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增加值只有中国一半，但不要小看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

日前，美国诺尔公司董事长吕枫撰文指出：美国制造业长期保持竞争力有创新能力、高度商业化下的统一大市场、重视发展小企业、军民融合发展、国内强大购买力、较低的交易成本等几大原因——分析制造业竞争力，不能光看制造业自身，更要看决定制造业背后的竞争力来源。 

以下是正文： 

2019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为2.34万亿美元，超过整个欧盟的2.316万亿美元。这个规模虽然早就被中国超过（2020年中国制造业规模为4.83万亿美元，目前大约是美国的2倍左右），但是如果考虑到美国牢牢地掌控着全球制造业的设计、研发、融资等一系列核心环节、高端环节，毫无疑问，美国仍属于当今世界第一梯队的制造强国。

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 

长期以来，美国制造业在历经升级换代、淘汰夕阳工业的同时，一直在朝着知识技术密集型的方向大步发展——在包括生物、化学、医药医疗、机械制造、精密仪器、航天航空、交通、绿色工业、视频、军工、能源、基础材料、软件设计等众多领域，始终保持着世界领先的优越地位。不仅产值规模一直在稳定增长，并且企业大都集中于产业链的高端位置，其背后的基础研究实力，也让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望尘莫及。 

从世界银行发布的1991-2019年美、日、德制造业增加值对比图，可以看到，除了个别年份，美国的制造业增加值的规模一直在稳步增长，而同属制造业强国的日本和德国，其规模则趋于基本稳定。 

作为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美国从1776年建国开始，用大约150年的时间实现了工业化，替代英国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在1861年之后的50多年里，美国在发展质量上遥遥领先，20世纪初完成了由大到强的转变，成为世界工业霸主。 

到1913年，美国在煤、生铁和钢铁等传统工业品产量方面，达到世界第一，并且在代表最新技术水平和发展方向的汽车产量和发电量方面，也明显领先。1925年，美国的汽车产量已经是英国的25.5倍，法国的24.1倍，美国出口产品的结构，从原材料为主转变为以制成品、加工食品和半成品为主。 

“二战”后，美国引领了第三次科技革命，这次革命至今仍在进行，几乎每十几年就有一个重要突破，美国制造业长期稳居全球领导地位。 

分析制造业竞争力，不能光看制造业自身，更要看决定制造业背后的竞争力来源。这需要有新的产业划分视角和产业关联思维。 

近20年来，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经济学家在原有三大产业划分的基础上，把第四产业（Quaternary industry）和第五产业（Quinary industry）开始从第三产业中划出进行单独分列研究。其中，第四产业被定义为提供基于知识的服务业，具体包括研究和开发、商业咨询、金融服务、教育、公共产品、软件开发等。而第五产业，则是指政府部门决策者以及企业CEO等从事的工作。科技和社会发展到今天，各产业之间已经没有特别清晰的界限。第四和第五产业里相当大的部分，是生产性服务业。 

粗略估计，美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占美国经济总量的一半左右，它带来的科技、教育、金融和市场以及社会秩序等等，决定了美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高端占位，以及整个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性。可以说，谁掌握了生产性服务业，谁就掌握了制造业的未来。 

低附加值制造业离开美国，是美国在全球化条件下的主动选择。在高端制造业上，美国不仅从来没有放弃，并且还在不断加强对全球的控制。 

近年来，随着发达国家制造业进一步向高智能、环保、可持续方向发展，美国再次作为这一转型的领跑者，在制造业各产业链的顶端发力。

美国制造业为什么能长期保持竞争力 

美国制造业长期保持竞争力，主要有创新能力、高度商业化下的统一大市场、重视发展小企业、军民融合发展、国内强大购买力、较低的交易成本等几大原因。具体来说： 

1.分层教育带来社会各层面的高度创新能力

 创新的主体是人，在基础教育和基础研究上，美国各级政府保持“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态度，大量投入，向社会输送较高素质的制造业从业者，以及对自己专业有巨大热情的科学家和学者，前沿科技、制造业生产和商业管理等各方面人才，不断涌现。 

义务教育包括K-12一共十三年的基础教育和费用极低的社区大学（两年社区大学后可以转入正规大学）、对来自低收入家庭学生提供的广泛午餐补贴、书本学习用品补贴和校车补贴等。这些费用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担。 

