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松“走失”在阿里巴巴

文 | 首席人物观，作者 | 小满，编辑 | 江岳

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

高晓松的事业似乎在这个夏末走向了黄昏。先是他的“晓书馆”在运行4个月后突然宣布关闭，中国历史研究院发文批评其“披着解读历史的外衣，包藏‘历史虚无主义’的私货。”

流言四起之时，高晓松改了微博名字，取消所有的身份认证，删除所有内容，个人简介只留下两个字：静思。

一夜之间，4478万粉丝的微博大V，主页变得空空荡荡。比起往日的喧闹与辉煌，这俨然一场无比仓皇的出逃。

更多离开还在发生。据消息人士透露，高晓松已于近日从阿里巴巴离职。

2015年7月，高晓松加入阿里巴巴集团，取花名为“矮大紧”，出任阿里音乐董事长，主管阿里旗下的音乐软件和战略合作。但六年过去，无论是名噪一时的阿里星球，还是重金投入的虾米音乐，最终都难以逃脱被关停的命运。

曾经被寄予无限希望的阿里音乐，如今只剩下一地鸡毛，成为阿里大文娱板块中，无足轻重的边缘部分。

这场告别倒是早就有迹可循。高晓松在2016年就卸任了阿里音乐董事长，出任阿里娱乐战略委员会主席——一个没有实权的虚职。今年5月，他在优酷制作的节目《晓说》正式停播。

阿里大文娱尚未对高晓松的离开予以证实。但对于这位曾经打动马云的音乐人而言，他和阿里的故事，已经提前划上了休止符。

梦碎

2016年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高晓松表示：

“我现在是wannabe（想成为）企业家，什么时候能把wannabe去掉，就是真正的企业家了。”

活了几十年，高晓松从未有过如此雄心壮志。

出生在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高晓松，一直都是以自由散漫、追求理想的文青形象示人，他喜欢做自由的卫道士，也乐于做诗意的寻觅者。

作为发掘高晓松的“伯乐”，马云曾这样评价他：

“他的知识的各种结构乱七八糟，我也不知道多少是真的，多少是假的，但是听着很舒服……至少让我觉得，问题还可以这样思考。”

伯乐和千里马的作用，总是相互的。高晓松开始拥抱商业，2015年7月，他拿到了阿里巴巴的工卡，成为“矮大紧”。

那天夜里，他发了一条踌躇满志的微博：“阿里音乐集团将是我和宋柯音乐职业经理人生涯的最后一站。”

宋柯是陪伴高晓松二十多年的老搭档，从1999年打造朴树的首张专辑《我去2000年》开始，他俩一起共事过五家不同的音乐公司，分别是：麦田音乐、华纳唱片、太合麦田音乐、恒大音乐、阿里音乐。

在理想的最后一站，高晓松担任阿里音乐董事长，宋柯担任CEO，两个老朋友都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准备大干一场。

这一年的年底，高晓松又拉来了好朋友何炅，让他担任阿里音乐的首席内容官，自此，“铁三角”正式成立。

按照高晓松的说法，拉何炅入局，是因为自己佩服何炅的好人缘，“从十几岁到几十岁的艺人，都跟他特别好，知心好朋友，这太不容易了”。

混迹江湖多年，高晓松明白组局的重要性。而在阿里巴巴，任何业务都不是单独存在，而是置身系统之中，只有打通资源，才可能做起来。何炅丰富的人脉资源和行业经验，对于他接下来打造的产品来说十分重要。

阿里星球。

事后看来，这个只存在了8个月的产品，拥有无比辉煌的人生开场。2016年4月15日，它作为阿里音乐的第一个产品，正式上线。按照官方说法，它不仅是听歌软件，还包括明星大咖入驻、音乐视听、粉丝圈子、娱乐消费、音乐幕后交易、娱乐营销等内容。

高晓松用了无数生动的比喻解释它。

比如古代的青楼。在他看来，那是极具包容性的平台，“李师师弹了一首蝶恋花，名人骚客都来填词，这样就汇聚了各方的音乐人才，这也正是阿里音乐要做的事情。”

比如从中医到西医的身份转变。基于阿里云的技术，阿里星球推出了“天机策”工具，用户可以搜索明星的作品、粉丝画像等信息。

“过去我们是老中医，只有望闻问切，但是大数据会让目标都更有针对性，过去经纪公司只能挨个敲门，能让谁谁谁代言你们家产品吗？人家说为什么，要给出具体理由，现在完全不用了，把这些数据往那里一拍就可以了。”

