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小平谈三代网红：俞敏洪贴小广告，陈欧上地铁站，papi 酱是新媒体的缩影

“说实话我是不追星的，我自己就是星。”

”但 papi 酱让我感到一种惊恐，我再不追星就跟不上时代了。”徐小平说。他与俞敏洪、王强一同被誉为“新东方三驾马车”，同时他也是国内最顶尖的投资机构真格基金的创始人。但显然，人们更喜欢用“互联网老顽童”和“创投界第一网红”来称呼他。

今年年初，直播平台与网红的崛起让徐小平觉得自己有点接受不了创投环境的巨大变化。 “实际上我不能理解这种现象，但作为一个投资人，我必须要跟随。”徐小平说。在那之后，他与真格基金参与了 papi 酱的投资。

“见到 papi 酱，我的生活就发生了变化。”

从电线杆网红到 papi 酱，背后是传播方式的变迁

比起关键意见领袖（Key Opinion Leader）这个蹩脚的称呼，人们更喜欢将社交媒体中坐拥千万拥趸的人称为“网红”。

“网红并不是一个全新的事物。”徐小平说。在互联网产业还未诞生的年代，人们也会使用各种各样的媒介去传播信息，比如电线杆 ——“从北大毕业之后，我和王强出国了，俞敏洪没出成国，就去办新东方了。”徐小平说，“那个时候俞敏洪就在电线杆上到处贴广告，用这种方式去传播信息。”

1991 年，俞敏洪的“东方大学英语培训部”正式成立，培训部只有两个人，他是头，他老婆打下手。上午俞敏洪骑自行车出去，拎着浆糊桶，开始在电线杆上贴广告，下午守株待兔。

“当时我回北京，俞敏洪带我去北航逛，我说你怎么这么熟悉，他说这里的每个楼道我都贴过广告。”

离开新东方后，徐小平和王强一起投资了陈欧的聚美优品，那时互联网产业正开始崛起，这是比电线杆优秀一万倍的传播媒介，这让我们看见穿着名牌西装和涂满发胶的陈欧迅速占领一个个地铁站、电梯间和电视广告。

“他的目的就是让别人知道聚美优品，让大家来买他的产品。但陈欧所处的还只是互联网时代，还不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徐小平说。当这个时代真正到来时，信息传播的效率可怕到了极点。即便是在两三年前，人们都难以想象一个像罗辑思维这样的微信公众号能获得无与伦比的成功——他们的百万粉丝贡献了数千万的月销售额。

papi 酱显然是移动互联网的受益者——安利花了数十年与成千上万名销售人员将自己的名字变成了一个动词，但 papi 酱只需要一个不到十分钟的视频就能让几千万人记住自己神似苏菲玛索的轮廓。

“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有一个用来传播信息的媒介，比如电线杆和电视。“徐小平说。但如今，网红们不需要任何媒介，因为他们自己就是媒体。

媒体的商业化模式没有变，但互联网赋予了它更多想象空间

像罗辑思维、一条视频和微博网红们这样靠卖货赚钱的事情并不算新鲜，北京青年报也卖过矿泉水，只不过前者大获成功，后者销声匿迹——网红们承载着的并不仅仅是信息的流通，还有商品的流通。

便捷的支付手段功不可没，它是网红成为商品交易渠道的关键因素。

“一侧供给、一侧需求，千百年来都没有变化，但千百年来，供给和需求之间的信息交换手段不断在发生变化。“王强，真格基金的另一位创始人说，“网红的诞生意味着一种革命性的传播方式，它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又精准的聚集商品的销售，同时精准的创造对商品的需求。“

在电线杆时代，品牌的崛起依靠着商业化与现金流，但网红们把这一切倒了过来。“网红时代是先有品牌，先占领人心，先确立魅力人格体，先让人们追捧你，然后我们再从后面给用户、给消费者带来他们所需要的产品，丰富他们的生活，增加他们的乐趣。”徐小平说，“网红就是不经任何授权的品牌。”

另一方面，网红们也将信息传播的成本变得足够的低。“我们看一些传统的报刊杂志，在人力成本之外可能还有很多的运营成本，比如刊物的印刷、配送等等，但对新媒体来说这些都是毛利润。”徐小平说，“以前做网站也要成本，但现在一个微信公众号、一个微博账号就是一个网站、一个媒体。”

在徐小平看来，papi 酱将这种优势发挥到了极致——用旧沙发和饮水机做背景、用一部手机拍出来的视频也能拿到 2200 万的广告费，实在让人难以想象。

“从传统媒体到自媒体，盈利的方式不外乎广告和电商，但想象空间正变得越来越大。”徐小平说，“媒体的价值和作用在于传播，但网红赋予了它们更多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徐小平觉得资本的进入让网红们更加专注，从而最大化发挥自身的优势。“papi 酱的视频都是用手机拍的，现在就算有个人帮她拿手机，也能让她更专注。”徐小平说，“罗辑思维的内容也不是罗胖一个人做出来的，背后同样有一整个团队，罗胖只需要做他最擅长的事情，把这些事做到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