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合肥政府风投火了。
从中科大到京东方,再到长鑫,合肥政府几乎逢赌必赢,赌京东方拿出了全市三分之一的财政收入,甚至地铁项目都停了,最后赌出了全球面板龙头,赚了100多亿,然后拿100多亿赌长鑫,上市浮盈超过1000亿。
一起火了的还有合肥×建,短短半个月,股价翻了一倍,据说背后的逻辑是:
城市品质建设是科技崛起的附加物,就像深圳科技崛起后的城建变化。
几乎一夜之间,合肥突然出现在了聚光灯下。尽管合肥成功了,但是“合肥模式”注定不能复制:
当年深圳有多难学,今天合肥就有多难学。
在合肥大火的同时,还有一大堆城市,眼巴巴地望着合肥,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
2017年,老罗还没直播带货,那时候,成都市和南昌市争着抢老罗,最终成都成华区满满的诚意打动了老罗。成华区基本放弃了对6亿国资的基本保障,直接打款,投了个锤子。相比之下,南昌市要求为国资垫底,保障5年后回购股权。
然而仅仅一年过去,锤子宣布裁员三成,罗永浩和彭锦洲相继离职,锤子凉了。后来知情者透露,当时投锤子并没有进行充分的尽职调查:
仅凭一份锤子科技的商业计划书,成华区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迅速作出了投资决策。
不幸的是,6亿国资打水漂并非成都故事的全部。
为了和重庆市抢格罗方德,成都市高新区在尚未跟格罗方德达成协议的情况下,仓促投资12亿美元,建了占地1138亩的中国最大半导体厂房,道理很简单:
先入洞房,后领结婚证。
此前,格罗方德因为要求以旧设备按照新设备的价值入股,被南京和重庆先后拒绝。到了成都也没能例外,这是国资监管的基本红线,就这样,84亿的格芯工厂回到了娘家手里:
投资没谈拢,分手费也拿不到。
后来,政府找了很多家晶圆厂去考察过,但是发现工厂质量存在很多问题,漏水、断电、漏气的问题时有发生,没人敢接盘。
去年9月,一篇名为《TowerJazz接盘成都格芯》的独家报导使格芯工厂再次成了焦点。
当时,多地政府都在与以色列芯片巨头塔尔(TowerJazz)洽谈,除了成都、南京、宁波,还有令人眼红的合肥。
高新区破釜沉舟,不惜血本也要把项目抢过来。
血本的具体内容是,花了84亿建的格芯工厂,以10多亿人民币的价格卖给塔尔。而且塔尔不用着急付钱,一年只要付两三千万的象征性租金,什么时候“觉得想买”了,随时支付10多亿就可以把工厂拿过去。
84亿的工厂,不到2折卖,不知算不算“崽卖爷田心不痛”。
不过就是这样,成都最终还是没能留下塔尔。今年2月,塔尔与合肥签订框架协议,建设12吋模拟芯片代工厂。
塔尔落户中国的意愿早已有之。2017年成都拉拢格罗方德时,塔尔宣布与南京德科码合作生产8吋晶圆——南京德科码是当时无数乘着半导体投资东风而起的公司之一。
2014年9月,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成立,第一期规模就达到1387亿元,迅速引爆了全国半导体投资热。
这样的背景下,李睿为带着德科码登场了。
2016年初,李睿为在南京和淮安两地同时取得了突破。
南京德科码号称投资30亿美元,“建成后将填补中国 CIS 产业的空白”,淮安德科码(德淮)计划投资450亿元,立志成为“中国第一、世界第二”。
一片红红火火之中,淮安德科码率先启动。
动工就要花钱。按照最初的规划,李睿为出资4000万。但在李睿为几次推脱之后,淮安好像明白了:
他根本没打算出钱。
次年1月,李睿为从淮安德科码退出,并起诉淮安,要求对方不能再使用“德科码”这个名字。后来淮安赔了钱,改了名,这事算两清了。
从始至终,与德淮志同道合的似乎只有淮安政府。实际投资的46亿,几乎是地方政府独立支撑的,这个耗尽淮阴区整整两年全额财政收入的明星项目,终于在原淮阴区委书记接受调查之后,彻底崩盘。
46亿哪去了?
