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高新区拓新30年产业导向的“取”与“舍”

成都高新区管委会

  18世纪，蒸汽机的发明，开启了英国的工业革命;19世纪，钢铁和化学工业，带动了德国的兴起;20世纪，电气时代的到来，奠定了美国的领先。近300年来，以科技创新为标志的历史，勾勒了国家发展的趋势。《创新之路》一书中，短短几句道明了技术创新、国家发展与世界经济曲线顶端之间的关联逻辑。不难看出，在世界经济曲线顶端的背后，是一次次产业发展方向的取舍与抉择。

  方向，犹如航线的航标。建区30年拓新之路，成都高新区适逢西部大开发的时代机遇，踏浪产业转移的全球浪潮，经历全球电子信息“黄金十年”，迎来工业4.0时代开启……在全球产业前行之路上，成都高新区面临一次次决断与选择。这些决断，几乎没有“前车”可鉴，没有样本可循。

  “决断”的本身，是一个区域产业发展方向的战略选择，是校准航标、确立航线的头等大事。唯有方向选择的明晰，才能在全球产业格局变迁与技术创新迭代的“黄金机遇”到来之时“黄金作为”，积极抢占全球科技产业竞争的制高点。

  然而，“决断”的过程是艰辛曲折的，我们选择了一些，就得放弃一些。很多时候，在纷繁复杂的全球产业体系中，“放弃”的本身也非易事。在“取”与“舍”之间，一路走来，成都高新区形成了当下的产业版图。

  成都高新区拓新30年之路，也是产业取舍与决断的选择之路。今日，我们踏上时间之旅，回望那些曾笃定、曾坚毅、曾踯躅的十字路口，窥探从一张白纸到产业高地的高新之路。

位于成都高新区的天府软件园

  时代之问的高新之选 “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生态圈的崛起之路

  ——2006年，成都大力发展软件产业，定位于打造“中国的‘班加罗尔’”;2009年，大力发展软件服务外包的成都，提出“成都，非常适合外包”的口号;2012年，成都高新区在全国各城市中首次明确提出发展移动互联网产业，把成都高新区打造成为“国内一流、有国际影响力的移动互联网产业聚集地”;2014年，成都手游进入“爆发季”，成都高新区加速打造“手游之都”……一次次的产业方向决断之下，成都高新区电子信息产业的“标签”也持续演进，而始终不变的，是整个产业向上向前的方向。

  2003年，英特尔的落户，让成都电子信息产业第一次真正意义地实现“全球发声”，这也给成都融入全球化产业体系增添了信心。全球软件产业在这一时期呈现兴起之势，“嗅”到风口的成都，意图在此次产业转移的浪潮中找到自己的坐标。在大连等城市，日韩软件外包做得风生水起，成都又当如何布局?

  此时，一座名叫“班加罗尔”的城市进入了成都的视野。

  “班加罗尔在哪里?”打开一张世界地图，这个位于印度、与中国成都距离5000公里，一度有着“亚洲硅谷”之称的城市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了成都市委、市政府文件的印刷字体之中。

  2004年，《成都市鼓励软件产业发展的政策意见》正式发布。2006年2月，成都市召开软件产业发展工作会，将软件产业定位为成都市战略性产业优先发展，对标班加罗尔，大力发展软件外包服务。就发展部署一个产业，首次召开一次全市性大会，足见成都决策者的眼界与坚韧。

  “成都，非常适合软件及服务外包”的口号随即被提出，而“班加罗尔之问”，则是这座城市站在产业十字路口上，方向决断的正确选择。

位于成都高新区的天府软件园

  看中成都“软实力”最终落户成都高新区的“世界船王”马士基，则是此轮落户企业中最有代表性的全球领军企业之一。2010年3月，马士基集团旗下丹马士公司全球最大办事处落定成都天府软件园，办事处设立3年不到，员工数量就突破了2000人,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超级办公室”。

  成都丹马士的员工数量增长是当时成都的软件产业从业人口出现“现象级”爬升的一个缩影。从2005年到2012年，成都市IT从业人员数量从20万增加到40万人，增幅达近一倍。2011年，成都软件产业规模首次突破1000亿元。

  互联网的时代，总是变幻莫测。“服务外包在知识产权中没有优势，在人力成本上的优势也越来越小。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就要随着市场的导向来转向。”成都天府软件园有限公司总经理何蕾说。而她口中的“一定阶段”，指的就是2012年前后，全球产业格局再生变数，从“桌面”到“指尖”，软件进入了“轻量化”的移动互联网时代。

