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届哈佛中国论坛开幕式在京成功召开！

4月17日，以“重建互信，共迎变局”为主题的第24届哈佛中国论坛开幕式暨亚布力中美商业领袖圆桌会议首次在京举办。会议邀请了中美两国20余位企业家、专家、学者，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分享了各自的观点。北京时间早8:30，在第24届哈佛中国论坛两位主席朱芃与邵卓涵致欢迎词后，论坛正式开幕。

哈佛中国论坛主席邵卓涵（右一）、朱芃（右二）

在三场圆桌对话上，美方嘉宾哈佛中国基金主席、哈佛大学T.M. Chang中国研究讲席教授、哈佛商学院潘格勒家族讲席教授William C. Kirby（柯伟林），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首任院长Graham Allison，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Stephen A. Orlins（欧伦斯），联合国安理会前主席、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创始院长Kishore Mahbubani（马凯硕）就“大变局下的中美经贸关系展望”进行了讨论；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Jason Furman，春华资本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理事胡祖六，赛富亚洲投资基金创始管理合伙人、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理事阎焱就“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投资展望”进行了分享；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CEO、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理事长陈东升，元明资本创始人、迈胜医疗集团董事长、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创始人、主席田源，爱康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CEO张黎刚，均瑶集团总裁、均瑶健康董事长、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理事王均豪，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朱丹就“后疫情时代下大健康产业发展与挑战”进行了讨论。

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国际发展委员会主席、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创始及执行合伙人沈南鹏在开幕致辞上说道，“‘世界的亚布力，中国的达沃斯’，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发展愿景。企业国际化也是我们关注和努力的重点。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个目标，论坛于去年4月正式成立了国际发展委员会，今后将举办更多精彩的国际活动。”

他表示，中美商业领袖圆桌会议是亚布力的重点国际活动。自2010年至今，已成功举办了十一届，它致力于为中美两国商业领袖之间搭建一座沟通桥梁，通过建立互信基础、促进友好的合作伙伴关系，为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随后，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哈佛大学国际事务副教务长、哈佛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和历史系中国史和内亚史Mark Schwartz讲座教授欧立德，多点DMALL董事长、物美集团创始人、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轮值主席张文中，中信资本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张懿宸，携程联合创始人兼董事局主席梁建章进行了开幕致辞和主题演讲。

以下为开幕致辞和主题演讲内容精编：

哈佛大学国际事务副教务长、哈佛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和历史系中国史和内亚史Mark Schwartz讲座教授欧立德

欧立德：由于疫情的原因，中国留学生面临了很多挑战。一方面是无法正常到校上课，另一方面是来自美国社会反亚裔情绪所带来的压力和焦虑。但，正如我们的校长所说，我们必须站出来反对这样的仇恨情绪，因为这样的情绪是对我们所有人的攻击。无论是学生、老师，还是短期访问者，哈佛大学都非常重视你们所做的贡献。正如我之前所强调的，哈佛如果没有你们的贡献，就不能成为今天的哈佛。

哈佛非常重视跟大中华地区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合作。虽然中美关系目前仍然比较紧张，但是我们需要强调的是非政府机构，特别是高等教育机构，在两国之间能够扮演重要角色。这一关系在今时今日显得格外重要，并且在未来会发挥重要影响力。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也取决于现在中美两国年轻人之间的关系。

追求真理、追求知识，需要全人类共同来完成，不分国家、不分国籍。2020年，我们与广州呼吸科疾病研究院共同合作，找出应对疫情的方案。去年一年，哈佛也面临了诸多挑战，但我们都克服了。我们不仅取得了学术上的成果，也保证了师生们的健康。虽然我们仍处于疫情当中，但这不会削弱我们与中国高校之间的联系。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

陆克文：这次论坛的主题是“中美经济和商业合作”。但我们都很清楚，中美经济和商业合作，很大程度上受到中美整体关系的影响，我们必须要面对的话题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如何。

今年2月，我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出中美之间进行“有管控的战略竞争”，英文是management competition。我的核心观点是，竞争可以，但要有底线、要有规则，核心目标是“管控竞争，避免战争”。

