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还是专心科研？海外华人研究员的创业失败之旅

工程师Tao Chen本来创办了一家出售低成本硅基红外传感器的公司，但就在公司成立七个月后，他却发现这项技术并不能兑现。此文中，Tao Chen将讲述他的创业感悟，以及为何创业失败也是职业生涯中的一段宝贵经历。

2020年8月，我与荷兰恩斯赫德的特温特大学的四年博士后合同到期了，当时的我面临一个重大抉择：继续我的学术道路，还是创办一家大学衍生公司？

学术圈的竞争过于激烈，我作为一名科学家，离开学术圈的想法越来越强烈。科研人员身负巨大压力，不仅要付出大量汗水，还要攀爬晋升阶梯。我想看看如果在领域内换条路走，是不是就能既享受做科研，又不用承受这么多压力。

2018年，特温特大学的技术转移办公室开始替我研究的一款传感器申请专利，并提出进一步支持我开公司，帮我申请创业基金。

多年来，我一直四海为家，所以很想留在恩斯赫德这个我组建了家庭的地方。我出生于中国湖北省的一个小城市——潜江。长大后，我去了湖北省会城市武汉攻读工程学学位，后来在北京拿到了硕士学位，之后又在爱丁堡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我在爱丁堡大学遇到了我的妻子，她也是中国人。我们现在有两个孩子。

虽然我有工程学和留学的背景，但我知道创业风险很大，而且我也缺少创业需要的相关经验和人脉。

2020年2月，我申请了两项创业基金，希望能用这笔钱开个公司。6月，我又从荷兰研究委员会拿到了4万（约合47780美元），从荷兰企业局拿到了两笔2.5万的经费。到2020年9月8日，我已经准备好成立新公司CTorrent了。

当时公司包括我在内一共有四人。其他三人分别是特温特大学的一名商业发展顾问、我的导师、一家当地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如果公司一切顺利，这位首席执行官将会负责公司运营，我则专心从事研发。

我继续留在我在特温特大学的办公室，也能使用学校的办公空间和实验设施。

我的主要工作是为我的想法构建原型，并测试它的可行性。在那之前，我只是在做一些初步研究，研究如何让硅基红外传感器像电流传感器一样灵敏，但制造成本却低很多。

我的研究最初来自一个大型实验项目，这个项目的目标是用硅材料开发非传统电路，执行人工智能操作。实验结果显示，我们在实验室用硅材料开发的电阻能随温度变化。我根据实验结果推断，这种材料对热高度敏感。

我的设备的工作原理是测量超薄硅层吸收红外光时，它的电阻如何随温度变化而变化。

如果我的原型产品能成功，我们的希望是将一台标准低分辨率热相机的价格从200元降至50元以下。

红外传感器通过感知物体表面的辐射能，达到检测热量和运动的目的。比如在新冠疫情中，红外热成像仪就被大量用于公共场所，检测行人体温，防止疫情扩散。

刚成立这个公司时，我就知道我的主要困难是如何缓解硅基装置产生的电噪音；电噪音会让传感器无法接收到它需要检测的信号。

2020年12月，我们注意到法国原子能委员会电子与信息技术实验室（CEA-Leti）与红外探测器生产商Lynred展开了合作，一起开发与我的技术很类似的技术。这让我对公司的前景很有信心：虽然可能多了一个竞争对手，但这说明其他人也看好这项技术的未来发展。

但事与愿违，当2021年2月看到最初结果时，我们发现还要做很多工作才能提升这项技术的性能。我们设备的灵敏性很好，但电噪音比现有技术的噪音大了几百倍。这是一个我们无法迅速解决的问题。

当时我就知道这次创业可能会失败，所以我们在2021年4月就关门大吉了。

回想起来，我认为我们在技术上还没有准备好。我们开始前还应该做更多的基础研究，看看有没有方法能缓解或减少这些噪音。

我们家有创业的传统，所以我选择创业并不奇怪。话虽如此，我的家人也经历过各种创业的苦与甜。

90年代初，我叔叔利用他在中国空军服役时的低温学知识做起了冰棍生意。他一开始做得风生水起，但后来销量越来越差，虽然他尝遍了新点子，但最后公司还是倒闭了。

我上次回国是2019年7月，我去见了我的“冰棍”叔叔。他第一次告诉我他对我读博的决定有点不确定。这让我没有想到，因为他以前从来没提过。

在中国，家人总是会把自己的事业目标寄托在孩子或亲人身上。在我的家乡，甚至可能在整个中国，事业有成通常取决于你能挣多少钱，或是你在公司或单位里的职位。

我和我叔叔说，科学家并不只想着赚钱，他也理解了。当我告诉父母我打算创业时，他们都很鼓励我，还提醒我不要为了挣钱而牺牲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我的父母一直很支持我的决定，从不对我的选择指手画脚。

我们一家四口现在住在荷兰，但我们夫妻目前没有参与任何正式的商业或研究工作。我们俩都在找工作——学术工作——但我们并不着急。今年更像是我们的gap year。

每天早上我会读一些文献，下午我会带孩子去上各种特色班，柔道、田径、游泳、跳舞、画画。

目前来说，我还是想重新回到学术圈。我发现无论是商业还是学术环境都有压力，只不过是不同的压力。开公司的压力的一种时时刻刻存在的压力。你的每一步都要以公司的目标为导向，你能得到很快很实际的反馈，而学术圈的反馈来得更慢。除非期刊审稿人接收了你的论文，否则你对自己工作的意义和重要性都并不确定。

虽然产业界也会有研发人员的岗位，但我还没有看到哪个岗位能匹配我的专业和兴趣。

我仍然会和朋友谈论创业想法。几个月前，我在微信上建了一个创业群，里面有我和其他国内外的华人研究者，我们已经组织了10场关于投资、团建、知识产权等主题的在线讨论会。目前的群成员有100多人。

在中国的学术圈，关于未来的探讨总是离不开自己开公司。这是个非常受欢迎的话题。我们国家在技术创新上的巨大进展让我们深受鼓舞。在中国，政府非常鼓励创业。

在我的经验中，这类对话在欧洲的学术圈里要少得多。我记得只有一名荷兰学生和我谈过创业的想法。

在西方国家，创业也没那么神乎其神。如果你想开公司，那里有成熟的制度机制、技术转移部门、政府项目和很容易申请的创业贷款，这些都能帮到你。

也许创业对我们来说更像一段个人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