2008年次贷危机后，奥巴马重提学徒制（技工学校）的重要性，他在2012年的国情咨文中说：美国的经济复苏基础，将建立在美国的“制造业、能源业、美国工人的技能和美国价值观的更新”之上，并在2014年推动通过了《2014年劳动力创新和机会法案》，企业可以使用法案提供的资金，给学徒支付部分工资。 

川普就任后，继续加强学徒制教育投入。2017年6月，其上任后不到半年，就以总统行政令的方式扩大学徒计划，追加经费。截至新冠疫情爆发之前的2019年，美国的学徒工数量一直在持续增长。拜登上任后，继续大力推动，强调新增高端制造业职位不需要高学历。 

美国有几千所正规大学，排在前面的两、三百所，是世界一流大学，自然科学类学科尤其突出。联合国的经济指数调查中，将美国的教育水准列为世界第一。在宽松的社会环境下，各人根据自己的特长和兴趣自由发展，对学术和科研缺少兴趣的人，早早分流到其他行业；而进入研究领域的从业者，往往是对科研抱有极大热情的富有才华的人。社会上大多数人从事自己喜欢和擅长的工作，极大减少了由兴趣能力与工作不匹配引起的社会浪费。 

大学、国家研究院/实验室、企业内部研究机构和各州自己的地域性研究项目实验室，形成互相交错支撑的创新网络，从前沿理论到尖端科技再到经营管理，创新不断出现。 

创新不仅带来了制造业的高附加值，也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据统计，每一个制造业岗位可以带动其它1.6个岗位的就业机会，而每一个先进制造业岗位则可以带动大约5个就业岗位。 

除此之外，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精心设计并不断变化的移民政策，也根据自己的需要吸引了全球各类移民，他们当中包括大量创新人才。 

2.高度商业化下的统一大市场 

各级政府虽然对基础教育和科研进行大量投入，但是政府主要是提供创新方面的公共产品，并不直接参与商业和市场竞争，更不会对企业进行具体指导。美国各州差异很大，有各自的立法，税收也很不相同，但是国内市场不同地域和行业之间几乎不存在人为壁垒，极大方便了包括人才、技术、原材料和资金等各种要素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自由流动和变化组合。 

统一大市场给了大小企业无比广阔的天地，大量科研成果得以迅速转化，呈现出“科技和生产紧密结合”的状态。科技推动工业发展，工业发展又为科技成果的广泛应用拓宽了空间。而转化成商品后的科研成果，继续受益于广阔的国内市场，通过商业的成功，不断获取用于进一步研发的资金和流通渠道，研发和市场之间互相哺育，彼此正向推动。 

每次由政治、经济和技术的变化引起的产业淘汰升级，都会引起失业率上升，而在国内统一大市场带来的巨大能量推动下，包括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会自发升级重新组合，让失业率重回低位。每次失业率升高，也是在给下一次升级孕育能量。 

2010年后的十年，美国失业率更是持续降低。2020年初疫情开始前，美国的失业率已经下降到3.5%左右，达到半个世纪以来最低点。疫情突发导致失业率瞬间飙升，在疫苗广泛施打、经济活动恢复正常后，2021年6月失业数据已回到5.9%，并继续稳步下降。失业率的上下波动，既体现完全自由竞争的残酷，也显示出市场经济给社会带来的生生不息的活力。 

3.重视发展小企业 

“Entrepreneur”和“innovation”是美国商业中的两个高频词，美国存在广泛的重商传统和“entrepreneur”文化，有全球最发达的小企业经济。“Entrepreneur”来自法语，20世纪后在美国被广泛使用，目前普遍将这个词翻译成“企业家”，其实它的准确意思是“愿意承担风险的创业者”。“Innovation”, 通常翻译为（技术）创新, 而它的准确意思是“将新技术新服务与市场结合的行为”。创业者在各经济体中承担关键角色，他们用自己的技能和主动性积极预测需求，并将新想法推向市场。 

