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时代，中国追赶美国还有多少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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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假设理性人

近日，中美半导体产业技术和贸易限制工作组成立、中美高层将会晤，中美关系又微妙起来。

众所周知，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由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数字经济发展，给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机会，加速改变全球产业链和全球治理体系。

对于他们而言，数字经济帮助他们促进经济增长，提高资本和劳动力的生产率，降低交易成本，持续带来进入全球市场的巨大希望。

这些不是空话，早有美国学者表示，新兴市场中的数字经济每年以15-25％的速度增长，一些特殊数字红利抵消了经济不平等现象，发展中国家数字劳工的工资高于当地平均工资，并有可能导致全球收入趋同。

中国信通院和美国经济分析局（BEA）的数据对比可以表明：

2005年到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从2.6万亿扩张到35.8万亿，数字经济占GDP比重从14.2%上升到36.2%。2014年到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对GDP增长贡献率始终保持在50%以上，2019年贡献率达到67.7%，高于三次产业。

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名义增长15.6%，高于同期GDP名义增速约7.85个百分点。与2005年相比，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增长了12.7倍，年复合增长率达20.6%，同期GDP仅增长了4.3倍，年复合增长率为12.6%。

另美国经济分析局（BEA）统计，美国数字经济从1998年到2017年的平均年增速9.9%，而同期GDP增速只有2.3%。

可以说，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中国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带动中国经济增长，以及追赶美国的核心动力。

什么算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的萌发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40年代，微电子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信息处理能力大幅提高。50、60年代，信息经济的概念诞生。90年代，数字技术持续发展，从影响信息产业延伸至其他产业，并产生了新商业模式，最典型的是电子商务。

1996年，美国学者泰普斯科特在《数字经济时代》中正式提出数字经济概念，随后，美国商务部出版了《浮现中的数字经济》和《数字经济》研究报告，在政府层面正名。

但由于数字经济的内涵在不断演进，直到现在，业界对这一概念并没有统一定义，只是被泛指为基于数字运算和信息通信技术的经济活动，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被大众等同于互联网经济。

目前，在数字经济结构上颇具有参考性的研究来自《Defining, conceptualizing and measuring the digital economy》。

该研究将数字经济划分成三个层次：

第一层是核心层数字部门（IT/ICT）：包括硬件、软件、信息服务以及通讯技术，对应着数字技术研发和制造的基础设施领域，例如半导体。

第二层是狭义数字经济：包括基于数据、信息网络和数字技术应用的新商业模式，最典型是为大众熟知的平台经济、数字服务，以及介于狭义数字经济和广义数字经济的共享经济、零工经济。

第三层是广义数字经济：涉及与传统制造业、服务业的数字化相关的电子商业，还包含新出现的物联网（IoT）、工业4.0、精准农业、算法经济等，反映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所参与的数字化转型。

不难发现，这三层结构中，核心层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层建筑，决定了狭义数字经济和广义数字经济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反过来，后者的发展需求又会牵引核心层的发展方向。

数字经济发展至今，最典型、最为大众熟知和最核心的是狭义数字经济中的平台经济，也是目前数字经济价值创造的最重要推手。

按业务模式，平台经济还被粗略划分为交易平台、创新平台和混合平台。交易平台提供信息中介和交易撮合服务，传统电商、本地生活服务、网约车等都属于这一范畴；创新平台提供通用技术平台，便于开发者开发相应的产品或服务，如苹果iOS系统、谷歌Android系统等；混合平台同时包含交易平台和创新平台的特征，如亚马逊、谷歌、Facebook、腾讯、字节跳动等。

相对于单边商业模式，平台经济特点在于服务多边用户群体，并促进其价值交换。也正是由于这种价值创造模式，只有越充分发挥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才能越实现平台的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提升。近十年里，平台经济企业如亚马逊形容的“飞轮效应”般飞速成长。

2009年到2019年，全球市值最大的十家上市公司里，平台经济公司从最初的2家上升到8家，其市值占比从20%扩张到90%。

自2018年起，每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均会提及“平台经济”。2019年7月，国务院首次提出了“支持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的三点措施”，并于8月印发《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是当前平台经济监管层面的最高政策文件。