但这样大包大揽的平台式玩法，显然不适应暗流涌动的音乐圈，用户也认为阿里星球是个莫名其妙的“四不像”产品。

当现实撑不起野心，悲剧也就成为注定的结局。2016年12月13日，阿里星球全面停止音乐服务。一座星球，还没来得及点亮宇宙，已经自行熄灭。

在此三个月前，高晓松已经被调离阿里音乐董事长的位置，转任阿里娱乐战略委员会主席——这是一个“开创性”的职位，此前没有先例，高晓松卸任后也没有继任者。

在这个职位上，他最显赫的成就是为马云量身定做了一首歌。

2017年，马云准备拍一部名叫《功守道》的电影，在这部影片里，马云先后击败各路武林高手，包括托尼·贾、吴京、甄子丹、李连杰等等。高晓松制作了主题曲，并请来王菲和马云一起合唱。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风清扬》。这也是马云在阿里巴巴的花名。

不惑

四十不惑。2011年，42岁的高晓松，对这句话有了新的理解。

那年，他因为酒驾遭遇人生的急刹车，被判拘役6个月。后来他形容，失去自由的那段日子，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适应被囚禁的生活后，他学会制作圆珠笔和中标，闲来无事就读大英百科，他翻译了一本小说，还跟一个狱友拜了把子，约好出去以后要一起周游世界。

出狱后，他在接受《北京青年周刊》的采访中，自称为“随遇而安的游子”。他还说：

“到了四十不惑的年纪，发现‘不惑’不是什么都明白了的意思，而是不想明白了，糊涂着挺好。”

“四十岁已经过了向生活找茬儿的年纪，而是坐等生活来找茬儿，护住家园，处变不惊，目击流逝，别无他求。”

他开始更加积极地拥抱时代，比如互联网。服刑结束后，在优酷总裁古永锵的建议下，他决定录制一档脱口秀节目。

他在微博上写道：

“我原取名《闲得蛋痛》，被告知潜在冠名商闲不得蛋不疼，旋被韩寒同学改为现名。纯皇城根小酒肆半斤后八两前之假语村言。故事多来自街头巷尾， 不翻书不考据，只管洒狗血，都是大闲篇。”

这档节目就是一举成名的《晓说》。

高晓松善于侃大山，讲的是政、商、经、文体界的种种“内幕”，又有平台的流量扶持，《晓说》很快成为《优酷》自制节目的头牌。他本人也没料到：

“没想到费了我10年努力，花了投资人无数钱的四部电影没红，这个没花我什么精力的节目红了。”

争议也如影随形。随着影响力扩大，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站出来，指责高晓松内容中的硬伤。

比如2014年播出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三十五周年》，就被专注中越战争的历史硕士“cpcliusi”指出，52分钟的节目里，有20几处明显错误，“奉劝以后凡是看到他吹历史，赶紧换台”。

在一期揭露足坛假球内幕的节目中，高晓松谈到，2010年南非世界杯中，阿根廷在淘汰赛阶段0:4 惨败给德国，是因为全世界90%的钱都下在了阿根廷这边。足球和博彩是关联行业，不管是国家队比赛、联赛、世界杯，还是欧洲杯，足球比赛的结果都是博彩业操纵的假球，背后有极为完整的利益链条。

这引来了足球解说员段暄的公开反驳。

之于高晓松，这些争议并不重要。流量已经把他送进了新的商业世界。

2014年12月28日，高晓松在杭州举办了一场音乐会，他特别邀请马云参加，结果遭到婉拒。不过，马云虽未到场，却托人问他是不是想在音乐行业做些事情。

新的故事由此开始。

高晓松回去后就给马云写了一份报告，简明扼要梳理了当下音乐产业的行业逻辑、发展状况和未来前景。

2015年1月2日，马云在杭州西溪湿地的太极禅院招待了高晓松和宋柯，三个人围绕阿里音乐应该怎么做深聊了两个多小时。

宋柯后来在采访中表示：“音乐行业年产值达到2000亿，不比电影行业少，但是真正被互联网化的还不到10%，放到整个文化产业中，可能是极少数还没被互联网阳光普照到的领域。”

高晓松和宋柯希望借助阿里巴巴的平台，重新架构当下的音乐产业，让整个制度和流程变得清晰而高效，最后必将能产生数千亿的市场效益。

马云听了，也信了。

两个月后，虾米音乐和天天动听正式合并，阿里音乐正式成立，高晓松和宋柯走马上任，一个干董事长，一个干CEO。高晓松事后还不忘“埋怨”马云两句：“马云最会说话了，我们这些人闲云野鹤惯了，他三言两语把我们打发成997。”