主要内容有三方面：第一，设定和管控底线，清楚、明白的底线很重要。但只有底线是不够的，碰到底线之后怎么办，这也很重要。第二，在规则里竞争。竞争的中文来自《庄子》，意思是“并逐曰竞,对辨曰争”。中美在双边竞争、在多边竞争，这会是新常态，关键是双方一起设定竞争的规则，然后在共同的规则里竞争，更优者胜。第三，在共同利益上继续合作。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人文交流等方面，中美双方有共同的利益，全世界也需要中美合作。

总而言之，只要中美之间管控住底线，在规则中竞争，继续共同合作，应该就有未来，相信可以和平，这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

多点DMALL董事长、物美集团创始人、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轮值主席张文中

张文中：大家不能否认，中美关系变得越来越有挑战、越来越困难，的确需要智慧和努力，需要“重建互信，共迎变局”。我们所有人，都认为中美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不但对中美两国人民具有巨大的影响，对世界和平也是非常重要的。陈东升理事长和亚布力论坛企业家坚决支持，“好的中美关系对大家都是有利的”。怎样才能建立一个好的中美关系？

第一是建立好的中美关系，需要重建双方的互信。互信决定我们能走多远。亚布力论坛企业家、中国所有第一代企业家，都是在改革开放的春天里，在中美关系友好的大氛围下的“战略机遇期”里成长起来的。良好的中美关系、改革开放，创造了企业家这样一个群体，也形成了中国的中产阶级阶层。所以，我们要看到良好的中美关系对中国的重要性，同时也要看对世界的重要性。尽管在全球化的格局中，很多人认为中国获得的利益多一些，但我认为是全球都在获利。

第二是我们需要动力，需要努力、需要行动来推进中美关系的改善。我们能做什么？首先要理性思考，真正认识到这样一个建设性的中美关系的历史意义。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亚布力论坛还要继续和哈佛中国论坛一起推进中美商业领袖的交流和对话。只有交流和对话才能让我们找到共同点，看到未来、看到机遇，才能让我们化解分歧，真正共建一个美好的未来。

中信资本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张懿宸

张懿宸：由于两国各自国内形势的发展和变化，以及原本就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历史文化观念，我们很难奢望中美两国关系能够一直平稳发展。尤其是中国过去几十年来所取得的飞速进步和成就，使得中美之间原本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这是一个我们无法回避的客观事实。当前，无论是在国家战略、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两国无疑都已将对方认定为最重要的竞争对手。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在此，我提三点建议：

第一，珍惜共识，相向而行。虽然现在中美关系似乎充满着矛盾和分歧，但共识和共同利益依然存在。气候变化就是最为突出的一项议题。气候变化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自面对的、前所未有的全球性挑战。不管中美之间有怎样的分歧，两国在这一问题上也是无法分清你我的。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两国民间、尤其是年轻一代，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观点高度一致，有很强的共识。希望今后一段时间里，两国能够通过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增进互信，并延展到其它领域的相向而行。退一步讲，至少要珍视这一难得的共识，把气候议题放进一个“隔离区”，让两国之间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不受到其它分歧的负面影响。

第二，继续推进经贸和投资往来。过去，我们一直视经贸往来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但在特朗普执政的四年里，贸易反而成为了武器和牺牲品。难能可贵的是，在2020年，中美贸易顽强地克服了关税和疫情的影响，双边货物贸易总值4.06万亿元，增长8.8%，其中，中国对美出口增长8.4%，自美进口增长更高达10.1%。今年一季度，中国对美出口增长更是达到62.7%，自美进口增长57.9%。这说明了两国经济依然存在着广泛、深刻的互补性和依存度，是很难通过人为的政治手段切断的。如果从超越商业的层面来讲，我们希望跨国企业通过经贸投资能够拉近两国国民之间的距离，力所能及地缓解政治层面的矛盾和分歧。

