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商学院项兵教授：全球大变局下的新时代创新和颠覆

2019世界创新者年会（World Innovators Meet 2019, 简称WIM2019），于2019年12月6日在北京·国贸大酒店拉开帷幕。本届大会由中国企业联合会指导，亿欧·EqualOcean、工业和信息化科技成果转化联盟联合主办，以“科创4.0：共建全球化新未来”为主题，6000余名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瑞士、以色列、俄罗斯、西班牙、葡萄牙、印度、新加坡等二十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创新者齐聚一堂，共同总结2019年世界科技与产业创新的成果，预测2020年最新创新趋势。

本次大会为期三天（12月6日-8日），采用“9+1”的会议结构，即于8日举办的“1”场创新领袖峰会，于6日和7日举办的“9”场主题论坛。9场论坛分别围绕当下最热门的零售新消费、金融科技、投资新趋势、智能硬科技、医疗大健康、产业互联网等领域，以及青年、女性和科学企业家等群体展开。

在创新领袖峰会上，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中国商业与全球化教授项兵发表了主题演讲。他的主要观点如下：

（1）全世界大变局，仅仅靠单方创新会造成极大的社会不和谐，社会动荡也成为重大的挑战之一，对创新的认识要远远超过科技的创新。

（2）中国要诞生更多价值驱动的企业，超越为“创富”而创业创新，更多地为兴趣、理想、担当、责任，解决社会问题而创业创新。

（3）“明道”中国的崛起需要企业有更多的全球担当，更多的利它，必须把其他人的问题解决好，我们才有自己发展的机会。

以下是项兵的演讲全文（部分有删减）

各位领导、各位朋友、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我今天主要聚焦两个问题，第一解释什么叫全球大变局，全球大变局当中哪些元素值得我们高度重视？这些元素对于创新也好，颠覆也好，两者之间还是有差异的，创新和颠覆可能有什么样的影响？第二在全球大变局和中国新时代之下，创新与颠覆的哪几个问题值得我们重视与关注。

改变世界格局的重大变革

最近无论是法国、智利还是英国脱欧都存在一系列的问题，问题的复杂性远远超过脱贫。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给了三位研究脱贫的学者，脱贫固然很重要，但是你看法国的问题，智利的问题，英国脱欧的问题，远远超过了脱贫。

当前世界，多重变革与拐点汇集于一点。突出的变革包括：经济发展模式、颠覆性技术及创新、全球贸易与投资体系重构、国家治理与社会契约关系、地缘政治、民族主义、单边主义、极端主义、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的挑战、中美贸易摩擦及日趋兴盛的贸易保护主义等。N多的变革聚焦于现在，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面临这么多重大的变革。

今天我希望聚焦于两大变革，第一个是发展模式不平衡、不均衡，这可能是全球N多问题的根源。第二个是科技颠覆。

全球的发展模式可以分成三大类，第一个是新自由主义，第二个是国家资本主义，第三个是社会民主主义。在欧盟国家，他们的发展模式叫社会民主主义。欧盟和美国的共同点是民主和法制。受“哈耶克思想”影响，英国撒切尔夫人1979年启动了所谓的新自由主义。1981年里根总统也拥抱了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思潮对我们国家邓公启动的改革开放影响也非常大。我们拥抱新一轮的改革开放确实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1979年到2008年，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新自由主义红火的30年。

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可以被看作是新自由主义解锁的开始，新自由主义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财富增长，也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为严重的收入财富不均。同时由于新一轮的改革开放，中国和美国在践行新自由主义方面确实也可能给欧盟带来了比较大的压力。因为发展模式的不平衡，N多民众的国家无法拥抱新的一轮全球化，尽管全球化对世界绝对是一件好事。所以像特朗普把美国的经济问题直接归结于全球化和中国的崛起，我们成了替罪羊。发展模式不平衡解决不了，在N多国家推销全球化是有挑战的。

现在讨论比较多的问题都聚焦在全球化，我认为最根本的问题可能是发展模式的不平衡。

第二大变革，颠覆式科技带来的变革。颠覆式科技涉及到N多，我关注的问题不仅是科技本身，而是科技颠覆带来的潜在社会影响。N多专家预测，AI和机器人时代的到来，中产阶层的生存空间将受到挤压。如果一次分配收入财富不均就能将这个问题变的更为严重，那意味着什么呢？

企业的社会责任必须重新界定。美国是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大本营，一直把股东利益最大化奉为圣贤。但是美国目前也出现了变革与转变，181位美国顶级首席执行官开了一个圆桌会议搞了宣言，从现在起连美国企业都要强调企业存在的社会目的是什么？这个是非常好的变革，它是一次分配的阶段，二次分配社会福利，政府通过更为积极的社会福利项目来解决一次分配带来的收入和财富不均问题。

6年前在哈佛大学演讲的时候，我认为社会主义会在全球大行其道，未来20年是社会主义的天下，二次分配解决一次分配带来的财富和收入不均问题。在新的形势之下，企业的社会责任必须重新界定，政府必须通过更多的社会福利项目来解决一次分配带来的更严重收入和财富不均问题。

