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活就业人员面临的问题，法律保障来了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 | 智谷趋势

“血汗工厂”（sweatshop）最早出现在1867年的美国。但是每一个搞工业的国家，都难免会留下属于那个时代的特殊印迹。

比如，中国最发达的手外科在哪里？

在21世纪初的珠三角。

追溯当代“世界工厂”的源起，那时的工人们付出的不只是青春、辛劳……还有很多灵巧的手，以及流在脸上、滴在心里的泪。

还有，中国近3亿农民工，迄今能够与雇主签订劳动合同的不到40%。40%既是历史的印迹，也是文明进步的标志。

只有了解市场的“原始”，才能明白如今最广大的打工人，渴求的东西很简单：更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不被拖欠工资，能够自由流动……

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正在从过去的严重倾斜一点一点走向平衡。

要让最普通的劳动者们，成为繁荣的参与者和分享者，而非局外人。

该对“共同富裕”有更深刻的理解了。

01

没人能跨越社会进程必经的阶段。

市场力量总是倾向于成本更低、用工更廉价，工人工资和工作环境螺旋下降；而为了保护工人权利、收入和安全，政府或类似工会的组织又会对市场进行监管，期望幸福指数能线性上升。

经济学家卡尔·波拉尼总结说，市场力量与寻求社会保护的力量之间碰撞拉扯，不断做着“双向运动”。

世界工厂正是在“双向运动”的博弈中，不断区分赢家和输家，曲折前进的。

过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尤其外循环为主、扩张制造业出口创汇时，每天吞吐的中国制造背后，是无数工厂和流水线，是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无声的付出。

他们刚从农村出来，还懵懂着就被推上流水线，他们不清楚里面的风险，也搞不懂法律和社保体系，常常为了表面上能多挣一个铜板而自愿付出了一切。

长期以来，工厂和农民工是不可能签劳动合同的，这意味在工伤赔偿、社会保障、工资讨薪等劳动纠纷里，工人群体极为弱势。

冲突最紧张的时候，以至于“为农民工讨薪”几乎成为每年春节前总理、媒体的规定动作。

到2020年，中国农民工依然有2.85亿人，比上年减少517万人，他们的月均收入也终于来到4072元。

农民工规模及增速 图源：国家统计局

常有报道夸张建筑工人月收入上万，大学四年苦读不如搬砖云云，但对工资是按年发放，经常被拖欠、老板跑路、资金断裂等问题鲜有提及。

2016年的统计局调查显示，与雇主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农民工上升到35.1%。而在一些地方的2020年统计里，劳动合同签订率还远不足30%的水平。

去年火上了热搜的孙玲，从湖南农村出生，到深圳电池厂当工人，最后自学成为美国谷歌程序员，拿到高薪收入，站上TED讲台。这是一条传奇的“人生逆袭”的模板。

孙玲的TED演讲

2.8亿的孙玲的工友们，只拥有和她一样的前半生。他们后半生的命运和国家的故事，也继续写在那一双双手上。

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服务业和城市商业迅速壮大起来，写字楼数量和商业街活力成为中国城市发达程度的标杆。

这些繁荣是农民工在泥灰包浆中一砖一瓦建起来的，但他们仍是繁华的局外人。

一个全新壮大起来的劳动群体，是白领。或者，用最近火出了圈的话来说——新生代农民工。

比起他们的父辈，新生代农民工远离了狰狞伤口、矽肺病的侵扰，他们坐在窗明几净的格子间里，同电脑一起996、007。

对他们来说，新的职业病更加慢性、隐形。从最极端情况的猝死，到高血压、心脏病、颈椎病等疾病，再到脱发、失眠、过劳肥等焦虑。

新一代也更善于发声和维护自己的权益，在公司制度的斗争、中国劳动保护加速完善的进程里曲折向前。

图源：FT中文网

然而，从2014年开始，一种完全不同的就业形态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以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等为代表的，一种灵活就业、零工经济为主的劳动群体形成了。

