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指数：上海领跑、合肥首进前10

12月12日，“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指数（2020）”正式发布。据悉，该指数自2015年起每年对外发布，2020年是第6次对外发布。

上海是龙头城市，协同发展能力在长江经济带排名首位

该指数构建了包括4个要素层、18个具体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从“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交流服务”与“生态支撑”四个方面综合考察城市协同发展能力。再通过综合GDP水平、财政科技支出额、新基建发展水平、环保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等具体指标对各个要素层的内涵进行精准刻画。

最为值得关注的是，在前五年的研制基础上，为响应新发展格局之下国家高质量发展的需求，2020年的指标体系对标全球城市最高标准、最好水平设定目标值。如综合GDP水平、制造业500强总部数、合作发明专利申请数量、从事科技活动人员数量、机场客货运量、互联网用户数、空气质量指数（AQI）等，对标纽约、东京、巴黎、伦敦等国际城市。通过核算标准分方式，更直观地刻画与世界最高水平之间的差距，明确前进方向。

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指数（2020）表明，协同发展能力前十强城市依次为：上海、杭州、武汉、成都、南京、重庆、苏州、长沙、宁波、合肥。合肥首次跻身TOP10，无锡则因生态支撑能力欠佳（4.63分）首次跌出TOP10。南京则从2019年的第2名降为第5名；苏州继2019年跌出前三后，2020年继续位居第7名。萍乡、昭通、淮北、宜宾、铜陵、咸宁、随州、雅安、眉山、池州则位列排行榜的后十位。

指数研制首席专家、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主任、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教授指出，长江经济带城市之间存在显著的等级差异，110座地级及以上城市呈现出6等级橄榄型结构特征——

第一等级：上海是龙头城市，协同发展能力在长江经济带排名首位；

第二等级：杭州、武汉、成都、南京、重庆、苏州、长沙、宁波、合肥、无锡10座城市是能力较强的高级区域中心城市；

第三等级：昆明、贵阳等27座城市是在个别领域表现突出的一般区域中心城市；

第四等级：内江、九江等26座城市是区域重要城市；

第五等级：宣城、广元等25座城市是存在提升空间的地方重要城市；

第六等级：达州、孝感等21座城市是存在短板或外向服务功能薄弱的地方一般城市。

曾刚认为，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各分领域表现存在一定差异。龙头城市上海以及杭州、武汉、成都、南京、重庆、苏州、长沙、宁波、合肥、无锡等高级区域中心城市分别具备了较强的对全流域、对所在区域的协同发展能力；尤其是上海在科技创新（96.43分）、交流服务（95.63分）两个领域基本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在经济发展（79.68分）达到世界较高水平，得分均位列第一，龙头城市效应明显，引领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得以显著增强；其他大多数城市协同能力差距相对较小。

怎样提升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

曾刚告诉记者，城市协同发展能力整体偏弱，生态支撑和科技创新成为两大突出短板，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协同动能的形成迫在眉睫，城市协同发展能力“东中西”阶梯式递减的空间格局尚未得到显著改观是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凸显出的问题。

怎样提升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

这位专家提出，为进一步提升协同发展能力，长江经济带城市应充分利用数字技术、脑科学与智能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大幅提升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彻底改变除上海之外城市协同发展能力低的不利局面。

他认为应该建立、健全都市圈联动发展机制，促进邻近低水平中小城市的快速、高质量、平衡发展；同时加大重点企业耗电量、污水排放量的调控力度，提高各市环保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重视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试点与示范。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陆大道认为，长江流域协同发展，确实需要一个像上海这样的龙头城市，在金融、咨询和信息服务、货币、信贷、物流等方面，为其他城市提供服务，并带领其他城市走向国际、参与国际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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