公益、捐赠、社会创新变的越来越重要，这个是全球的两大变革对整个形势的影响。

新时代创新与颠覆的几点思考

回到新时代创新和颠覆的几点思考，我也希望有几个观点进行分享。

第一全球视野与全球担当，第二引领式的“大风流”创新，第三心态的调整，第四重视科技创新的同时要高度重视社会创新，第五越来越重视道的制高点和道的影响。我们民族再一次崛起复兴，一定要更多的企业重视道。

我们必须特别重视培养企业家的全球视野，全球价值对接能力、全球资源整合能力和全球担当。中国再次崛起必须有一批中国企业能够为全球重大问题的解决贡献自己的智慧，目前为止在这方面美国是遥遥领先的。管理理念90%以上都是美国人贡献的，日本上世纪崛起也贡献了一些新的管理理念，到目前为止我们的企业还没有贡献一个能够风靡全球的管理理念。尽管我们拥有全球第二大GDP。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是企业群体的体系。我们国家只有家族企业和国有企业，很少有西门子、通用电器这样拥有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如果没有这么一批优秀的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天下英才为我所用的梦想是比较难以实现的。

国有企业体制机制的问题能做到全世界精英为我所用是有一些挑战的，家族企业也有潜在的局限性和天花板，因为再优秀很难优秀过儿子和女儿。一批优秀的印度人能够成为微软、谷歌、百事可乐的CEO，是因为欧洲和美国有一批优秀的B类企业，它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是我们目前的国企和家族企业无法相提并论的。要做到天下英才为我所用，必须培养出一批优秀的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目前我们国家少有B类企业，这个是大的挑战。

第二大变革是心态的调整，要学会憋得住。我这个年代的人当时日子过的比较苦，把面包放在桌子上就是最大的道理。创新并不仅仅是为创富而驱动，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年轻人是真的为了兴趣爱好，为了好奇心，为了担当去创新。

美国创新的伟大，其他国家难望其背。美国创新的伟大绝对不是简单的产学研一体化，也不是简单的美国GDP最大，增量最大，研发投入最大。

我最近几年去美国工科学校去的比较多，他们有一批年轻人真的是为了好奇心去研发，花20年、30年就琢磨这件事。天下在变初心不变，如果没有定力，没有宁静致远的精神，我们在基础科学的突破会面临非常大的挑战。这个不是钱的问题就能解决的，我们的研发投入已经是世界第二大。诺贝尔奖得主的数量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内功，如果没有内功我们有可能就是一个花架子。美国的基础科学出了287位诺贝尔奖得主，日本出了24位，我们只出了1位。差距是巨大的，要弥补这个差距不仅仅是体制机制的问题，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还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同理心、侧隐之心、感恩之心非常重要，没有心静如水的精神，工匠精神的培养也是难上加难，和谐社会的构建也是挑战。

第三块强调一下重视科技创新的同时要重视社会创新。其实美国在社会创新的引领上是远远超过科技创新的。管理理念的创新、商业模式的创新、企业组织形式的创新、市场组织的创新，这个是美国能做到天下英才为我所用必要的条件。我们同时要重视社会创新，创新的重要性远远超过科技创新本身，必须全方位的认识创新的重要性。全世界大变局，仅仅靠单方创新会造成极大的社会不和谐，社会动荡也成为重大的挑战之一，对创新的认识要远远超过科技的创新。

“明道”中国的崛起需要企业有更多的全球担当，更多的利它，必须把其他人的问题解决好，我们才有自己发展的机会。这种全球责任与担当不是宣传也不是推销，而是发自内心的担当。

我记得我是1994年—1996年给当时来到中国的欧洲和美国企业做了大量的培训，参加培训的90%是中国人，10%是外国朋友。当时欧洲企业进入中国带来的不仅仅是资本，还有管理的理念、价值品牌等等。他们为我们培养了大量的人才，给我们整个人才培养的生态体系带来了剧变。我还记得有一段时间里，民营企业挖人才都到跨国公司去挖。这才叫对这些本土社区的担当，在这方面我们中国企业做的是不够的。

我们需要有一批中国企业有更多发自内心对当代社区的担当。没有这一点我们只能做一锤子买卖。我们必须一步步地被接受，被信任到最后受到他人发自内心对我们的尊敬和尊重，没有道就没有永远的成功。

随着民族的再次崛起，我们必须有一批企业拥有真正全球的担当。当然不需要所有的企业都要有全球担当，如果你在楼下开一个理发店不需要有全球担当。要真正为人类发展壮大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方案，从文艺复兴到现在，500多年以来，全球的重大问题几乎都是西方人提供的，提出是西方人提出，系统解决方案也是西方人提出为主，东方人贡献不多。

随着民族的再次崛起单项交流的时代应该结束了，我们东方人应该为全球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