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首席人物观,作者丨北鲲,编辑丨江岳
每代年轻人都有自己的“大厂”。
在河北唐山古冶区赵各庄,有一座百年前兴建的煤矿,赵各庄矿。它筹办于1906年,最早是洋务运动的产物,后来并入开滦煤矿。
虽然在2008年启动破产改制,光景大不如从前,但它在近百年间创造的财富和就业,改变了当地几代人的命运。高产时,它有过“万人煤矿万吨煤”的辉煌。带着工牌的年轻人,也是相亲市场上的抢手货。
本文作者出生在古冶赵各庄,如今定居北京,在互联网大厂工作十余年。
互联网红利带来的体面收入,让他早早在北京实现了买房安家,扎根落地。在“大厂”意义和价值被重新讨论的当下,他想讲讲自己家乡的故事,关于“大厂”光环,以及随之沉浮的命运们。
而命运的轮回,总有着精妙的巧合。在同为“大厂人”的父辈身上,他看到了熟悉的剧情:凌晨2点的加班、让相亲对象另眼相看的单位工牌……再一细想,兜兜转转,他似乎也没能走出父辈曾经的“大厂”轨迹。
以下是他的自述——
知道石家庄之前,我一直以为赵各庄是世界第一大“庄”。
一般的庄里人,种的是庄稼地。赵各庄的庄里人,几乎都在“矿上”工作。
一般的庄,每年秋天迎接收成。赵各庄,每月都有2个“收成”的日子:18号,职工“开支(工资)”,25号,离退休职工“开老保(退休金)”。
在我印象里,赶上那两天,庄里总是喜气洋洋的。大人们排队去工资科领工资,再扎堆去打酒买肉,小孩们也抱着刚到手的零花钱,挤进卖零食和玩具的小商店。
这一切,都是因为这里有煤矿:赵各庄矿。
它在1906年就有了,后来划归开滦集团。至于开滦集团在唐山的地位,大概可以这么理解,唐山作为工业城市的面子,主要是煤炭和钢铁给的,煤炭,指的主要就是开滦。
赵各庄矿是开滦的大矿,地处古冶区赵各庄。在赵各庄,“矿上”曾经是一份体面的工作,隶属大国企,稳定,工资高,福利好。“矿上”不仅指煤矿本身,还包括附属的多家工厂和后勤单位,鼎盛时期,在职员工上万人。这在赵各庄,乃至唐山市都是名副其实的“大厂”。
我爸在“矿上”工作42年——他是我家在“矿上”工作的第三代人。在我印象里,他总是没完没了加班,很少有完整周末。退休后,他来北京帮我带孩子,饭桌上偶尔聊起一同退休的老同事,他总是一脸羡慕:
“看你张大大,没事还经常去厂里溜达。”
“他都退休了,还去厂里干啥?”
“溜达溜达呗。”
“溜达”体现了老一辈对上班的热爱——毕竟,上班这事,在赵各庄已经有100多年历史了。一辈辈继承下来的,还有“特别能战斗”的精神,这个词属于全国劳模侯占友,也属于赵各庄数万矿山铁汉。
侯占友的故事在赵各庄家喻户晓。上世纪70年代,全国煤炭供应紧张,赵各庄矿搞“高产”运动,要实现“日产万吨”。侯占友直接带上干粮,吃住都在井下,从1971年到1975年,他每年都上400多个班,超过正常出勤的一倍。
我爸是1975年进的“矿上”,在侯占友劳模精神带动下,他也经常早上10点下井,凌晨2点才上来。
这强度,不比我经历的互联网大厂差。我问过他,“加班这么狠,大家抱怨吗?”他憨憨一笑,“也没有,大家都高高兴兴上班去”,想想又补了句,“那会儿没有奖金,没有加班费,大家也没人在乎”。
关于那段时间,他印象更深的不是当时下井有多累,而是高产日那天,矿门口敲锣打鼓,街道组织了家属来搞慰问,“工服破了可以找他们去补,还给茶水喝,挺好的”。
“矿上”的人这么努力工作,是为了挣钱吗?也是,但不全是。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矿上”给他们提供了幸福感和安全感。我姥爷是“矿上”的八级工(在当时的专业评级中,八级是最高级),“老八级”是他一辈子的光环。姥爷的工资比他的科长都高,靠着这份收入,他顺利养活了5个儿女。
我妈总说,她年轻那会儿流行戴徽章,戴着开滦工牌的人,在赵各庄大街走路都很“神气”——看,大厂工牌总是年轻人的精神图腾,哪个年代都一样。
即使赶上效益不高的年头,我也很少听到“矿上”的人怎么抱怨。我上中学那会儿,有一年“矿上”业绩不好,工资只能发80%,大家也还是正常上班,日子似乎没什么不一样。
对于他们来说,宇宙的尽头,可能就是赵各庄。