  彼时，作为成都软件产业的主要承载地，成都高新区聚集了成都市90%以上的移动互联网企业。在经过充分调研后，2012年，成都高新区在全国率先发布《关于加快推进移动互联网产业发展的意见》，着力把成都高新区打造成为国内一流、有国际影响力的移动互联网产业聚集地。这一方向决断的明确信号，为后来成都高新区挺进移动互联网的“指尖”时代，埋下了“先发先动”的伏笔。

  全球化的产业发展逻辑带来了新一代创业的观念之变。在成都高新区的大力扶持下,尼毕鲁、Camera360、TestBird、迅游等一大批移动互联网“新星”迅速崛起。这些从成都破土的企业，从诞生的第一天开始，就思考的是如何和世界“做生意”。在政府和企业的双重发力下，成都在商务部“2012年度国家级软件出口(创新)基地产业发展”的评比中首次跻身全国前五，名列第四。

  在南部园区大力发展软件和移动互联网的同时，电子信息的“另一只脚”制造业也在西部园区稳步向前。2010至2014年间，联想、戴尔、西门子、通用电气、飞利浦等制造业巨头相继落户，成都高新区通过自身的“现象级”发力，助推全省电子信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每年站上一个千亿台阶。

  “预计2019年，电子信息产业将率先突破万亿规模。”四川省的产业规划中这样写到，电子信息也将是四川第一个有望突破“万亿”的产业。在产业发展过程中承担重要使命的成都高新区，对于如何继续做大产业体量，做出了又一个选择——加快建设产业功能区，围绕“一芯一屏”精准招引，构建产业生态圈。“软硬兼施”，“两只脚”走路，构建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生态圈，成都高新区已做好准备。

天府生命科技园

  从“建园”到“造城” 生物产业打造新“千亿级”产业集群

  ——2008年，在冯家湾一片2.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都市首个专业生物产业园区天府生命科技园开建，目标指向建设“国际一流生物产业园区”;2016年，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开建，瞄准“全球知名的生物产业双创人才栖息地、世界级生物产业创新与智造之都、国际范儿的生命健康小镇”，向着新“千亿级”产业集群目标冲刺。

  成都高新区科园南路88号，是天府生命科技园所在地。而这个区域，还有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冯家湾。

  20年前，成都高新区生物产业从这里起航，就在生命科技园几公里之外的区域，那里聚集了地奥、恩威、吉泰安等改革开放以来最早一批成都乃至全省生物产业的“明星”企业。20年后，在同样的一片土地上，全市首个专业化生物产业园区应运而生。

  “建设一个专业化产业园区产业的发展诉求，当时已是‘箭在弦上’的事情，非常迫切。”天府生命科技园副总经理万翔说，2008年，在谋划建设天府生命科技园之时，成都高新区就已聚集了一批规模化生物医药企业，产业基础已形成。“仅靠市场、企业的自身调节已经不适用成都高新区生物产业发展，我们需要一个更专业、规模化的‘容器’，承载产业转移与聚集的集约式、精细化服务，天府生命科技园可以说是应时之需。”万翔回忆道，同年在千里之外的武汉，同样专注于生物产业发展的武汉光谷生物城也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中。对内需求迫切，对外强劲竞争对手已出现，如此迫切“刚需”下，2008年11月，成都高新区决定开建全市首个专业性生物产业园区。

  “生物产业是一个人才高度聚集产业。”成都高新区生物产业发展局局长黄伟说，产业要进一步发展，人才是突破口。选择了“以人为本”支持产业发展，成都高新区迅速启动“全球揽才”计划。在这次以“人才”突破的方向决断之后，2005年开始，一张以海外高精尖人才“回流”为代表的人才“西进”潮汐图日渐明晰。

  邹学明是成都高新区引进的首个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从2005年决定回国创业，到公司奥泰医疗落户成都高新区，仅花了21天时间。自邹学明后，海创药业创始人陈元伟、成都先导董事长李进等一大批海外归国人才扎根成都高新区，高层次人才逐渐呈现“汇流”之势。“‘海归西进’高层次人才愿意留在成都高新区，从另一方面看，也是创新链高端技术转移转化的‘回流’。”在黄伟看来，这是生物产业创新链“招才引技”战略的重大突破。

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效果图

  2016年6月，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成都高新区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他们来自全球最著名生物医药中心——美国波士顿，他们此行目的是为建设中的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挑刺”。

