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暗自较劲”的三大导演，自由了吗？

文｜跃幕电影，作者｜张一瓜

电影票房再次突破600亿元大关，但撑起行业大盘的已然是饺子、郭帆、文牧野以及韩寒和曾国祥等后起之秀，平均年龄不到40岁。回首三大导演在行业初露头角时，年纪恰好同当下崛起的新生代导演一般大。如今，三大导演平均年龄已达到65+。

近来，三位中年龄最小的冯小刚携转型之作《只有芸知道》定档自己再熟悉不过的贺岁档，票房却不达预期，口碑也呈现两极分化，“像一杯白开水”的低分评价有之，大赞“冯小刚的‘归园田居’”有之。努力摆脱“冯氏喜剧”标签的冯小刚，转型之路显得有些艰难。

曾以喜剧商业片立足的冯小刚，正在重新修复自己在观众心中的印象，本打算在59岁退休的冯小刚，如今61岁创作欲依然强烈。与之相似的是，张艺谋和陈凯歌亦然。

陈凯歌在今年执导了献礼片《我和我的祖国》的同时，开机了影片《尘埃里开花》，而“国师”张艺谋在类型探索上更进一步，除了《一秒钟》外，《坚如磐石》和《悬崖之上》相继开机。

一批青年导演带着作品杀进电影市场成为主角，三大导演却也并未退出舞台。拥有了行业地位和身份的他们，其实无需再去向行业证明什么，也无需向观众证明什么。三大导演迎来真正的创作自由，作品开始向内探索，从娱人转向娱己，竞争对手也从别人变成自己。

而这背后的追求与创作的变化，与他们对待资本的态度和资本对他们的诉求不无关系，从与资本博弈到同资本达成和解与共识，2019的三大导演终于无限趋近自由。

张艺谋：从依赖人情到直面资本

《宿命：孤独张艺谋》一书中这样描述张艺谋，极端的悲剧性格：创作勤奋，一丝不苟；生活中糊涂，逆来顺受，姑息养奸；盛得下神明也装得下鬼怪。

张艺谋是吃过资本苦头的人，特别是和张伟平合作的那些年，不仅拿不到工资，他在创作上还多有干扰和置喙，所谓的姑息养奸说的可能是张伟平，张艺谋后来将其与张伟平的这段合作总结为：长期无序和不规范的合作模式。

自2012年张艺谋和老搭档张伟平决裂后，张艺谋便开始走上了一条直接和资本对话，并将资本为自己所用的道路，即更加契约化和规范化。

一开始，他选择了与乐视影业“联姻”。他说：“与乐视影业正式签约，标志着我从此结束了过去长期无序和不规范的合作模式，开始了与专业团队科学化规范化的合作，我希望这种新模式能带给我更大的创作空间、更丰富的创作灵感和更强大的创作支持，让我能够排除不良干扰，事实求是、全力以赴的工作。”

也就是在乐视期间，他尝试了拍摄不同类型且跨度极大的影片。先是拍摄了自己所擅长的《归来》，之后为了了解中美合拍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而答应与好莱坞传奇影业合作执导大片《长城》，后来又挑战了极度风格化的《影》。张艺谋“有钱”后，在创作上变得任性而自我，同时，在选择合作资本上也开始有了区别心。

像内容相对敏感的《一秒钟》，张艺谋选择合作的资本是与之签约六年并答应在六年之内为其执导三部网剧的欢喜传媒，拥有香港基因的欢喜传媒给予了《一秒钟》更大的生存和创作空间。而《悬崖之上》，张艺谋选择的是同英皇合作，这是张艺谋第一次拍谍战片，而英皇在此类型片中具有很成熟的经验，同时还有国际发行优势，或许这是张艺谋的考量点。

此外，张艺谋与光线合作的《坚如磐石》，是他对反腐题材的初次尝试，光线总裁王长田曾表示，“该片会是张艺谋导演此前完全没有尝试过的中国当代城市题材，不论是主题、类型以及艺术风格，都会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而张艺谋选择光线，一方面是光线为头部影视公司资本规范使然，另一方面则是考虑到《坚如磐石》的类型化，它需要更偏商业化的操作，显然光线在这一方面能予以帮助。

尝试不同的类型，挑战不同的自己，张艺谋在创作上愈加自由了。与此同时，他在资本中越驾轻就熟。再不像在与张伟平共事期间那般，为了人情而匆忙赶工，出现翻拍科恩兄弟的《血迷宫》，导致《三枪拍案惊奇》不受自己控制最终成为自己职业生涯里一大败笔的情形。

吃过了没有资本（不规范的资本）的苦，张艺谋终于开始尝到了资本的甜。

陈凯歌：特殊优待

冯小刚曾在自己撰写的《我把青春献给你》中写过这样一段话：“每个民族，都会有这么两三位爷，国家再穷也得养着。任务单纯，只有一项，要拍就得拍对本民族极具认识价值的史诗。”他说的便是陈凯歌。