中美数字经济差别在哪里？

目前，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数字经济规模最大的两个经济体。

2019年，美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13.1万亿美元，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为5.2万亿美元。德国、日本位列第三、四位，数字经济规模超过2万亿美元，英国、法国位列第五、六位，数字经济规模超过1万亿美元。

基于前述框架，中国、美国在数字经济发展结构上存在明显差别：美国在核心层数字部门和广义数字化经济方面占据明显优势，而中国由于部分平台经济企业发展更快，以平台经济为代表的狭义数字经济上有较强竞争优势。

Wind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全球市值最高的30家互联网公司中，前5家有1家是中国公司（腾讯），前10家有3家是中国公司（腾讯、阿里、美团），前30家有8家是中国公司（腾讯、阿里、美团、拼多多、京东、小米、百度、网易）。

平台经济可以说是中国在数字经济，甚至经济范畴中唯一赶上美国的领域，也就是目前公认的从“Copy from USA”到“Copy from China”。

Facebook曾直接被美国主流媒体定性为“Copy from China”。2019年，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公开表示，后悔没有早点向微信学习。当时，Facebook刚宣布将开展重大战略转型，《纽约时报》、美联社、《华尔街日报》等媒体认为，扎克伯格所描述的愿景已经由腾讯旗下的微信实现。

中国能在平台经济层面快速赶上美国，根本原因在于两个国家的资源禀赋不同，所带来商业应用上场景、市场规模等的差异。

在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中，所谓“地大、物博、人多”，加上吃苦耐劳的国人特质和企业家精神，中国的资源禀赋更利于平台经济发挥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实现整体的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飞速提升。

尤其在电商、本地生活服务及数字金融等领域，中国发展速度明显快于美国。2019年，中国电子商务交易额5.1万亿美元，是美国的8.4倍。2011年至2019年，中国电商平台交易规模年复合增长率23.3%，远高于美国的14.7%。2018年，中国移动支付规模为4140亿美元，而美国仅为640亿美元，不到中国的六分之一。

除了资源禀赋差异，另一个决定因素是政策扶持、监管相对宽松，以及资本推动，让中国的创新阻碍小，并保持至今。

自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及“互联网”起，互联网行业乃至数字经济迎来几年“政策红利”期，在移动时代，让国内互联网行业的发展速度不低于、甚至超过美国。

同时，VC/PE强势推动资本入局，解决大量创新创业公司融资问题，为其输血，使其快速成为平台经济公司中的顶梁柱们。普华永道(PwC)与CBInsights的数据显示，2014年至2018年，中国创业公司融资规模从2548亿元迅速增长到10759亿元，投资件数由2378件上升至5019件。同期，美国的融资规模从605亿美元增长至995亿美元，投资件数由5998件下滑到5536件。

与美国不同的一点还在于，国内的CVC（Corporate Venture Capital，企业风险投资）在其中起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CB Insights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CVC投资达到828起，涉及金额1031亿元。2017年上半年全球CVC参与798起投资交易，共投资133亿美元。2017年前三季度，互联网行业CVC投资分别占到整体投资案例数的33.3%和投资金额的31.4%。

借助资金和产业资源优势，以腾讯投资、阿里资本为代表的CVC，尤其是腾讯投资，孵化了大量数字经济新公司，部分成长为全球市值前十的中国公司。

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上述因素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反面例子可以看看欧洲国家。

欧洲国家除了市场小、语言繁多等自然条件外，以银行信贷为主的融资模式、保守的VC、PE，让创业公司无法获得足够的成长资金，再加上严苛的数据保护法、知识产权法、反垄断、电商公平税收等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阻击了美国巨头的前进，但也扼杀了本土创业公司，一步一步沦为互联网发展的洼地。

除了平台经济等所属的狭义数字经济领域外，美国在核心层和广义数字经济上均占据明显优势。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估算，2017年，美国数字经济核心层总量占GDP比重为6.9%，而中国为6%，规模上每年多了近7千亿美元。

这源于美国是最早大力投入发展数字经济的国家。1990年代，美苏冷战和美日贸易摩擦虽然以美国胜利告终，但美国领导地位并没有那么稳固。于是美国政府提出“信息高速公路”战略，把发展数字经济作为保持竞争力的关键，这奠定了美国的全球信息技术霸主地位，也造就了现在的政治、经济地位。

过去20年，美国凭借着自身雄厚的科技基础与创新研发实力，在全球半导体、设备、软件等领域形成了垄断优势。

同时也带来其在广义数字化经济上的发展。2018年，中国广义数字经济占GDP比重为34.8%，远低于美国的60.2%，中国非核心层数字经济规模3.8万亿美元，也低于美国的10.8万亿美元，中国非核心层数字经济占广义数字化经济比重为76.5%，还是低于美国的87.7%。

这说明中国各传统行业在数字化转型和融合上，与美国有非常大的差距。

我们在追赶什么?

