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数据官宣，这个隐忧必须重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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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分析，眼下最令人担忧的，莫过于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

按照联合国的划分标准，如果一个地区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超过7%，即可认为进入老龄化社会；如果该指标翻番，即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超过14%，那么这个地区便进入了“中度老龄化”社会。

此次“七普”公布的数据表明，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已达13.5%，距离“中度老龄化”社会的14%已是近在咫尺。

与之相应的，是我国年轻人口所占比重的逐年降低，而相当一部分原因在于近些年我国人口出生率的一路下滑。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人口出生率从1990年的21.06‰降至2015年的12.07‰；2016年受“全面二孩政策”影响，人口出生率一度明显回升，但在此后三年里又出现了连续下降，2019年只有10.48‰，与之相应的是2019年我国出生人口1465万人，比2018年减少58万人——这已经是自2016年以来连续第三年减少。

一言以蔽之，我国已经表现出明显的“少子老龄化”特征，而且还有加剧之势。

对于任何经济体来说，人口少子化与老龄化形势的日益严峻，都会深刻改变人口结构、经济资源配置关系和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进而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经济发展、社会生活、公共设施与福利制度等方方面面。具体而言，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至少有三：

其一，适龄劳动力供给趋减。

适龄劳动力，指代那些年龄处在15-64岁的劳动力群体。通常情况下，适龄劳动力的供给规模是由总人口中处在劳动年龄人口的多少来决定的。受到少子化与老龄化的双重影响，我国适龄劳动力规模已呈现出缩减之势，这将给国民经济生产活动带来压力。

其二，财政负担与日俱增。

年轻人减少与老年人增加，会使得缴纳养老金的人越来越少，领养老金的人越来越多，结果就是养老金不够用。具体而言，老年人群规模的快速壮大与平均寿命的大幅度延长，让达到法定年龄领取养老金的人数日趋增多，领取金额急剧增加，从而将不可避免地加大政府部门对养老金支出的负担。此外，老龄人口增多，对各种医疗服务的需求也会相应增加，医疗保险制度和护理制度的成本将会进一步攀升，继而再度加重财政负担。

其三，延缓产业升级步伐。

一般来说，中老年人更习惯于长期居住生活的地区和长期从事工作的单位，并且形成了较为特定的专业技能，使得他们对新技术的掌握能力和对职业变动的适应能力较差，也常常不愿意搬迁到其他地区居住或改变自己的工作岗位，从而导致劳动力从衰退产业和地区向新兴产业和地区的流动受到限制，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此外，老年人的技术开发和对于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往往不及年轻人，这便使得新兴技术的应用与推广受限，并拖累整个国家的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

上述种种绝不是危言耸听，与我们一水之隔的日本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2019年，日本65岁及以上老人比重达到了骇人听闻的28%，15-64岁人口在近20年里足足减少了一千多万，适龄劳动力的供给严重缺失，建筑、运输、护理等多个行业所需人员与求职人数之比高达3：1，再加上人口生育率的一路下滑，举国上下经济社会颓势尽显。对此，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曾声称这是“国难当头”。

相信所有人都不希望这样的剧情在我们国家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