纵观陈凯歌拍摄的作品，从《霸王别姬》、《荆轲刺秦王》到《梅兰芳》、《赵氏孤儿》，再包括《道士下山》以及《妖猫传》等一系列影片，可以看出陈凯歌在创作上一直执着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探讨，这是他擅长的方向，也是他的舒适区所在。

而能够始终呆在舒适区里，创作自己想要创作的内容，不仅时间跨度很长，且皆是大手笔制作，这需要足够的资本在其背后支撑，显然，资本对陈凯歌也很是纵容。

人称，陈凯歌拍一部影片建一座城

三位导演中，陈凯歌的存在最为特殊，他似乎从不需要为资本而发愁，更不会对部部大制作却市场收效甚微而担忧下一部作品再无投资。相反，资本投资于他，似乎也从未考虑过能够在他身上赚取多少利益，陈凯歌之于资本，他的象征性的地位价值远高于他作品创造的价格。

当年，陈凯歌与新丽传媒签订《导演合作协议》，约定在协议有效期7年内，陈凯歌要在新丽传媒出品的7部电影中担任导演，如若约定数量的电影未完成，合作期限顺延至约定数量的电影完成。如今，陈凯歌耗时5年完成了《搜索》、《道士下山》和《妖猫传》3部作品，却还有4部影片没有音信。在创作上一向节奏不快的陈凯歌，和新丽传媒之间显然要继续延续合作关系了。

不过，陈凯歌加入新丽传媒确实让它的电影板块实现了从0到1的飞跃，使公司电影业务同电视剧板块业务缩小了差距。为此，为了深度绑定陈凯歌，由陈凯歌持股的上海喜诗投资管理企业入股了新丽传媒，持有6.69%的股份。

陈凯歌的舒适，在资本的追捧之外，还有一部分源于贤内助陈红的分担。很大程度上，他的创作自由是因为自身的资本在作品中占有不小比重。纵观他历来作品的出品方，由陈红控股的二十一世纪盛凯影视文化一直在列。可见，陈凯歌的舒适总有人在其背后默默支持。

同资本一样，市场和观众也从未要求陈凯歌的作品能够成为爆款，而是从内容的高度予以期待。

不过，在庆祝祖国成立70周年献礼片《我和我的祖国》中担任总导演的陈凯歌，虽然以揽获30亿元票房的成绩顺利完成了任务，然而，由他执导的《白昼流星》却最具争议。评价两极，是陈凯歌近些年来拍摄的作品经常遇到的问题。

当市场、资本都给予了最大宽容和优待，何时能够给观众交上一张满意的答卷或许才是陈凯歌纠结的关键。

冯小刚：从资本弄潮儿到偿还资本债

戴着镣铐回归自我

冯小刚是三大导演中最先与资本捆绑的导演，也是最先尝试商业影片的创作者和开拓者。资本成就了他，如今却也在反噬着他。

从《1942》开始，冯小刚便在寻求着转型的机会。但深入人心的喜剧商业片大导向艺术片迈进，必然受到质疑。而最为重要的是，在享受资本给予的舒适同时，他还肩负着一定的票房承诺，而艺术片的商业回报显然要逊于商业片的回报。这让冯小刚在“任性”回归自我的创作道路上脚踩荆棘。

特别是他与华谊兄弟的对赌在身，这两年他的日子似乎并不好过。

2019年，由于《手机2》的遗留问题未能及时上映，《只有芸知道》紧急接档，定档贺岁。对此，冯小刚说，“ 他们（年轻导演）负责猛烈、热闹，而我们就负责温馨。”

但，冯小刚的温馨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2015年，华谊兄弟以10.5亿元收购冯小刚东阳美拉传媒公司70%的股份。不过，却要求冯小刚做出为期五年的业绩承诺，即东阳美拉在保证2016年经审计的税后净利润不低于1亿元的基础上，要求自2017年起，每年的业绩目标为在上一个年度承诺的净利润目标基础上增长15%，即2017年1.15亿，2018年1.32亿，2019年1.52亿，2020年1.75亿，未完成部分则需公司补足差额。

因此，2019年业绩未达预期，冯小刚向华谊兄弟赔付了7000万元。而《只有芸知道》作为非典型商业片，它的票房成绩是否能够让冯小刚实现本年度的业绩对赌，仍是未知数，这让冯小刚并不安生。

同时，据悉《只有芸知道》的版权华谊兄弟已经抵押给了阿里巴巴影业，而国际发行则给了英皇，并且影片最开始的电影拍摄制作备案信息也从“影剧备字”变成了“影合立字”，作为创作者的冯小刚，在作品背后的资本变动中自然免不了受到影响。他回归自我的创作之路显然不像曾经拍摄商业片那般顺利、顺心、顺意。

资本是一把双刃剑，少了缺少食粮，多了则需要承担负重。它是成就一个创作者的重要力量，有时也是束缚导演表达的所在。对于头部导演而言，如若不是和资本太过纠缠，很多时候可能会更早实现创作的相对自由。

所以，对于行业后来者，在影视公司强调以头部导演为核心建立创作体系的当下，学会如何平衡自己与资本的关系，是决定自己未来以何种状态示人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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