钛媒体注:1994年4月20日,中国通过一条64K的国际专线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到今年,已是27年整。在这27年中,互联网逐渐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之一,它改变了社会的流向、商业的模式、产业的形态,以及万千中国人的人生轨迹。
在今年新出炉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工业互联网、5G、互联网+、车联网”等概念多次出现,足见国家对互联网及相关产业发展的重视。未来5-10年,我国将在“系统的布局新型基础设施,加快第五代移动通信、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等建设”上重点发力。
鉴往知来,互联网未来的发展,必须建构在对互联网过去几十年发展的完全充分了解的基础之上。从1969年互联网诞生,到1994年中国接入互联网,我们缺席了互联网发展的前半程。由方兴东发起、2007年启动的“互联网口述历史”项目,在近15年的时间里,访谈了全球互联网先驱与关键人物超500人,以期还原互联网发展50多年的历史细节。首辑访谈成果《互联网口述历史第1辑·英雄创世记》2021年4月正式出版。
4月20日,中信读书会邀请到了“法国互联网之父”路易斯·普赞,著名学者、商业观察者、评论家吴伯凡,亚信联合创始人田溯宁,《互联网口述历史第1辑·英雄创世记》主编方兴东,一起回望互联网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故事,洞见互联网的未来。
直播中,田溯宁分享了自己参与或见证的时间轴上的中国互联网,其中包括四个关键时刻。
其一,走开放的TCP/IP网络之路
1993年4月,中国互联网通过高能所连接到了全球的科技网体系,不过,直到1997年8月份,中国的商业互联网才开始。据田溯宁介绍,当时中国电信总局副局长兼邮电部数据通信局局长刘韵洁代表中国电信代表团到夏威夷参加INET会议,一同参加会的还有吴建庭等。田溯宁和丁建负责接待工作,彼时,两人还是留学生,也刚刚开始创业。在接待过程中,两人不断向中国邮电代表团讲述互联网有多么重要。
当时,中国的互联网也准备上线Chinese-mail 系统,是在走一条X.25网络(注:使用电话或者ISDN设备作为网络硬件设备来架构广域网的ITU-T网络协议),不过这是一条封闭的运营商网络。“在那次夏威夷的会上,主办方充分使用了我们向代表团介绍的互联网技术,让当时的刘韵洁局长和中国电信代表团认为中国应该走开放的TCP/IP的网络。我在想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
其二,多方论证确定以163网段为主
田溯宁回忆道,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时刻是在1997年,当时中国互联网已经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突然有一种争论认为中国现在的互联网不安全,这是美国军方搞的,我们要搞内联网,要做169网段。深圳有个公司要把中国变成一个大的Internet,“那时候我倍儿着急,觉得这可麻烦了,这样下去整个中国就无法跟世界相连。”
田溯宁回忆了当时的一个细节,在和丁建交流时认为,从亚信的商业利益角度来讲,网络建得越多其实越好。但是实际上这会造成非常大的问题,他提到,当时在广东建网的时候,有一个网就是内联网,是169网段的,是个市灵通。内联网无法对外发邮件,只能在中国里头转。后来,在当时邮电部部长吴基传的主持下,经过方方面面论证,包括电子部也加入讨论,最后决定以163网段为主,169网段为辅。再后来,169网段变成了上海热线。
田溯宁表示,现在看来,1997年那个节点非常关键,如果当时没有那么多有识之士进行争论,中国互联网变成内联网,会很可怕。
“我印象特别深,那时邮电部有个非常重要的会,主要议题是研究中国互联网未来走哪个方向。我把刚刚出版的比尔·盖茨的《未来之路》中文版发给与会的代表,未来之路是互联网,中国必须要通向未来之路。”
《未来之路》比尔·盖茨 著 1996年出版
其三,创造VIE架构,解决中国互联网公司融资和上市
2000年,中国几个互联网公司刚刚上市,比如亚信、新浪、UT斯达康等。不过,在当时融资面临着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因为那时候大家都不清楚这个架构怎么到纳斯达克融资。后来,中国邮电管理总局的一些领导和几位律师,一起创造了VIE架构(即可变利益实体(VariableInterest Entities;VIEs),也称为“协议控制”,即不通过股权控制实际运营公司而通过签订各种协议的方式实现对实际运营公司的控制及财务的合并)。
