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在“技术转化”行业如何发力？

我一直提倡积木式创新，提倡双长制---好的科学家与好的企业家结合，美国在这方面做的相对不错，毕竟从拜杜法案推出到现在已经有30多年了。但是中国的技术转化市场却不那么令人兴奋，有人说我们没有真正好的科研，有人说我们没有好的企业家。

我看到一位前哨的用户在国内从事技术转化工作，有困惑。这是好事儿，说明我们看到了目标，正在发愁如何到达。技术转化工作是创新生态中比不可少的一环，真心希望这方面能够有很好的发展。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也是个很难解决的问题。我更喜欢“技术转化”而不是“技术转移”的说法，所以，下面我还是用技术转化这个概念。

一定要倒推相关政府部门政策改变

我其实在不同的场合一直都在说《拜杜法案》的推出对于美国技术转化的意义和价值到底有多大。但是，这个法案也不是理所当然就会出现的，很大程度上是企业界、科研机构和大学以及技术转化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结果。

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政府层面已经意识到技术创新对于创新型创业、产业转型和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但是具体的执行上可能还不那么有效。我们往往喜欢去问科学家，而不是去问企业家，实际上真正能够将先进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反而是那些有经验的企业家。

能掌握前沿科技的企业家才是社会的最先进生产力，要把拥有前沿科技的企业家摆到最重要的位置上来，因为他们能带动中国“科技强国”梦的实现。

所以一定要来倒推相关政府部门的政策改变。国内的技术转移行业，从大的角度来看，应该在立法上多做一些工作。国内也有相应的技术转移的法规和政策，但是具体的执行的时候可能就不那么奏效，甚至会出现让人非常遗憾的事情，比如浙江大学的那位副校长。这就说明，我们的法规和政策可能还不完善，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这其实很大程度上是技术转移工作者的使命之一。而完成这种使命，可能需要很多方面的支持和推动。这里面是有很多工作可以做的。

成立“技术转化”联盟，多交流

美国主要的科研成果都是从高校里面产生的，很多高校自身带有丰厚的科研基础和广泛的产业连接。那么美国的高校就要有专门的科研转化机构，来专门负责把科研成果和外面的公司、产业机构对接起来，使科研成果能够顺利转化成为产品，上市，推动社会发展。这个团队里需要专业的技术人员、 法律人员、商务人员等，职业化、专业化的团队很重要。

美国有高校技术经理人协会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Technology Managers（AUTM），这个组织推动了拜杜法案的出台。它是各个高校里负责技术转让的负责人组成的一个商业机构，这个协会现在已经有了两万人的规模，每一次开年会都有近两千人参加。波士顿大学的文立民老师在这协会里有有十几年的会龄。

我们海银资本从三年前开始已经连续三年赞助了这个协会的年会，在今年2月份San Diego举办的AUTM年会上，很多中国人聚集到一起，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叫做华人技术经理人协会，文立民老师是第一任的会长，在协会成立大会上他们评了三位外部的顾问，很荣幸我就是其中的一位。

技术转让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工作，需要有很多年的经验积累。国外的技术转让工作做的很早，有很多的经验，你们可以跟他们多多交流和沟通，如今也有了华人技术经理人协会，交流起来会更方便一些。

建立信用体系，与国外科技企业合作

关于你的问题呢，我还有一些建议，比如要尽快建立起信用体系。我们在评价一项技术的可行性的时候，标准有时候很不一致，可能政府部门职位比较高的人的话语权更大一些，市场的和企业家的话语权反而要小，结果就是很多资源就会错配，往往政府支持的很多资源就会被浪费掉。

如何建立起一套信用评价体系，让技术转化的各个环节上能够尽快实现透明、高效，让企业家和市场能够发挥最大的作用，这是个很基本也很要命的问题。

另一个建议是，如果你觉得国内的技术、体制或者环境不是那么理想，可以多跟国外的做些交流与合作，其实在美国有很多高新技术企业，他们默默无闻地做着研发工作，如果能与中国企业、资本和市场有效对接，会有巨大的发展机会。

本周五我们前哨团介绍的宾州大学郭翘楚同学参与的Y-prize项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拿到了宾州大学纳米科技的先进技术，想通过前哨的平台征集应用解决方案。

还有很多的海外华人，他们要么手里有先进的技术，要么知道先进的技术在哪里，但是往往被那些动作更快的日韩企业给抢先了。这个时候，经过30多年经济的高速增长，手里有大量的资本，有强大的制造业基础，有巨大的市场，也该轮到我们中国人了！

所以，如果再给你一个建议的话，那就是跟我们前哨合作，跟海银资本合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