如上，中国与美国的主要差距在核心层和广义数字经济。

核心层是数字经济的基础环节：半导体作为最本质的计算、存储硬件单元，支撑数据处理功能的实现，推动算力增长；信息技术相当于基座的架构，决定了数据传递、价值创造的效率；通信技术是基座建筑中的连接管道，发挥信息传输载体的作用。

核心层的技术在不断迭代中，让软硬件层面实现信息的存储、计算、传输成本的指数型下降，降低数字经济中的搜索、复制、传输、追踪等成本，推动劳动生产率提升。

如今，数字经济中的劳动生产率高于整体经济中的劳动生产率，所以带来数字经济占GDP比重逐年增长，对GDP增长始终保持高贡献率，成为带动经济增长、进入全球市场的核心动力。

OECD早在2014年的数据显示，一般经济体的人均劳动生产率为90000美元，而ICT部门的人均劳动生产率为160000美元。

回到中美差距，目前全球核心层产业链中，美国在云计算、软件、半导体等处于全球领先地位；日韩以电子元器件、半导体为主，其中日本偏向电子元器件，韩国侧重半导体；中国台湾以半导体代工及电子元器件为主；中国以通信设备、电子元器件、互联网服务等为主；越南、印度随着产业转移承接了部分组装与零组件业务。

那中美在核心层的差距在哪里？最近几年被讨论得最多的莫过于芯片、工业软件。

在半导体领域，过去几年国内芯片设计公司发展迅速，国产芯片设计公司已对主要中低阶产品实现了国产替代。但是在一些专利技术壁垒高、资本投入大、行业高度垄断的如处理器、存储器等领域份额仍然十分有限，高度依赖从美、韩、日等地进口。从产业链环节来看，国内中芯国际与台积电有3代、约6年的技术差距，而上游的半导体设备、设计软件等环节美国企业仍处于垄断地位（如下图详细展示）。 

（2019年全球主要半导体领域全球市场份额，数据来自Gartner、WSTS、Omdia）

半导体设备是用于半导体制造的设备，根据制造工序可分为光刻、刻蚀、沉积、离子注入、清洗、过程控制等不同细分品类。美国的AMAT、Lam Research 在刻蚀、沉积、离子注入等关键环节占据垄断地位。

EDA软件是芯片设计的基石，目前被 Synopsys、Cadence、Mentor三家寡头垄断。工业软件覆盖范围很大，除了EDA，在一般制造领域，还包括CAD、CAE、CAM。国产CAD、CAM有几家，CAE基本上处于空白。

在信息技术领域，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是前述国内狭义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公司投入最快见效的领域。

从全球云计算市场份额来看，美国企业占据了主导地位，亚马逊、微软与谷歌三家美国厂商分别在2018和2019年占据约67%和68%的市场份额。作为后发选手，国内阿里云和腾讯云已经进入全球前五，全球市场份额占比9%左右。

在人工智能板块，美国体系比较齐全，从芯片到算法框架到算法都处于领先地位，而中国互联网产业发达，AI应用领先，部分算法领先美国。

目前，BAT等科技公司都设置了各种AI实验室，百度研究院下辖的人工智能实验室、腾讯的三大AI实验室、阿里的达摩院等。在应用层面，TikTok在美国的成功，多多少少也证明了优势，但也因为数据使用程度上的拿捏触及了国外数据立法和数据伦理的保护范围，引发争议和被监管。

在通信技术领域，数字经济核心层的演进是以其为代表的连接技术的升级。中国在通信标准上经历了2G、3G、4G从全面落后到突破，在5G发展中扮演愈加重要的角色。

德国IPlytics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月，中国公司在5G专利申请数上领先，占比达33%。Cybersoken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月，5G标准必要专利份额前三为高通、华为、三星，分别占据27%、12%、11%。