VIE到底是什么?田溯宁表示,那时候外贸部也没人管这个事儿,有个的硅谷华人女律师在跟进这件事,她现在在NEA。那时,她必须要让美国证监会和中国都同意,比如实际控制人签不可撤销的合同等。田溯宁认为,这是一个特别大的创新,如果没有VIE架构,互联网公司都会很艰难。
其四,国内基础网络以IP为主
另外,还有一个对中国互联网起很大的作用的时间点,即2010年,科学院声学所的侯自强提出,整个中国的基础网络都应该以IP为主。过去,我们的IP网络是在运营商网络的最高一层,应用层上,所以网络效率非常低。侯自强提出IP这张网应该直接在光上跑。今天来看全世界都在使用IP网络作为骨干网,包括移动网络。田溯宁表示,如果没有侯自强的推动,移动互联网也很难发展。
谈到互联网的上半场,田溯宁总结道:一个是勇于探索,开放精神;一个是创新、试错。
如果互联网把比作一个生命的话,田溯宁认为它刚刚走到了青春期,仍然是懵懂的,还不太知道这个社会的规则。他认为,互联网发展的下一步是从消费者互联网走向产业互联网,互联网要深入每一个产业。
下一个产业互联网的基础设施就是5G。怎样让中国互联网更加安全可靠,使其能够成为航空业、电力、工业、银行等产业的关键基础设施,最可依赖、可信赖的网?田溯宁表示,从连接人到连接万物,互联网建设的下半场正开场。
谈到5G,吴伯凡表示,5G本质上是在影响后台,影响那些服务于我们的,给我们生产产品的机构。所以,今天尽管大家的手机在使用5G网络,但好像也没什么感觉。“我在自己的文章《这里的春天静悄悄》中讲到了这点,这种改变对C端消费者而言,它可能就是静悄悄的。但它是针对互联网下半场的,对B端而言是一场革命性的提升。”
对此,田溯宁也表示认同,在工业革命中,抗生素、免疫系统等技术的发明,让我们生命增加了一倍,但互联网对衣食住行的深刻的改变还是有限。他认为在5G时代,互联网要开始进行对整个行业的变革。
他举例说道,通过大数据分析,可以预测很多疾病;车联网的出现,新型汽车会出现;再比如,互联网跟金融、教育的结合等等,这些都刚刚开始。“所以,就像我们刚说的,5G正在将互联网驶向能够真正深刻地改变企业和整个社会的运营的目标的方向。”
在技术方面,方兴东也表达了他的观点,他认为,从商业角度来说,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是足够成功的。中国拥有10亿网民,是全球目前唯一10亿级规模的统一在线市场。
但是,核心技术薄弱,就是从基础研究到下面的科学原理,越往底层我们就越薄弱。原来我们依靠全球科学共同体,如果没有底层基础研究的支撑,中国在科学共同体在中还是比较边缘的。接下来如果想要真正地跟美国PK,就要把底子补起来。
田溯宁认为,围绕数据驱动的创新,也许是我们未来30年很重要的机会和责任。
“在我看来,创新跟组织的方式有很大的关系,未来的创新也确实需要大量数据。这就可能需要我们去发挥国家集中力量的优势,打造国家级的开放的数据基地——把运营商的数据、互联网的数据、医疗的数据集中起来。过去许多年,政府一直在加强公路、桥梁、海港等基础设施建设,未来可能需要进行数据基础设施建设。”
吴伯凡也指出,战争过去是在争夺土地,以后争夺的资产可能是数据。数据跟国土一样重要。但是如何定义数据的产权,在将来是很大的问题。此外,他也认为,竞争最后的较劲与胜负,可能都取决于大家在基础研究上的投入和成效。
谈到基础研究,方兴东补充说道,企业的创新,没有基础创新做支持,那么应用创新就很难有根本性突破。而基础研究则依靠高等教育。
方兴东举例说道,在采访纽尔·卡斯特尔时曾问他,如果邀请你到中国来进行研究,你最感兴趣的是什么?他回答说,现在的中国应该打造全球第一的高等教育体系,把全球最优秀的教授和优秀的学生吸引过来。这是他最感兴趣的,他也认为中国有这个条件。
吴伯凡也表示支持,培根固本,根和本都很重要。今天,我们简要回顾了互联网的过去几十年的历史,但最新出版的这套书却能让我们更详细地触摸到互联网前半段历史的细节。实际上,这就像竹子一样。据说有一种竹子根部要向下生长5年,所以它一直很矮小,就像一棵竹笋。但在看不见的地下,它的根可以长到几十米,盘根纠结,于是这棵竹子在第5、6年能够一窜十几米高,一飞冲天。这就跟目前的中国互联网一样,现阶段我们应该关注根和本的东西。
(本文首发钛媒体APP,编辑武枫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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