  2016年3月，成都高新区联合双流区共建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为一个产业建一座“城”，这在成都市尚属首次。纵观全球，生物产业已成为当今成长速度最快、市场前景最好的产业领域之一，我国生物产业总产值已突破万亿元。在这样的形势下，“造城”之谋势在必行。国外对标波士顿，国内对标上海张江，这座“城”一开始便被赋予了不寻常的“使命”。

  在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的产业方向选择上，成都高新区将视线聚焦到创新药研发领域。“创新药研发是生物产业领域技术含量最密集的领域，也是支撑整个产业生态圈进一步扩大的方向。”黄伟说，资源是有限的，做出这样一个决断，便意味着要放弃另外一些领域，所以接下来，这座“城”里装什么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在学习参考了波士顿、上海张江等国内外知名园区后，这座“城”里装什么有了更为清晰的定论。“进入这座‘城’的项目要具备‘造血’功能，要有技术创新，必须掌握自有核心技术。”于是，一批短期能立竿见影产生收益的以承接外包业务或进行简单生产模式复制的企业被挡在了“城”外，在“取”与“舍”之间，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选择了“长远”。

  随着毕晓普癌症研究所、国药中生血液制品总部及产业基地项目等一批自带“造血”功能企业、项目的落地，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建成世界一流生物产业园区的梦想正在一步步实现，成都高新区打造新“千亿级”产业集群目标渐行渐近。

成都高新南区

  点燃新经济“三把火” 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新经济策源地和集聚区

  ——2016年，我国首次将“新经济”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放眼全球，新经济已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成为全球经济聚焦点。2017年11月23日，成都高新区召开新经济工作会，确定新经济发展目标：力争将成都高新区打造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新经济策源地和集聚区。

  2017年7月，成都市召开的国家中心城市产业发展大会上，发出了“独角兽之问”：为什么北京有百度、京东，杭州有阿里巴巴，深圳有腾讯，而成都却至今尚未诞生一家“现象级”互联网巨头企业?

  这个问题，抛给了成都，也抛给了成都高新区。“现象级之问”的另一个提法更为大众所熟知——独角兽之问。

  为什么没有独角兽企业，思考答案的成都高新区，把目光聚焦到“新经济”，点燃了发展新经济的“三把火”。“新经济”一词最早出现于美国《商业周刊》1996年12月30日发表的一组文章中。随着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新经济所催生的新动能有目共睹，美国、英国等国家纷纷布局新经济。2016年，我国政府工作报告亦首次写入“新经济”一词。

  风生大野，水向东流。“新经济”这把“火”，正是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深刻调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大背景下的时与势。在这一大背景下，成都高新区谋定而动。去年7月，成都高新区正式出台中西部首个促进新经济发展政策——《成都高新区关于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的若干政策》，新政共有十条，也被称为“新经济政策十条”，这一政策的出台，成都高新区“架炉放柴”，点燃第一把“火”。

  2017年8月，成都高新区启动体制机制改革，其中，成都高新区科技局更名为成都高新区科技与新经济发展局(以下简称“成都高新区科新局”)。改变的又岂止于名称，新经济已成为成都高新区主导产业之一，对抢抓成都高新区未来发展机遇有重大意义。成都高新区新经济产业发展目标确立——力争将成都高新区打造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新经济策源地和集聚区。

  在发展新经济这篇“文章”的决断之下，成都高新区乘势再燃第二把“火”。2017年11月9日，成都市召开新经济发展大会，提出重点发展六大新经济形态。当月23日，成都高新区紧随其后召开新经济工作会。会上，一批总投资达188.6亿元的新经济项目集中签约。

  谋事者先谋局。2017年，成都高新区科新局牵头起草并编纂《成都高新区新经济生态圈规划(2017-2022年)》(征求意见稿)。 随后，成都高新区再次出手：“新经济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及独角兽扶持政策发布会”举行，宣布设立100亿元独角兽投资基金。在这条培育“独角兽”的新征途上，成都高新区“锁定”第一阶段目标：今年将培育3家以上独角兽企业;未来3年内，将培育种子企业1000家、瞪羚企业100家、独角兽企业10家、行业龙头企业3家，成都高新区点燃了发展新经济的第三把“火”。

  谋事、谋局、谋势。而立之年，新时代、新目标之下，成都高新区已顺势摆下一盘“大棋”。“棋局”里，电子信息产业功能区建设、生物医药产业生态圈建设、新经济活力区建设等产业的谋划落子已是举棋若定，如架炮横兵马过河，乘风航行三万里。（记者 郑其 黄启恒 何汶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