总结来说，数字经济核心层，中国只在通信技术、算法、AI应用等方面能力追赶美国明显，其他领域要提升话语权，还要在未来极长一段时间加强研发投入。

2019年全球科技企业中，FAAMG、英特尔的研发投入均超过100亿美元，中国的科技企业也在不断从狭义数字经济（平台经济）领域往核心层发展，在研发投入规模上，华为、阿里、腾讯已经排在前三，但仍有提升空间。 

（全球科技企业研发投入及占比，数据来自彭博）

再看广义数字经济范畴，广义数字经济基本可以等同于产业数字化或者产业互联网，反映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所参与的数字化转型程度。

2019年，中国产业数字化增加值规模达到28.8万亿，占数字经济比重从2005年的49.1%提升到2019年的80.2%，说明数字技术在带动传统产业产出增长、效率提升的作用进一步强化。2019年，国内各省市产业数字化占数字经济的比重均超过60%，成为地方数字经济的关键支撑。

一组来自中国信通院的数据可以清晰呈现中国和美国、乃至全球在其中的差异和差距。

对比全球三次产业，数字经济对中国农业、工业、服务业渗透率分别为8.2%、19.5%和37.8%；数字经济对全球农业、工业、服务业渗透率分别为7.5%、23.5%、39.4%。表明中国的农业数字化进程仅仅稍微赶上了全球水平，但工业、服务业还未达到全球平均水平。

再对比全球发达国家，数字经济对德国农业、工业、服务业渗透率分别为23.1%、45.3%和60.4%，数字经济对英国农业、工业、服务业渗透率分别为27.5%、32.0%和58.1%，远远将中国甩在后面。

另外，以韩国、爱尔兰为代表的国家工业数字经济渗透率高于其他行业，属于工业数字化领先国家，以美国等为代表的绝大部分国家服务业数字经济渗透率明显高于其他行业，属于服务业数字化领先国家。

这一现状与各国的数字经济政策不无关系。除了前述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战略，英国是最早出台数字经济政策的国家，2009年发布《数字英国》计划，是数字化首次以国家顶层设计的形式出现。德国践行“工业4.0”，不断升级高科技创新战略，推动企业数字化，提升数字经济竞争力。

而在这方面，中国数字经济政策起步较晚。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规划经历了从重点推进信息通信技术发展到向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发展，也就是从核心层到广义数字经济。

麦肯锡曾在《数字时代的中国：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新经济》中调研中国22个行业的数字化水平，其中，ICT、媒体、金融行业的数字化水平程度最高，而数字化水平最低的行业多属于较为碎片化的本土化产业，如房地产、农业、本地服务业、建筑行业，呈现“大行业+低数字化水平”的现状。

中国建筑业协会数据也显示，我国建筑业信息化投入占建筑业总产值的比例约为 0.08%，而发达国家建筑业信息化投入占建筑业总产值的比例1%。

正是这样的市场空白点，过去集中在狭义数字经济领域内的腾讯、阿里、美团、拼多多，以及产业垂直领域互联网公司，都在向数字经济核心层发展的同时，还在拓展广义数字经济领域，追赶数字化渗透率差距。例如近两年熟知的产业互联网概念、新零售概念等等。

值得提到的一点是，广义数字经济发展除了追赶与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差距，还会同步带来另一个关键问题：劳动力市场（就业）的变化，两者呈现正相关。

早在2012，麦肯锡的数据表明，在全球范围内，互联网技术为它所破坏的每个工作岗位创造3.1个新工作岗位，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创造3.2个）高于发达国家（创造1.6个）。2016年，OECD的数据显示，信息通信技术行业的就业人数占英国劳动力的4.5％，但下议院将此数字认定为11％。

国家人社部此前的数据也显示，中国灵活就业从业人员规模达到2亿左右。2018年，互联网平台应用生态带动的就业机会累计增加6000万个。另有相关公司披露数据：2020年上半年，新职业美团骑手总数295.2万人。2019年，微信带动就业机会2963万个，直接带动就业机会2601万个，间接带动就业机会362万个。

有了劳动力市场（就业）稳定、整体经济发展稳定，才会有追赶数字经济差距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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