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晚舟被押1028天、华为被卡脖子背后，谁是中国“创新之王”？

作者|徐明辉

编辑|六耳

来源|创头条

2021年9月25日，注定是一个难忘的时刻。

当孟晚舟身着一袭中国红长裙，从包机里缓缓走出时，也意味着长达1028天的非法拘押终于结束。

轻“舟”已过万重山。遏华，失效了。

70年前，美国为遏制中国核武器发展，不惜将钱学森关进监狱，对赵忠尧连发三道拦截令。70年后，美国为阻止中国科技企业的发展，又将黑手伸向了华为、中兴。

新中国成立至今，西方从未停止过对中国实施“技术封锁”的把戏。中国却在“卡脖子”与“解决卡脖子”的路上越走越强。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新发布的《2021年全球创新指数(GII)报告》显示，中国今年全球创新指数榜单排名第12位，较去年前进了2位；中国科技集群排名已经位列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

中国企业从弱到强的背后，有一批不care眼前得失、敢赌未来的“创投之王”；中华民族由弱变强的背后，也有一批苟利国家生死以、致力于解决卡脖子难题的“创新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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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年前的晚秋，新疆罗布泊传来一声巨响。伴随着一团“蘑菇云”腾空绽放，中国第一枚原子弹爆炸成功。

全世界沸腾了！

美利坚啧啧称奇，并表示unbelievable。因为研制原子弹的技术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最难的技术之一，只有美苏英法四个大国掌握。

震惊之余，美国报纸开始无中生有：毛主席派了个飞机到陕北，去找一个叫做寒春的美国核物理学家到北京帮忙造原子弹。

寒春是真的，核物理学家也是真的，寒春帮中国造原子弹却是凭空捏造。

就在前不久，杨振宁百岁生日宴上，他回忆起与邓稼先的聊天场景，邓留了一封信告诉杨振宁，“没有外国人参加中国原子弹的制造，除了在最先的时候略微有一些苏联人的帮助，后来基本上是中国人自己做的。”

杨振宁和邓稼先是邻居，是同学，也是最亲近的朋友。杨振宁比邓稼先大两岁。1941年，邓稼先刚刚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彼时的杨振宁已经是校园风云人物，他与同宿舍的黄昆、张守廉并称为西南联大物理学“三剑客”。

从西南联大毕业后，杨振宁去了美国留学，黄昆去了英国留学。邓稼先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当了一年助教后，也开始了美国留学生涯。而后来成为“中国导弹之父”的钱学森，当时已经是美国航天工程界响当当的人物。

邓稼先在北大做助教的同一年，物理系转来一个叫于敏的学生。20年后，两人一个成了“中国原子弹之父”，一个成了“中国氢弹之父”。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国内百业待兴。国际上，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也在激烈斗争与对抗，国际形势严峻。

“原子能的和平利用”被写在《1956-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简称“十二年规划”）的第一位。

1950年10月，邓稼先放弃美国优渥的工作条件返回中国。刚到北京，他就和中科院的教授们投入到了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建设中。第二年，从北大研究生毕业的于敏，也被拉到物理研究所，做起助理研究员。

钱学森登上港口准备回国时，突然遭到美国官员的拦截。

西方国家“卡脖子”，能卡在摇篮里，绝不等到少年期。即便后来交了1.5万美元保释金被释放，钱学森始终处于美国的监视中。

直到1955年，在历经5年艰辛之后，钱学森才得以回国。

然而，核武器研发属于国家机密，即便科学家们掌握了原子核知识，也很难造出原子弹。

刚开始，苏联答应帮中国建一个实验性原子能反应堆和一个浓缩铀工厂。后来闹僵了，苏联不仅单方面撕毁协议，还撂下狠话：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

在没资料、没经验的情况下，邓稼先挑起了探索原子弹理论的重任。

那时候，由于条件艰苦，邓稼先和同事们只能用算盘进行极为复杂的计算。为了演算一个数据，往往需要一日三班倒。算一次，一个多月。算九次，就是一年多时间。每当思维中断时，他都着急地说：“唉，一个太阳不够用呀！”

整整8年，妻子许鹿希都不知道邓稼先究竟在做什么工作。直到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许鹿希才恍然大悟。

同样一脸震惊的还有于敏的太太。

氢弹的威力比原子弹更大，技术也更复杂。1965年秋天，在于敏的组织和部署下，我国成功突破氢弹理论，并发明了独一无二的“于敏构型”。而目前，世界上只有两种氢弹构型，一种是美国的T-U构型，一种就是“于敏构型”。

相较于T-U构型，“于敏构型”体积更小，维护成本更低，核弹头的使用期限也更长。

“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1967年6月，我国第一枚氢弹爆炸成功，他的太太激动地表示。

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103个月，法国用了102个月，苏联用了75个月，中国只用了32个月。