第一次向来自南方的老婆介绍家乡时,我说它是比石家庄还“国际化”的庄,这里来过英国人、比利时人、日本人,还有他们留下的小洋楼群。我太姥爷当年的工作档案登记表,都是中英双语的。
对赵各庄逐渐熟悉后,她给出了更为精准的形容:赵各庄,一座被时间遗忘在八九十年代的工业小镇。
“很适合拍年代戏”。她说。
赵各庄确实停留在那个黄金时代里。从楼房、菜市场到医院、工人俱乐部,全部保留着八九十年代的样子。
赵各庄的大兴土木,大概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后,庄里陆陆续续盖了很多三层或四层的小板楼,由“矿上”统一分配,按方位命名为“东工房”、“北工房”、“南工房”等等;第二个,就是我出生的1984年,从那年开始,矿上陆续修起了文化楼、游泳池、招待所、体育楼。
这些设施有个共同特征,就是大。招待所,有188张床位;礼堂,能容纳一千多人——我们小时候经常在礼堂看电影,我在很长时间里都以为,电影就是几百上千人一起看的。
澡堂子同样大到夸张,几百个淋浴喷头,每个喷头下面有一块圆形踏板,人站在上面,水就从头上淋下。
赵矿甚至还有了自己的电视台,每天播放“矿山新闻”“每日一歌”和各种港台片。
1987年开张的百货大楼,是我妈对那段黄金岁月的最深刻记忆。
当时,赵各庄家家户户都用着矿上发的物资,脸盆、毛巾、肥皂盒都是一样的,想采购时髦物件,得坐车1个多小时去市里。而赵各庄百货大楼,足足有3层,开业那天,好多市里的人都过来凑热闹。
我最喜欢的则是百货大楼对面的“会宾楼”。听我妈说,区里领导请客吃饭都会来这。我喜欢吃他家的豆沙包和鱼香肉丝。我从小不爱吃饭,我妈就总打包这两样回家,为了让我多吃点。
“矿上”的丰厚福利,让赵各庄人曾经生活得很幸福,因为很多公共资源都是极其便宜甚至免费的:
赵矿医院,职工免费,家属半价;90年代初,部分工房开通了入户的瓦斯气(类似燃气),每月只要几块钱;电影票,10块钱14张;矿上自制汽水,一箱24瓶,4块钱——汽水是橘子味,装在玻璃瓶里。每年夏天,只要我爸把它扛回来,暑假也就正式开始了。
那时候,在唐山任何地方,提起“赵各庄”,名头都是响当当的。很多外地人也慕名而来,寻找赚钱机会,我家楼下菜市场的安徽板鸭店,就是一对安徽夫妇在那时候开起来的,现在都快30年了。
小时候,我以为生活就应该是这样的,稳定、安逸。后来我知道了,当时代抛弃一个地方的时候,也是不会提前打招呼的。
2008年,当全国舆论焦点都聚焦在北京奥运会时,距离北京车程2个小时的赵各庄,也迎来了命运的分野。
赵各庄矿在这年宣布破产。
矿里不景气其实已经有些年头了,真宣布破产的时候,很多人没什么感觉,因为井下的生产还在继续,系统里很多自负盈亏的公司,也在正常运转。
只要工资还在每个月的18号准时发入银行账户,别管多少,日子还过得下去。
到2019年左右,那层温柔的面纱被掀掉了,停工停产的单位越来越多,很多“矿上”人每月收入只有一两千。退休成了他们最大的盼头,因为退休金由社保发放,有统一标准,很多人都能拿到三四千,相当于收入翻番了。
我爸算是运气比较好的,他在2016年就办理了退休,加上单位效益还不错,不管是退休前还是退休后,在赵各庄都处于工资鄙视链的中上层。但我认识的一些长辈,直到办理退休的那天,才真正松下一口气:
安稳的日子,终于又回来了。
其实,就跟现在的年轻人总在讨论“进不进大厂”、“要不要逃离大厂”一样,庄里人对待“矿上”的态度,也曾经出现过分歧。
它最早出现在90年代——一些脑子活络的人逃离了“矿上”,开始下海经商。
我的老舅是我家父辈中最年轻的,也是那个时代“下海”的弄潮儿之一。他倒卖过录像带,开过电子游戏厅,也因此开上了价值数万的进口大摩托,那隆隆的发动机声音,拉风程度不亚于现在的跑车。当时,“矿上”的平均工资才400多块。
我家楼上的崔叔叔也从矿上辞职,做起了服装生意。发家后,他养狗,买二手皮卡,抽红塔山,还花式“炫富”:
在楼下空地支烤炉,招呼街坊四邻的孩子,“敞开”吃羊肉串;
没过两天,又在上次烤串的空地上,搬出新买的组合音响,请大家露天K歌;
又过了几天,还是在那块儿散发着烧烤香的空地上,他把钓回来的鱼分给左邻右舍,不忘说一句,“水库里钓的,那地方偏,没车真去不了!”