由此带来的雇佣关系的微妙变化，对劳动保护也提出了新的创新挑战。

02

2020年全国快递件数突破了800亿件，平均每秒钟就有2500件新快递发货；网购用户规模达到了7.82亿，占网民整体的80%；全国每天会产生约5000万笔外卖订单，日均交易规模超过23亿元……

随着互联网平台经济的扩张，每个环节都需要大量劳动力。

如今，全国仅外卖员就超770万人，网约车司机超351万人，只这两个群体就破了千万。

从农民工、纺织女工、建筑工人，到现在数千万的依托于平台的打工人。

一个共识是，平台经济野蛮发展的时代过去了，如今是规范化、体制化的过程。行业将在政策监管、公司转型和劳动者的权衡中，做出“双向运动”。

7月16日，经国务院同意，人社部等8部门共同印发《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首次出现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表述，意味着我国增加了第三种劳动形态。

这个文件将平台就业的新就业形态分为三种：

• 第一种，劳动关系，企业和劳动者应签订劳动合同；

• 第二种，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企业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协议，合理确定企业与劳动者的权利义务；

• 第三种，民事关系，个人依托平台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从事自由职业，按民事法律调整双方的权利义务。

事实上，从2014年互联网+、共享经济等平台经济勃发开始，对平台上的从业者劳动权益的讨论就已经进入高层的议事日程中。

2018年，发改委等十七部门引发了《关于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积极稳定和促进就业的指导意见》；2019年，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除此之外，针对网约车司机、餐饮外卖平台，都曾有专门的指导规范出台。

随着此次“第三种劳动形态”的提出，可以说是靴子落地。一个不同于劳动法和民法的制度体系开始建构，我国由此将进入“劳动三分法”时代。

在7月7日的国常会上，为新就业形态的劳动权益的内容，定下了5个大方向。

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纳入最低工资制度保障、按时支付劳动报酬、制定科学的算法规则。

最老大难的问题是社保参保。

和农民工兄弟一样，灵活就业者的流动性大，职业很不稳定，需要跨区域流动。

一纸户籍最难跨过，个别超大城市未放开外省户籍人员参保，各个地方跨区域的转保、退保等也非常不方便。

从劳动者本身来说，大家拼命打工都是为了把钱赚进腰包。缴纳社保，从客观上来说是降低了他们拿到手的钱，而且在用工招工时，也不敢向公司提社保问题，所以也不愿参保，保不起。

人社部劳动关系司司长聂生奎表示，“要督促企业依法参加社会保险，引导和支持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根据自身情况参加相应的社会保险。”

应保尽保，仍是一个漫长博弈的过程。

中国正处在逃离“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刻，平台经济所释放的数字红利让数以千万计的从业者获得了发展的实惠，也是重要的就业“蓄水池”和“稳定器”。

让一二线城市的收入水平，能够辐射到那些心怀梦想、渴望改变的小镇青年。

这注定了中国不会对平台经济采用“休克疗法”，发展的问题要在发展中解决，摸着石头过河也要改革，因为保守的制度同样是在付出试错成本。

一个来自甘肃贫困地区的青年，通过从事外卖骑手，获得了和“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省相当的人均收入水平；一名代驾司机，总是上夜班，在酒场间兜转，是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

这样的故事在新就业样态的群体中很常见。

随着劳动三分法这一剂“定心丸”服下，平台经济能够在规范化中继续发展，灵活就业者也有望步上更幸福生活的上升通道。

在外部法规的规范和监督之下，让市场和技术在监督下也完成自己的工作，做出螺旋上升的“双向运动”。

03

在疫情之后，全球传统劳动力市场都在快速数字化，数字劳工的规模极速扩大。

据国际劳工组织的《2021年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过去十年间数字劳工平台数量增长了5倍，出行和配送平台的数量增加了10倍。

