师自通学会了给例假期的姐姐泡红糖姜水，还在姐姐为难之时，主动打电话给领养家庭表示想和他们走。他口中的台词也频频金句化，“我只有你了”“你喜欢我”“你冷静一点儿”，怎么听都像是故意安排的台词。

在这种并不真实的言语下产生的转折与感动，似乎缺乏了一点真诚。

同时，在影片前半段那些对女性生存状态的铺陈，在后半段急转直下的情节中，看起来非常讽刺。安然应该是作为一个独立个体拒绝被赋予的女孩命运，但在影片后半段，安然的出发点突然变成了一切都是为了追求父母的认可。

在处理是否抚养弟弟的问题上也含混不清，好像与弟弟新建立起的一些亲情关系，就能够遮盖她作为女性遭受过的所有伤害。领养人莫名其妙要求安然与弟弟再也不见面，安然在签字时犹豫不决，最后又拉起弟弟跑出去。开放式结局看似给观众留下了足够的想象空间，但想象的前提是有足够明晰的线索，很显然影片没有做到这一点，给观众的感觉更多是草草了事，匆忙结束。

那么，《我的姐姐》到底是在表达女性还是消费女性呢？

一部承载着商业目标的艺术作品，必然包含了商业与艺术两个维度的价值与要求，因此不必用二元对立的观念去判定《我的姐姐》到底是“表达女性”或者是“消费女性”，非黑即白的思想观念并不适用。一部电影最理想的状态应当是叫好又叫座，做到商业价值与艺术价值的平衡。《我的姐姐》的争议，在于影片起点定的很高，却没有承受住这个好的开头，就像一个只讲了一半的故事，引起不满也是意料之中的。

那么，如《我的姐姐》一般的“她电影”，在新的时代背景之下，该何去何从呢？

“她经济”下的“她电影”，任重而道远

随着女性经济实力与社会地位的提高，女性群体的力量在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此种情况相对应的是“她经济”这一新的经济概念的提出。

“她经济”又被称为“女性经济”，是指随着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围绕女性消费理财形成的具有支撑引领力量和可持续推动作用的一种特有经济现象。“她电影”正是顺应这一趋势产生的新产物。

在这个新的经济趋势之下，“她电影”，作为承载着商业目标的艺术作品，必须要满足经济规则与文化创作的双重要求，并且要突出“她”，即女性这一重要特质。

“她电影”应该做到自觉。自觉既是指创作意识的自觉，也是指表达女性的自觉。“她电影”以“她”为核心，应该拥有自己的一套创作理论和方法，同时应该表现出女性独特的情感、生活与思想。不必用刻板印象框定女性，也不必用男性的凝视去塑造女性。要走出一条属于“她电影”自己的路，必须有理论自觉和创作自觉。

在这方面，当下的“她电影”暂时还没有做到。观众对《我的姐姐》最后结局之所以有争议，很大程度也是因为电影在后面落入了传统女性道路的窠臼之中，让观众的期待落空。

“她电影”应该兼容并包。女性虽然是“她电影”着力的关键点，但绝不意味着题材和表现的单一。献媚于女性，或是沉溺于女性的自我幻想中，并不是“她电影”发展的正途。“她电影”需要更多声音，更多的表现形式。男性在“她电影”中不应该被矮化、丑化或者缺席，否则“她电影”更像是挑起性别对立的工具。女性和男性都应该被尊重，“她电影”有必要表达女性，也有必要表达平等。

“她电影”还需要电影行业的支持。当下，我国的“她电影”还处于一个初步发展的阶段。从这个角度来说，《我的姐姐》对当下女性困境的揭示，是有一定的意义的，它为今后其他“她电影”对女性生存状态的表达，做出了一定的尝试。电影产业需要给予“她电影”们一定的支持，扶持、培养新的创作人才，推动促进“她电影”的产业化。一个产业在成熟之前，必然会遭受批评，但无批评则无进步。相信经过发展，“她电影”能够诞生更多的优秀作品。

结语

《我的姐姐》作为一部“她电影”，顺应“她经济”的大潮流，创造了极大的商业价值。同时，它在表达当下女性的困境、生存状态上，也的确是有可圈可点之处的，它将以往影视作品极少讨论的“重男轻女”“扶弟魔”等社会热点问题置于聚光灯之下，直白而犀利的控诉了女性遭遇的不公平。

但是在情节结构和故事内核上，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没有回应好女性自我与社会道德、家庭伦理冲突的问题。面对与女性相关的作品，我们不应该持消费/表达这种二元对立的思想来思考问题，而是应该以更平和包容的心态来注视它。“她经济”下的“她电影”发展，尚且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