这些“炫富”操作看似荒诞,但现在想来,在那个年代,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需要极大的勇气,他们也需要向周围的人证明,“看,我做对了吧!”
下海潮之中,连我爸这样老实的人都心思活络起来。有一段时间,他每天下班后都不回家,而是骑着自行车去小厂干兼职,半夜才到家,不论冬夏,风雨无阻。不过,不管晚上几点到家,早上7点,他肯定又准时出门,去“矿上”上班。他一辈子都没迟到过。
在90年代的不同选择,把曾经都过着一样生活的赵各庄人,推进了不同的命运。
那些尝试改变并获得成功的人,如同踏上跳板,陆续离开了赵各庄。有的搬去了林西,有的搬去了市里。
那些拥抱变化但收获失败的人,有人通过关系重新回到“矿上”,自此收心,甘愿接受日复一日的生活,有人自此漂零,靠给小企业打工维生。
大多数人,还是跟他们的父辈祖辈一样,扎根赵各庄,相信“矿上”,在下岗,改制,破产等一波波浪潮中,随波逐流。有人甚至还会花费几万乃至十几万的代价,把自己的孩子继续送进“矿上”,只因为这是一份“正式工”。
“大厂”光环,现在只微弱地存在“矿上”那些效益尚佳的企业了。我家还有几位在“矿上”担任中层的长辈们,每月领着几千块的工资,在赵各庄,足以继续安稳的日子,直到退休。但他们的子女,大多安家在唐山、天津和北京,只有节假日时,才会回到赵各庄。
现在的赵各庄,街面上基本没有面向年轻人的店铺。没有肯德基和必胜客,没有咖啡馆和西餐厅,数量最多的是药房和老年养生馆。
赵各庄百货大楼那栋楼还在,但已经分组给超市和其他个体小商店。“庄”里的年轻人想要逛街,还是得坐车1个多小时到市里去。
年轻人在纷纷离开,只有老人们还在坚持着过去的生活方式,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
我的爷爷今年87岁了,他在“矿上”工作了一辈子。退休之后的这些年,每月25号,他都要去银行“开支”,因为赵各庄的网点全被“矿上”的退休人员“占据”了,他还会专门坐上公交车,去远一些的网点取。
家人都劝爷爷,“钱放到银行里没不了”,他总是笑笑不语。毕竟,他十几岁就进矿,按月开支,是一辈子的习惯了。
庄里唯一的公园,北山公园,现在已经没什么年轻人去了。我小时候喜欢上山看的那两只猴子,早已不在,如今他们的猴子猴孙们亦不知所踪。
这座公园其实有些来头。80年代,劳模侯占友退休之后,拒绝了所有的返聘邀请,扛着铁锹和锄头,一头扎进这座秃山,靠着一己之力,一锄一锄,开路,搭凉亭,最后真的为庄里人盖起了一座可以纳凉休息的公园。后来,庄里人都管它叫“侯山”。
图:北山公园俯瞰赵各庄
现在,它也成了过去那个年代的印记。
在赵各庄“大厂”红利中长大的我,大学毕业后也进入互联网大厂工作,十几年没有离开过这个圈子。
我赶上了互联网公司的发展红利,但也经常感觉困在其中。我掌握了很多技能,但这些技能,似乎只在大厂有用。而政策和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动之中,属于互联网行业的红利,还能持续多久呢?
现在想来,赵各庄的兴衰变迁,其实就是一部“大厂”光环消亡史。
羊汤馆曾经是我们庄里最火的餐饮店。
它的制作很简单,用羊骨熬出白汤,加入羊杂和饼丝,自己再兑上蒜汁韭菜花豆腐乳,热乎乎地喝下去,舒服极了。早先,它深受夜班下井工人喜欢,他们在井下上完夜班,洗完澡,就上二两白酒,喝碗羊汤,回家倒头就睡了。
“矿上”萎缩之后,井下工人不见了,曾经满大街的羊汤馆越来越少,店面也越来越小。
今年春天,我回了趟赵各庄,在家楼下喝羊汤。一位年轻人进来,要了碗7块钱的汤,跟老板商量:“先赊账,等我下午‘开支’了来给钱。”老板很自然地答应了。
这或许只是年轻人一时的手头紧张,但那个春天的早上,我还是感到了深深的寒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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