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曙松：生物科技等新兴行业整体比重依旧微小，如何评估当前中国经济政策走向？

月初结束的第七届华兴资本医疗与生命科技领袖峰会上，包括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巴曙松、华领医药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陈力、歌礼制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吴劲梓、信立泰药业总经理叶宇翔、以及亚盛医药联合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杨大俊等在内的超过100位重磅嘉宾上台分享。动脉网记者参与了此次会议，并对相关精彩内容予以报道。

在论坛当天，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巴曙松教授以“立足当下、仰望星空”的主题进行了演讲，对中国当下的经济投资形式，以及医疗健康等新兴产业的发展进行了讲解。本文亦是整理了巴曙松教授的精彩演讲内容。

演讲嘉宾

巴曙松教授 | 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在纷繁复杂的各种争议中，我们应当怎么判断当前的经济状况和政策走势呢？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我今天的分析，尝试从三个维度展开：

第一，从时间的维度，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当前处于什么阶段；

第二，从空间的维度，空间地理的变化上，发展的布局以及供应链的分布在怎样变化；

第三，参考日本走过的经济发展与转型的道路，我们可以从中汲取哪些经验教训。

从时间的维度上看，中国经济应当说正处于高速增长期的尾期，向中速增长期转换的阶段，大家常用“L型”来形容这一转换，目前这个阶段，可以说正在找中速增长的平台，即“L”的一横在什么地方。如果参照德国、日本、韩国走过的经济发展的道路，如果中速增长平台可以站稳，将有可能持续五到十年，这便是非常重要的经济转换时期，这也是新旧增长动力换挡的时期。

为什么这样说？当前有些行业很火爆，有的行业非常悲观，这是典型的经济转型时期的特征。总体上经济增长速度为什么下降？在增长动力分化的转型发展阶段，旧的动力——在中国主要表现为基础设施+房地产在不断减弱，新的动力——例如生物科技等新兴行业和内需增长相对强劲。但是新兴的且快速增长的这一部分占整个经济的比重目前仍然小于基础设施加房地产的比重，减弱的部分占比大，扩张的部分占比相对小，总体的增长速度就在下降。

当萎缩的部分和新动能下增长的部分正好能对冲时，“L型”便站稳了，这就是目前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新旧动力转换。什么时候转换开始切入到新经济，且新经济的增长能够对冲基础设施加房地产等传统经济部门的下滑，中国的经济才算真正站稳。

资料来源：Wind，数据截至2019年10月17日。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是香港交易所在2018年做出的影响深远的新经济企业上市改革，还是科创板的设立，在操作上各有特色，但是总体的目标是一致的，即加速把金融资源从传统经济转移到新经济。

如果在十年或者更长一段时间后回顾当下的经济转型，我们会发现中国未来一段时间经济发展的趋势在2019年都能多少找到一些线索，我尝试把这些趋势总结成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增长从原来主要依靠“增量带动”开始越来越转向“存量优化”。在过去40年的高速增长阶段，经济增长是不断跑马圈地，城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也是城市建成区面积高速扩张，这是一个增量发展的阶段。目前随着经济的转型，增长动力正在出现变化，增量部分的增长不再那么快，但是内部存量的优化和洗牌在加剧。

以房地产市场为例，目前整个城市城区面积基本不会再大幅扩张，不少城市已经开始主要靠二手房存量优化调整，未来新流入城市的人口则会主要集中在部分富有活力的城市群。根据统计，2018年接近20个城市二手房的交易超过新房，这一数据表明这些城市的发展主要不再是房地产存量的大规模扩张了，而越来越依靠存量优化。

我们看到不少对于刚刚在港交所成功上市的百威啤酒的分析报告，不少报告中都程度不同地提到一个问题，百威为什么把中国的业务重新上市？不少分析报告都提到的一个答案是，中国啤酒市场正在经历从增量到存量转变。为什么呢？中国乃至亚洲啤酒市场总量的扩张速度在明显减缓，但是在增量减缓的同时，内部洗牌在加剧。低端啤酒产量大幅萎缩，中高端反而在增加。类似的趋势也程度不同地体现在白酒、红酒、日用消费品、房地产、汽车，以及金融服务业。

第二，此前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是城镇化，但未来城镇化增长空间进一步收窄。大量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迁移，在经济学意义上是一种生产效率的改进、土地利用效率的提升。大量人口流入城市后会推进基础设施需求，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过去四十年基本上是全面城市化的过程，所有大中小城市都从中有所受益。但在未来中国城镇化还有增长空间的区域，会越来越集中在屈指可数的几个城市群，在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城市群、长江中下游等，城镇化基本可以解释60%-70%的新房和二手房交易。