而这背后离不开默默无闻的科研工作者，他们是战略科学家，也是当之无愧的“创新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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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3月，北京的空气里还透着一丝寒意。位于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却显得格外热闹。

会场内红旗飘扬，5000多位科技界的代表们相继入场。他们前面的主席台上悬挂着6个大字：全国科学大会。

在此之前，包括“两弹一星”元勋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都被扣上了“臭老九”的帽子。在那十年阵痛里，我国载人航天计划被叫停，邓稼先等人被调到青海基地“改造、学习”，中国刚刚发展起来的科技事业遭到巨大冲击。

彼时，已经是美国国籍的诺奖得主杨振宁准备来中国访问。邓稼先被列在了访问名单中。

“我尽管不信佛，但是对这件事情总觉得冥冥之中上天有个安排，让杨振宁来救邓稼先一命！”邓稼先妻子许鹿希后来回忆。杨振宁此次中国行不仅救了邓稼先，还救了一大批科学家。

为了举办科学大会，可谓举全国之力。当时，北京的酒店并不多。为了把好一点的酒店腾出来招待与会者，在科学大会举办的10多天里，北京暂停了其它全国性会议。

也是在这次会上，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制定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简称“八年规划纲要”），“农业科学技术”被放在集中力量攻关的第一位。

与会代表中，有一个身着中山装的瘦弱男子，叫袁隆平。

一次偶然的机会，袁隆平在湖南省安江农业学校试验田中发现一株“鹤立鸡群”的天然杂交水稻。后来，他又找到几株“天然雄性不育株”，经过人工授粉成功繁育，彻底推翻了米丘林、李森科的“无性杂交”说。

只可惜，没等大展身手，他也赶上了文化大革命。

红卫兵贴袁隆平的大字报，坚决反对袁隆平“搞资产阶级盆盆钵钵研究”。一夜之间，他培育的雄性不育秧苗全部被拔光。袁隆平好不容易才从学校废井里找到残存的5根秧苗。

这次大会后，袁隆平才终于可以堂堂正正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

1981年，袁隆平培育成功籼型杂交水稻获得国家发明特等奖。两年后，籼型杂交水稻在全国的种植面积已经超过5亿亩，增产稻谷500多亿斤。籼型杂交水稻也是中国转让给美国的第一个农业技术专利。

袁隆平获封“杂交水稻之父”，他取得的成果则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姆博称之为“第二次绿色革命”。

与会代表中，还有一个和袁隆平同岁的药学家，她叫屠呦呦。参加此次科学大会，屠呦呦是代表中药研究所来领奖的。

20 世纪 60 年代，越南战事升级，恶性疟原虫困扰着交战双方。美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研发抗疟新药，越南方面由于受条件限制，于是请求中国帮助解决疟疾防治问题。

作为一项保密级别的军工任务，该项目以开会日期为代号简称“523 任务”。1969年，屠呦呦加入“523 任务”中医中药专业组。

1972 年 ，在经历380多次失败后，屠呦呦所在的团队终于从草药中提取了一种能治疟疾的成分，也就是后来的青蒿素，为解除全球数百万疟疾患者的病痛作出了巨大贡献。

30多年后，凭借这一成果，屠呦呦又一举拿下中国人至今唯一一个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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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全国科学大会上还有一个不到34岁的年轻人。因为在辽阳化纤厂工作时，他利用数学原理发明了一个国内外都没有的小仪器，从而拿到大会的“入场券”。

这个年轻人正是任正非。

大学期间，任正非通过自学，掌握了电子计算机、数字技术、自动控制等专业技术。他还把樊映川的高等数学习题集从头到尾做了两遍，自学三门外语。

听到邓小平给知识分子平反，任正非泪流满面。

他说：“我们当时真的不理解‘亚马逊河流域的蝴蝶扇扇翅膀，就会让德克萨斯下大雨’，仅仅是感觉中国要变了。”

不止中国，整个世界都在变。

美国总统里根公布“战略防御计划”，由于涉及监视系统、拦截系统、控制系统、通讯系统等多层次太空防御，这个计划也被调侃为“星球大战计划”；苏联、东欧紧随其后，制定“科技进步综合纲要”与之抗衡；西欧17国发布了“尤里卡计划”；日本则提出“今后十年科学技术振兴政策”......