第三，加强文化交流，增进相互理解。当下，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中美两国都对彼此有着很深的误解，这是非常危险的。西方媒体近年来对于中国的妖魔化报道显然起了很负面的作用，使得西方民众对于中国的印象不断下降；同时，中国媒体也需要提高讲述中国故事的能力，不仅能够“讲出来”，而且要让海外受众“听得懂”。

圆桌对话：大变局下的中美经贸关系展望

Kishore Mahbubani （马凯硕）：我想说一点关于商业关系-钱是不重要的，我们注重更重要的价值观的问题。商业关系其实是启蒙运动的价值，教给我们是用理性的力量。特别是处理人的事情当中，不要被歧视、偏见或者宗教信仰所迷惑，我们用理性的眼光来审视和判断。

William C. Kirby（柯伟林）: 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两大强国，也是经济大国。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量很大，两国人民的互访量也很大,两国之间的友谊源远流长。同时，作为竞争对手的时间也不短，中美关系会影响二十一世纪的总体走向。

Graham Allison: 我们经常说现在是全球化的2.0版本，现在的经济的、金融的、科学的、文化的、教育等方方面面大家都互相依存。大规模的脱钩，在二十一世纪这样的时代是不太可能做的，美国和中国的相处当中也是不可能脱钩的。

Stephen A. Orlins（欧伦斯）: 中国从上届三中全会以来，就有一个计划，是改革开放的2.0版本，我认为现在的政府是朝这个方向去发展的并且会进一步的推进改革开放。我觉得这对于中美关系，对于美国是很好的。在金融服务领域，我们能看到很多的进展。在2001年的时候，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现在，中国的金融服务工作已经准备好竞争了，这对美国商业来说是好事，代表了中国的开放，打开市场准入。

携程联合创始人兼董事局主席梁建章

梁建章：今天跟大家讲的议题就是中美竞争，如果从人口角度来看，就是中美的科技竞争。中美科技竞争是一个必然会发生的事情，未来中国跟美国的科技竞争会变得越来越激烈，这也是必然会发生的。未来很有趣的一个事情就是，在科技竞争方面，中国和美国谁更有机会胜出？双方的竞争形势在未来一段时间会是什么样子？

其实这跟企业的竞争应该是一样的。企业的竞争最终是竞争人才，那国家之间的科技竞争也是竞争人才，就看谁能够吸引或者是谁能够投入更多的研发人才，这是一个关键性的指标。这取决于国家的人才池子。我做了这方面的研究，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先说结论，在短期内，也就是10年、20年间，中国的发展速度会超过美国，高峰时期，可能会超过美国30%或者是40%。但是更长远来说，在二三十年以后，中国的优势会逐渐被削弱，然后在更长时间内反而会被美国反超。

中国现在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所以人才池子在现在包括今后一段时间是美国的4倍。但是人才优势并没有美国的4倍那么大，为什么？因为美国更有吸引全球人才的能力。比如，美国顶尖院校中，有近一半的博士生是来自于其他国家的；美国顶尖的企业家中，也有三分之一甚至更多是美国移民。所以，如果把美国吸引全球人才的优势算进去，就会把美国的人才池子放大一倍，中国也就是具有2倍的优势。这个2倍的优势可能会持续一代人的时间。为什么只能持续一代时间？因为中国的生育率在持续下降。之后会怎么样？显然美国会反超，这是对现在人口的预测。当然，这其中存在两个变量，一个是中国是否能提高生育率，另一个是美国是否持续开放吸引全球的人才。

长期来说，美国还是更有优势。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鼓励生育比控制生育要困难得多。而美国吸引全球人才的能力，我觉得这是在短期内，其他国家很难模仿的优势。如果美国采取封锁和封闭，对长期发展是不利的，因为无法把它最大的优势发挥出来，对自己的损害可能比对中国的损害更大。

当然，我还是希望我们国家可以提高对人才创新的认识，人才规模是最大的优势，通过提高生育率去尽可能久地保持这样的优势。要通过各种鼓励生育政策，把现在的超低生育提升到发达国家家庭平均的1.5甚至于2个孩子的水平。这当然是非常困难的，但对中国的经济和创新力都是非常重要且有意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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