只用一句话，高晓松既奉承了领导英明，又表扬了自己努力。

一张工卡，似乎让他从“游子”变成了“油子”。这些年，互联网大厂给不少娱乐明星和名人发放了工卡，但高晓松无疑是最努力的那个。

首次以阿里音乐集团董事长的身份发表公开演讲时，他就说：

“我入行20年，在华语市场里从来没有见到超过300人的音乐公司，所以这已经是我们经历过的最大平台，但是带上了这个工牌以后，我突然觉得自己有了责任感。

听说马云一年要读1000本书，他会在年初列出一万本书的书单。

他抓住一切机会宣传和维护公司业务，加强“阿里人”的人设。

2020年，入职5周年的主题活动上，51岁的高晓松发出感慨：“年轻时读行万里，中年时找到组织，真好”。此时，距离他的那次酒驾车祸已经过去快十年，他在出狱后发表的那番感慨，似乎也变成了现实：

“我曾经憎恨或鄙视或发誓永不妥协而现在欣然接受的，不光是商业艺术，还有生活的许多。比如对美国、对乡愁、对父亲，比如对爱与等待，岁月和我自己。”

下山

2020年5月，《晓说》播出最后一期。

高晓松谈了个“下山”的话题。他提到，互联网时代，信息扁平化加重，每个人都有成名的机会，这让很多人只知道“上山”，而不知道“下山”。他准备尝试下山，把微信通讯录删到200人，减少没必要的社交局，微博只关注几个人，岁月静好。

人过天命之年，或许也就习惯了告别。

何况，高晓松本就没有什么执念。他清楚自己这辈子做的多数事情，都是寥寥收场，因为他很难做到专注和坚持。

“好多人到山穷水尽、撞上南墙才放弃，我是老远一看，觉得恐怕南墙在那里，就不干了。”

加入阿里六年，但他真正担任阿里音乐董事长，其实只有一年。

这一年时间里，他搞黄了阿里星球，证实了这只是个不切实际的乌托邦，曾经口碑颇佳的虾米音乐也错过了崛起的关键节点，随后被网易云音乐和QQ音乐反超，自此，再没有重返巅峰的机会，直到今年2月，彻底关停。

更多时候，高晓松只是阿里文娱的吉祥物。

马云曾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到阿里的双H战略，即娱乐（Happy）和健康（Health），而阿里大文娱对应的正是第一个H。

2016年10月31日，阿里巴巴文化娱乐集团于正式筹建，旗下包括了优酷、UC、阿里影业、阿里音乐、阿里体育、阿里游戏、阿里文学、阿里数娱8个具体业务部门。

时至今日，阿里文娱已经更换了三任领导：俞永福、杨伟东、樊路远，但业绩仍然不见明显起色。

根据此前阿里公布的2022财年一季度财报显示，大文娱营收81亿，同比增长15%——相比集团营收同比34%的增长，显然是拖后腿的。

高晓松的离开与否，对于当下深陷盈利困境的阿里文娱，已经不再重要了。

曾经标榜自由和叛逆的高晓松，也成了过气的知识分子。他曾经这样定义知识分子：“一个人以审美的态度对待这个世界，并且这个审美是从书本中先验而来的，这个人就是知识分子。”

他的尴尬之处或许在于，经历过阿里文娱的历练，他没能成为合格乃至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却同时丢掉了知识分子的标签——在当代年轻人眼里，知识分子，至少是像许知远那样的，即使拥抱互联网，与大厂合作，但身上总带着些许与时代的格格不入，与相对独立客观的审视。

很长时间里，高晓松都是叛逆的人。

他出生在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但从中学开始，他就不喜欢标榜这些，也从不佩戴四中或清华校徽：“我就管人叫大哥，然后跟人结拜，最后他们都上了职业高中，当饭店服务员或者练摊儿，我特别崇拜人家打架仗义，满嘴黑话。”

所有过往，皆为序章。

多年之后，当高晓松一头冲进互联网，或许也是期待着，自己能在这片曾经标榜颠覆一切的新世界之中，感受快意江湖，甚至扬名立万。

显然，互联网没能给到他想要的身份，甚至，他从昔日出身显赫的清华高材生、才华横溢的民谣歌手、照亮迷惘青年前路的精神灯塔，也是万亿互联网集团的新任高管，变成了著名假洋鬼子、精神美国人、日本崇拜者、军国主义战犯辩护者、打着引号的“公知”。

以及，可能黯然离场的互联网大厂高管。

是性格，也是时运，把高晓松带到了如今的岔路口。对于这位精明叛逆者，在风口浪尖之时抽身离去，也不失为好选择。

高晓松曾说，门客献言不献身，尽力不尽义。

自2011年出狱之后，高晓松的人生就走出了一条大阳线，那时候，互联网的大盘也是红彤彤，喜气洋洋着。但再漫长的牛市，也总有终结的那一天。

电影《笑傲江湖》有一句著名的台词：“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纵使这世间有再高的武功、再聪明的人，最后，总是抵不过时势。

“静思”的高晓松，终于有了下山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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