新科技的浪潮，正在席卷全球。

1986年2月的一个夜晚，中科院有间宿舍灯火通明。房间里，无线电电子学家陈芳允和光学家王大珩促膝长谈，这两位都是“两弹一星”元勋。

他们达成一个共识：中国必须尽快提出自己的高科技发展计划。

没过多久，一份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被送到中南海。很快，《关于高新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的报告》出炉，也就是后来著名的“863计划”。

863计划涉及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等7个重点领域，包括解决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创新药、电动汽车等多个“卡脖子”问题。此后30年，中国多个领域的重大科学技术突破，都与该计划有关。

也是那个时候，中国掀起了新一轮留学潮。

除公派留学外，中科院每年都会自筹经费支持学者出国深造。此外，海外的华人科学家也纷纷发起设立奖学金，为祖国发展出谋划策。

杨振宁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设立CEEC奖学金，支持中国各大学、各研究所人员到石溪做访问学者；和杨振宁共同提出“宇称不守恒理论”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李政道，发起设立CUSPEA奖学金，资助优秀学者赴美留学。

这批学者多于21世纪初回国发展，并成为今天中国科技创新的中坚力量。

杨振宁有一位比自己小整整四轮儿的迷弟，叫潘建伟。一个被称为“中国量子之父”的男人。

量子听起来高深莫测，其实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由于量子具有不可克隆（复制）性，量子通信相比其他传统通信更安全，可以有效防窃听。

量子通信技术也是863计划在信息技术领域重点攻克的主题之一。

1995年，潘建伟参加物理学家葛墨林举办的理论物理前沿研讨会。会议上，潘建伟了解到杨振宁认为量子物理模型“玻色-爱因斯坦凝聚（BEC）”是非常重要的研究方向。

彼时，潘建伟正在中国科大学习量子物理基础理论。“这次会议，对我后来科研道路的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指导作用。”潘建伟回忆。

从中国科大研究生毕业后，潘建伟到奥地利留学，并进入量子信息领域。2004年，潘建伟团队首次在国际上实现五光子纠缠，把我国量子信息研究带向了国际前列。

这一消息可把杨振宁乐坏了。

杨振宁邀请潘建伟到他的办公室谈了一上午，末了还意犹未尽邀请潘建伟到家里吃饭。临行前，杨振宁赠送给他一本《杨振宁文集》，并鼓励其尽早全时回国工作。

杨振宁自己也在加快脚步。自2003年回国执教后，杨振宁于2015年放弃美籍，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公民。

一年后，潘建伟也带来了好消息。2016年8月，潘建伟参与研制的“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在酒泉发射升空，由于这是世界上首次实现卫星和地面之间的量子通信，国内外迅速引发热议。

在“墨子号”载荷样机捐赠仪式上，杨振宁感慨到：“我们这一辈人过去总是盼望着中国‘天亮’，如今我们终于可以看到中国的未来有无限的可能。”

这种无限可能，需要代际传承，更需要开拓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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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72周年。

72年来，中国始终都在升级打怪，不是在“被卡脖子”就是在“解决卡脖子”。只是，不同阶段解决重点不同。新中国成立初期是解决重点行业的卡脖子问题，21世纪是攻克重点领域的具体技术难点。

当然，“卡脖子”也不全是坏处。芯片遭“断供”虽然让华为经历了短暂阵痛，但是对于中国半导体行业来说未必不是一件转机。这正在加速我国在芯片领域的布局与发展。

前不久举办的“中关村论坛”上，官方表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加速”一词意味深长。

当101岁的老奶奶最关心的不是自己的身体、子女，而是芯片问题什么时候能解决，中国的科技事业已然不是当初那个遥不可及的模样。

老一辈“创新之王”的徒子徒孙们，确实也在不断涌现。

科学界有一个奖，叫“科学探索奖”，是马化腾、杨振宁、饶毅、施一公等人在2018年设立的，目的是鼓励年轻科学家在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领域深耕、探索。

陆朝阳是第一届获奖者之一。

潘建伟说杨振宁是自己科研路上的指引者，潘建伟其实也是陆朝阳科研路上的指引者。20多年前，潘建伟回东阳中学科普量子技术，吸引了讲台下还是高一学生的陆朝阳。

而今，陆朝阳也能独当一面，还收获了独属于自己的称号——“操纵光子的巫师”。

袁隆平弥留之际，他的学生李新奇在榻前承诺“将杂交水稻事业进行到底”；黄昆去世后，他在北大创建的中国第一个半导体物理专业，为中国芯片行业源源不断的输送着人才......

科学探索奖第二届获奖者中，有一个叫黄芊芊的女孩，被称为“芯片女神”。2006年，黄芊芊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大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微纳电子学系。该系的王阳元院士正是黄昆的学生。

黄芊芊成为微纳电子学系博导后，将研究方向转变为芯片研究。她不仅是华为芯片项目的技术外援，还与中芯国际合作研制了世界上首个基于现行标准CMOS工艺平台的互补隧穿器件集成技术。

外界只看到王年爽设计mRNA疫苗结构用了10天，却没看到10天背后，他已经在实验室研究冠状病毒超过8年；刘颖团队将生命只有20天的线虫寿命翻了一倍，多出的20天不是刘颖的20天，而是漫长的许多年......

科研也像是一场修炼。诚然，多年以后我们依然有被“卡脖子”。然而，“两弹一星”精神、科学家创新精神仍然薪火相传。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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