整个德淮工程,连草坪、工牌都是提前内定好的,没有一处干净的地方; 为了维持一个大部分是裙带关系的日本团队,总共支出了3.5亿元; 德淮的消费很奢华,每个月仅烟酒费用就高达几十万,整个淮安的高档KTV,德淮几乎全都是VIP,高管一顿年夜饭就能吃掉200多万…
或许淮安不是“养不起芯片”。但46亿砸完了,却只留下一个一事无成的德淮、数亿无力偿还的债务和成百上千封的举报信。
南京德科码的剧本和德淮类似。
这一次李睿为不是没出钱,但“从头到尾也只投了100万,这100万可能还是从德淮拿过来的赔款。”
于是当南京德科码花钱的速度超过政府投资时,问题就爆发了。
2017年,塔尔宣布与南京德科码强强联手,合作生产8吋晶圆。
8月,德科码向塔尔一次性支付1800万美元技术授权费,耗光了南京德科码的现金流,次月南京德科码就开始欠薪。直到年底,政府又到了一笔钱,才补发了2个月薪水。2019年再次向塔尔支付900万美元后,干脆直接“全体休假”,可谓:
宁赠友邦,不予家奴。
最后一个倒霉的是宁波。
2019年初,李睿为到宁波注册了“承兴半导体”,“从宁波拿了700万投资之后又不管了,现在这个项目也黄了。”
去年年底,媒体大肆报道李睿为失联,说他“所过之处皆烂尾”。记者上门时,李睿为面带笑意:
会对南京项目负责。
2017年5月26日,已远赴北京经商的胡耀红,在前往北京南站乘坐高铁时,突然被铁路公安逮捕。
故事始于5年前。2012年10月,安徽霍邱县委刘书记叫来了县长和副县长。书记说,市里介绍的央企华润集团老总来了,在霍邱建设城市综合体能够投资十几个亿,让他们参与接待。
霍邱县是国家级贫困县,交通区位优势不突出,招商引资难度大,华润这样的世界500强企业,来霍邱投资是非常难得的事:
这么一个项目来得不容易,全县各级领导、各部门肯定全力以赴。
与县主要领导接触后,项目进展异常顺利。国土局热情接待了“央企华润集团下属公司”的老总胡耀红,尽管名片上写的是华润国际,不过没人在乎:
上面安排下来的,国土局照着做就行了。
年底,为了让“重大投资项目”顺利进行,霍邱县的政府考察团赴南京考察,他们的任务是,到央企华润的华润国际公司看看。
按照胡耀红名片上的地址,他们找到了一栋高档的大厦,但物业讲没有这家公司。政府办主任王俊打电话联系,胡耀红说在忙事情。下午,他们去南京政务中心查,也没有查到名片上“华润公司”的信息。
这次考察,给霍邱县政府留下了不好的印象。王俊在县委常委会上作了汇报,汇报的大概意思是,胡耀红接待比较差,他们没有见到胡,原因是
胡耀红是央企华润集团的高管,可能有点耍大牌。
会上也有质疑胡耀红央企身份的声音,但“总体上还是认为他的确是央企华润,只不过不是总部的。”
最终,招商引资的焦虑和对资本的无限渴望淹没了怀疑,项目继续快速推进。
胡耀红顺利拿到了126亩地开发苏润城市广场项目,实际地价是122万每亩,按照80万每亩结算,相当于对项目建设的一种“奖励”。这一政策与“土地出让金返还”类似,是国务院明令禁止的,但还是那句话:
这么一个项目来得不容易。
这样一个“央企”大项目,最后却被证实是一个包装的山寨企业。事情曝光后,当地政府回应:
该项目已基本完工,县政府在经济上没有被骗。
类似的荒唐事,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招商引资运动中,非但不是孤例,而且似乎已经成了常态。
广西凤山县,同样是国家级贫困县,招商引资引来了一个“千万富翁”,全县上下异常兴奋,特事特办,立即立项,结果被骗了140万元。
福建霞浦县、清流县,同样是贫困县,在光伏产业寒冬之际逆势扩张,被骗3.8亿元。
福建诏安县,一个10港元注册的公司骗过当地政府,拿到近300亩土地。
河北邯郸,招商引来假“现代”,对方在现代集团出租的写字楼办公,就骗过了当地政府,最终6亿财政配套补贴打了水漂。
偌大一个县,乃至一个市,被骗子骗得团团转,从中能看到的只有地方在招商引资上的饥不择食,以及面对国有资产流失、百姓利益受损时的事不关己。
正因如此,庞氏青年才能在全国跑马圈地,画下几百亿的大饼,然后留下一地鸡毛。
正因如此,一些人廉价甚至免费取得了本属于全民的资源,通过这种无本万利的买卖,先富了起来。
通过招商引资,主管官员可以获得升迁的筹码,参与的官员可以获得相应的物质激励,于是欲望完全压制了理智,官员们上下一心,全心全意“为老板服务”。
比如山东菏泽一度有300多个驻外招商机构,1000多人常年在外专门招商。比如某省招商团在香格里拉酒店举办早餐会,40人花了4万元,人均1000元。一位参会的香港亿万富豪说:
一顿早餐花1000元,我不掏钱都觉得心疼。
项目招来了,结果纳税人的钱进了少数人的腰包,供应商拿不到货款,员工拿不到血汗钱。
不能否认一些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加速发展的良好初衷和成效,然而更多的,却是在政绩冲动之下装睡,或者无所不用其极地寻租:
名,我所欲也;利,亦我所欲也。
风险投资的高风险特性,决定了这种投资并不适合政府。
共享单车烧的每一分钱背后,都是战战兢兢、恐怕失败的投资人,而不是“允许失败”的政府官员。
即便成功如合肥,在每一个重大投资决策面前,同样面临着巨大的风险。赌对了,千亿市值、十万就业,赌错了……不好意思,合肥没有错。
所以一个合肥站起来了,同时却有无数个城市倒下了。
如果官员做风险投资,那么激励与考核也应当按照风投的模式进行,同时也要切断权力,避免官员用掌握的权力促进自己所投项目的“繁荣”。
这时候,官员还是官员吗?
例如庞氏青年的水车项目,南阳政府要协助落实一半订单合同。政府不仅是项目的投资方,还是项目产品的购买方。
为了政绩的投资,注定是无法理性的。
赌赢了是一个故事,输了又是一个故事。不过赢也好,输也罢,反正都不是自己的钱。
到那时,纳税人的血汗钱就会变成唐僧肉,谁都想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