在规范约束大企业的同时，大力支持小企业，是美国政府和民间的共识。从联邦到各州，都有支持小企业的具体政策措施，不断优化小企业的外部环境。疫情期间，从联邦到各州，各级政府对小企业的救助五花八门，从直接大量发钱，到补贴员工，再到免除商业贷款等等，对小企业的救助幅度之大，动作之迅速，显示出小企业在美国经济中受重视的程度。 

小企业试错成本低，经营灵活机动，对成功的渴望让它们充满进取心。小企业经常能敏锐发现、甚至创造经济活动中的各种微小需求，充满创意地搜寻和组织各种要素，来填补并且持续培育需求。 

作为美国经济金字塔的底座，小企业每年14%左右的淘汰与16%左右的新增，让这个底座持续优化，带来美国经济地基的高度稳定。长期以来，小企业为美国贡献了大约50%的就业和大约75%的税收。八十年代以来，美国小企业完成的科技发展项目，占全国的70%左右，人均创新发明是大企业的两倍。20世纪对美国和世界有巨大影响的65项发明，基本上都来自个人及小企业。 

小企业不仅极具创新能力，投资效率也更高，科技投资回收期比大公司短1/4。从Apple、Amazon到Google再到Tesla，很多小企业凭空创造了一个行业，进而成长为巨无霸，再延展发散出更多生机勃勃的小企业。 

4.军民融合发展 

随着国际政治军事环境变化，从“一战”前到冷战结束再到现在，美国军事工业经历了“军民分离-融合-分离-融合-深度融合”的过程。 

美国最初的军工厂，建立于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时期，多为国有，这些国有军工厂会将钢材、锻件等外包给私人企业进行加工。“二战”时，罗斯福的“让小厂转入战时生产”的政策，开启了美国的战时总动员，私人企业迅速成为军工主力。1943年，“二战”尚未结束，美国已提前开展经济调整计划，一批战时兵工厂重新开设民品生产线。战后，电器、汽车等消费品需求大增，军工企业大多成功融入民用市场。 

冷战时期，为保障与苏联的军备竞赛，美国重新建立了“军民分离”的国防采办制度，国防采办程序严格繁琐，要求供应商配备国防专用生产设备，并随时待机应对突发需求。后来发现，这一政策造成国防工业和民用工业资源重复布置，严重影响了工业活力。这段时间，国防研发经费占政府科研经费的70%，创造出的价值仅占GDP的6%，政府在军工上的大量投入，并未得到相应回报。 

“冷战”结束后，美国回归商业传统，开始全面军民融合，政府通过各种立法扫除军民用技术和资源双向转移之间的各种障碍，力图建立一个“无缝”的国家科技工业基础。 

从1985年开始，美国国防部每年制定“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该计划邀请具备研发实力的美国小企业就特定课题和要求提出研究建议，并择优签订研究合同。这一项目极大激励了小企业技术革新，为民间技术在军品领域的应用开启了通道。1995年《国家安全科技战略》指明：军民两用是技术上的根本性转移，应争取将来做到武器系统采用现成的民用部件和分系统进行设计，构建一个随需求变化而可以在军品民品间随时切换生产的新工业基础。 

1998年，克林顿政府拨款200亿美元用于军企裁减人员再培训和补助，开放两用技术并开展技术转让。2000年，政府开放GPS精准度限制，极大推动了美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据统计，2013年，GPS对美国经济的贡献超过680亿美元。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军使用的高技术通信器材、计算机软件、防毒软件、卫星照片分析技术等，都来自硅谷私人企业，通过招投标，硅谷有超过600家公司共获得国防部250亿美元的订单。 

2001年后，美国年度国防报告表示，军民分离的工业基础已基本实现融合。2007年开始，美国主要军工企业的民品总收入占比已达60%。2016年，美国私人军工企业军品收入占其总收入比例仅为35.7%， 其余64.3%为民品收入。 

统一的科技工业基础，极大促进了国防建设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不仅从产能和技术两个层面实现军工项民品转化，同时也利用民用经济中爆发的高新技术，来实现国防科技的跨越式发展。 

近年来，为了让国防部的具体需求与创新技术精准对接，使美军能快速融入到各地创新生态系统，国防部在硅谷、波士顿和奥斯汀设立办公室，实施“开放商业解决方案”机制，最短59天即可完成从企业投递标书到签约的全过程。美国空军推出的AFWERX创新中心，面向公众、学界和小企业征集技术创新方案。特种作战司令部SOFWERX在弗罗里达坦帕市开设创新中心，协调产业、实验室和学术机构合作，汇集创意和技术，共同解决机器人和自主领域最具挑战性的课题。这类拉近军民用生产的措施不胜枚举，军民融合在高水平上持续深化。 

