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开三胎，影响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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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要放开三胎，是因为当前我国人口的“少子老龄化”态势愈发严峻。

一方面，我国人口出生率走低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自1990年以来，我国人口出生率一路下滑，从1990年的21.06‰降至2015年的12.07‰。

尽管2016年受“全面二孩政策”影响，我国人口出生率一度明显回升，但在此后三年里又出现了连续下降，2019年仅为10.48‰，比2018年下降了0.46个千分点，创下了历史最低值（见下图）；与之相应的是2019年我国出生人口1465万人，比2018年减少58万人——这已经是自2016年以来出生人口的连续第三年减少。

另一方面，我国老龄化程度正在逐日加深。“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18.7%，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13.5%，两项指标较2010年分别提升了5.44个百分点和4.63个百分点。如果参照联合国对于老龄化社会的划分标准，我国整体上已接近“中度老龄化”社会。而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一态势将会继续加剧。

对于任何经济体来说，人口少子老龄化的加剧，都会深刻改变人口结构、经济资源配置关系和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进而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经济发展、社会生活、公共设施与福利制度等方方面面。具体来说，可能引发的负面影响至少有三：

其一，适龄劳动力供给减少。

通常情况下，适龄劳动力（年龄处在15-64岁的劳动力群体）的供给规模是由总人口中处在劳动年龄人口的多少来决定的。受到少子化与老龄化的双重影响，我国适龄劳动力数量近些年已呈现出缩减之势。“人口红利”的衰减，恐将掣肘经济生产活动。

其二，财政压力增加。

少子老龄化的加剧，会让缴纳养老金的人越来越少，领养老金的人越来越多，结果就是养老金越来越不够用。具体而言，老年人群规模的快速壮大与平均寿命的大幅度延长，让达到法定年龄领取养老金的人数日趋增多，领取金额急剧增加，从而将不可避免地加大政府部门对养老金支出的负担。此外，老年人口增多，对各种医疗服务的需求也会增加，医疗保险制度和护理制度的成本将会进一步攀升，继而再度加重财政负担。

其三，延缓产业升级步伐。

一般来说，中老年人更习惯于长期居住生活的地区和长期从事工作的单位，他们所掌握的专业技能也趋于成熟稳定，故而对新技术的掌握能力和对职业变动的适应能力往往较差，也常常不愿意搬迁到其他地区居住或改变自己的工作岗位，从而导致劳动力从衰退产业和地区向新兴产业和地区的流动受到限制，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此外，老年人的技术开发和对于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往往不及年轻人，这便使得新兴技术的应用与推广受限，并拖累整个国家的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

事实上，日本和韩国都是少子老龄化的典型代表，其经济社会低迷之势更是有目共睹。为了避免重蹈这些国家的覆辙，我们必须要采取有效措施来增加新生人口数量。

这便是高层定调要“放开三胎”的深层次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