但同时，接近一半的数字劳工每小时的收入不足2美元（约13元人民币）。

活跃数字劳工平台数量图源：国际劳工组织

在欧洲，有10%以上的就业者通过数字平台来提供劳动和服务，换取报酬。欧盟建议，将数字劳工分为两类：

• 一类是基于网络平台的线上工作者，他们往往具备一定技能、受过高等教育，如网络博主、剪辑师、设计师等；

• 一类是基于位置的服务人员，处于出卖劳动力的行当，如配送、家政、司机等，并且以此为主要收入来源。

在新就业形态的劳动权益问题上，欧美国家也是在跌跌撞撞中，进行着试错成本高昂的社会实验。

美国在劳动法上主要沿袭的是“二分法”制度，只有雇员、独立承包人（Independent Contractor）两类。

在大量围绕Uber、Deliveroo、Airbnb、Foodora、Liefernando等出行、配送、外卖平台的劳动纠纷下，平台从业者始终是相对大资本的弱势群体。

在那些掺杂着伤亡、意外、大额赔偿的情况下，如果平台从业者不被认定和平台具备雇佣关系，就得不到任何的保障，往往掀起巨大的社会争议；

而如果“一刀切”，将所有平台从业人员都纳入雇佣关系、最低薪酬、工作保障等的保护范围内，对相关公司的运营成本和经营业绩来说，会是不小的冲击，后续连锁反应不一定如政策制定者所想的喜闻乐见。

2021年5月，西班牙出台了“骑手法”，将网约配送员和平台一律归为雇佣关系。出发点可能是好的，但在这样高压政策和监管的不统一下，各大平台因为运营成本提升，可能退出西班牙市场。

因此被砸掉饭碗的数千名骑手们发起了抗议，矛头直指政府，要求给与他们从事自由职业的权利，新的劳动法损害了他们的利益。

德国目前的劳工境遇超过美国和亚洲国家的水平，其线上平台工作者中30%的税后月收入超过3000欧元（约2.3万元人民币）。德国劳工部在2020年底公布了《让新就业形式更公平》的计划，建议所有平台经济里的灵活就业者都纳入医疗、养老、事故意外等保障体系。

2020年11月3日，美国加州通过全民投票，以58.63%的赞成票，决定了网约车司机为属于独立承包人，但平台也应给予其工资和福利保障。

这是对劳动三分法的变相承认。

各国国情不同，在发达国家，从事服务员、搬运工、维修工人等职业仍然能获得每月1万人民币以上的收入，像社会福利体系、小费文化等也与中国大有不同。

发展中国家里比他们能卖力吃苦的劳动力一抓一大把，但挣的钱却只有他们的零头，这是发达国家社会整体生产效率比我们发达，以及全球化经济发展不均衡造成的。

所以到今天，仍然会有中国博士、高级人才宁可到美国洗盘子、送外卖、当工人，也不愿回国的报道。

中国正在产业升级转型的陡坡上，如果我们的产业实力无法向价值上游冲刺，不让数字红利惠及最广大的人群，人均工资就会被困在中下水平。

这最终取决于我们高价值产业链布局、科技创新水平。

04

如今，中国的主旋律是共同富裕，是提升全社会的平均收入。

让数亿的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群融入中国经济内循环中，融入中国与世界的贸易大循环中，才能分享到时代发展的红利。

让工人和服务人员能体面地养活自己，通过工作实现人生的改变、阶层的流动。

中国是拥有14亿人口、4亿中等收入群体的超大市场，现在刚刚进入了人均1万美元的发展阶段，潜在的经济活力和发展余地、空间还非常大。

随着广大劳动群体的收入提升，自然也会带动内需水平，支撑我们如今“以内循环为主”的经济结构。这又会为中国的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提供空间，从而实现正向的螺旋上升。

什么时候，我们的蓝领、农民工兄弟、外卖小哥都能昂首挺胸地走在城市的街道上？什么时候他们才能感到自己也是中国的主人？

这才是一个大国该有的气象。

更多精彩内容，关注钛媒体微信号（ID：taimeiti），或者下载钛媒体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