第三，增长动力从出口和投资带动开始更多转向内需驱动。过去四十年里，从全球角度看，当发达国家面临土地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升高的压力时，中国及时推动改革开放，促使发达国家将这些产业转移到中国，同中国庞大的劳动力供应相结合，使得中国在沿海形成强大的加工制造能力，向全世界出口。中国在全世界出口市场的占比应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可以说是典型的是由出口带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如果向未来展望，中国内需市场的扩张会带来进口需求的上升。可能慢慢地在上海的进博会会成为中国经济很重要的晴雨表，增长动力从出口带动开始转向内需驱动。

第四，从技术进步角度看，中国四十年来基本上以模仿和学习为主，未来可能更多转向自主研发、自主创新，并积极拓展新的国际合作空间。从趋势看，与美国等国家在不同领域有不同程度的脱钩。商品领域中美很难脱钩，美国工业制造业的生产有很多商品门类过去一二十年里面全都转移出去了，不可能再重新生产。但是在科技金融领域的部分脱钩，可能是中期的趋势，中国的自主研发投入以及拓展新的国际合作空间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从空间维度上来看有几个趋势值得关注。从经济地理的角度看，全球产业链的分布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脉络，工业革命在英国崛起，接着扩散到欧洲，西欧传递到北美，从北美到了日本亚洲四小龙，进一步传到中国沿海。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因为具备人口结构年轻、市场空间大的优势，抓住了过去四十年难得的发展机遇期。现在人口结构慢慢老龄化，劳动力成本上升，收入水平上升，消费能力增强，更加注重生活品质，中低端制造业增长快的一部分将被转移，未来中低端制造业的重心将逐步从中国的沿海转移到东南亚，而中美贸易摩擦加速了这个进程，中国的一部分加工制造业开始进行全球布局，中国慢慢开始产业升级为做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

再来看中美贸易摩擦，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有可能会是一个中期的趋势，即使签了协议，估计中美贸易摩擦还会持续，这会导致“全球化”模式的改变，成为中美“并行全球化”，即中美各自与其合作伙伴形成产业链。

可能以前的中国企业家只需看到中国市场跟着跑就能成为一个很优秀的企业家了，因为当时中国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从未来的格局上来看，中国的企业家必须开始要具有全球布局的眼光，因为发展阶段不一样。从增长的动力来看，未来我们要高度重视东南亚增长的空间所带来的机会，要把日本、韩国等发达经济体与中国、东南亚摆在一起看投资机会。

最后讲一点近期政策的展望。我个人认为在全世界主要的发达经济体里面，日本是我们容易低估的学习对象，或者说，我们有条件也有必要第三次向日本的经济政策学习，学习它的经验，汲取它的教训。第一次学习是清末，代表性的如孙中山先生就在日本很活跃。第二次改革开放初期，代表性的事件是小平同志向松下先生说希望日本的企业都帮助中国。而目前有可能是第三次，理由如下：

第一，中美贸易摩擦如果假定是一个中期的趋势，怎么和美国打交道？怎么在贸易摩擦的大背景下做好自己的经济转型？我们的日本邻邦应对这个事情已经有一二十年，作为一个亚洲的经济体、追赶型的经济体，怎么应对美国的贸易摩擦日本是很有经验的，中日产业结构也互补，应该向它学习。

第二，人口老龄化日本比我们先走一步，我们怎么应对人口老龄化，会碰到哪些社会的问题，怎么及早进行布局？

第三，怎么在产业链开始全球化布局的时候进行理性的市场化海外投资呢？日本在这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也有不少教训，当然也存在不少误解。从统计数据来看，日本80%以上以企业为组织的海外投资是获得了非常可观的收益。在全球化开放程度有限的条件下，比较经济增长看GDP，但是在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的条件下，更应该看GNP。如果把日本资本在海外的投资加回来，会发现在日本有限的GDP之外，在海外还有一个日本，分享着中国和东南亚富有活力的经济增长产生的红利。怎么理性地市场化地进行海外市场布局，既跟中美贸易摩擦有关，也和产业发展阶段有关。

在出口由于贸易摩擦未来增长空间被限制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必然的选择就是扩大内需，在这一点上，日本给我们的是教训。如果不加控制地把流动性砸向房地产市场，将对经济产生非常大的伤害。我理解中国的决策层为什么在刺激内需的同时对房地产进行了非常有定力、严厉且持续的调控，应当是从日本的刺激内需的失误中汲取了教训。

第四，打开大门，加大开放，是有利于经济转型的。开放会促进转型，我相信中国企业家的适应能力、学习能力同样是可以媲美日本企业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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