美国通过不断立法，形成了一个以营造最优产业发展环境为目标的复杂保障和支撑体系支持制造业发展。这个体系从国防部、农业部、国家航空航天局、商务部、国家卫生研究院等开始，到深入各州的联邦小企业局、地方研究院校等，在联邦与州的司法保障下，充分利用市场的自由竞争使制造业不断优化，同时在军事和经济两方面保障国家安全。 

在这个产业生态中，军工复合体企业、学术界和政府之间存在频繁的人员流动——这虽然经常招来对军工利益集团影响政府决策的批评，但也让科技、政治、军事和企业等不同领域的专家，得以充分了解彼此关切，合力高效推动制造业发展。著名智库兰德公司中，联邦政府、学术界和企业界的人员，大约各占其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新上任的总统，也往往喜欢从各智库中挑选人才充任政府高级官员。 

5．国内强大的购买力 

首先是军工需求，与纯商业生产相比，国防部关注的是武器各部分的精确和性能良好。因此，以军工为导向的企业，不倾向于通过精控成本、压低售价的方式来获得订单，而是通过大力发展技术提高附加值来增加利润。来自军工采购提高附加值和生产效率这两个企业核心思想，对美国制造业有深远影响。美国制造业的产出和效率增长速度，一直高于传统的制造业强国德国和日本。高附加值和高效率，给企业带来丰厚利润，给劳动者带来较高收入。 

美国巨大的国内市场，来自人口购买力。高创新能力使得美国能够长期攫取价值链上利润最丰厚的环节，并且按照最符合自己商业利益的方式，安排整个产业链协作。发达的小企业经济，给美国带来了世界上最大的具有稳定消费能力的中产阶级群体。美国的平均人均年收入大约是中国的6倍，除了纽约、洛杉矶、旧金山等少数几个城市外，房价普遍很低，居民可支配收入高。2017年，美国人均年消费金额为$37903，中国为$5548。 

美国人不仅喜欢花钱，他们的消费方向也非常广泛。从产品到服务到知识产权，他们都愿意付费。“不怕卖不掉只怕不够好”的市场特性，给投资商和研发者带来了巨大的空间，吸引商业进行各种探索和创新。需求和供给之间互相追赶，推动美国在诸多行业上长期站在价值链顶端。 

6.较低的交易成本 

由于环保、安全、劳动者权益等各方面标准高，美国的制造业成本中包含较高的制度成本。与此同时，这些高标准与健全的法治体系相互作用，带来社会长期的公序良俗，并由此带来很低的交易成本。低交易成本表现在：个人之间、企业之间、个人与企业之间，信任度高，沟通成本低，合作成本低；企业针对内部管理和外部协调的行政部门，在企业中占比极小，管理和行政成本很低。 

低交易成本在降低制造业成本中所做的贡献虽然很难量化，但是它存在于几乎所有产业的各个链条环节里，是美国制造业与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竞争的不可忽视的巨大隐形力量。它不仅影响制造业成本，也保障了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性。

对中国的启示 

观察美国制造业竞争力形成的特点，可以看出它们之间存在密切的互为因果的正向互动。值得中国借鉴的，可能主要有以下几点： 

1.政府向公众提供更广泛的教育选择，以学历为唯一衡量标准的教育方向，应该尽快调整，让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才能和兴趣选择发展道路。在天赋、兴趣和努力的合力作用下，社会资源能得到更好的配置、培养各层次人才。 

2.努力消除人为障碍，从经济发展程度接近的地区开始，建立统一区域市场，进一步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使生产和市场要素可以自由流动，通过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推动高质量制造业发展。 

3.加强法治建设，让企业和个人成为法律框架下的主动行为者，而不是行政管理框架下的被动行为者，社会交易成本会随之大幅降低。 

4.推动为智慧、知识和服务付费的社会文明，不仅可以降低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受到的国际压力，更可以激发中国国内智慧产品的创造，长期支撑制造业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