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心异解开“深圳创新密码”25：香港的角色（下）

从1998年到现在，为何香港的创新科技没有发展起来，解答这个问题，其难度不亚于解读“深圳创新密码”。

尤其是，关于自由与创新的关系，在香港这个案例可以进行更深入的思考。有自由，为何并未产生科技创新？可见自由在创新理论中虽然十分关键，但它既非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探讨这一问题并非本文的主题。事实上，本文将抛开这一点，主要探讨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愿景中，香港有哪些优劣势，如何寻找自己的角色。

一

粤港澳大湾区政策概念的形成，本就因香港而起。但中间演变的过程，却让香港颇有一些尴尬。一方面，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深圳市的经济总量于2018年超越了香港，并且因为突显了科技产业的优势，从而使得其自信心膨胀，部分人甚至以为可以取代香港在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框架中，担当核心引擎角色，而在这一任务中，香港将只是一个仆从者。有人甚至提出了以深圳为中心的珠江口东岸都会区的概念。

笔者的研究恰恰认为，这只是一处误解。姑且抛开深圳应该对香港过去40年的哺育抱有感恩之心不说，无论在国家的战略中，还是在全球价值链的体系中，深圳都很难颠倒这一主辅关系。

笔者认为，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即便在经济总量已被深圳超越（接下来很可能又被广州超越）的情况下，香港可以说仍具备许多无可比拟的优势，只不过近年又所削弱而已：

其一，在1998年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香港仍然是全球最具制度竞争力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枢纽之一，与纽约、伦敦并称。其海洋法系下的法治体系，对私有财产的保障，对个体权利和自由的尊重，使其对全球资本和人才具有吸引力。

其二，在一的基础上，很长时间里，香港是全球性金融中心之一，具有强大的资金融通能力。香港联交所开设有创业板，可以为创新科技提供足够的科技金融支持。许多全球性金融机构（包括银行、保险公司、投行和基金管理公司）在香港设有分支机构。

其三，香港具有8所公立大学，这些大学在亚洲均居于前列，尤其是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这三所大学，在全球均属于领先的大学。这表明香港是区域内的知识创新中心之一，也对科研人才具有相当的吸引力——香港诸大学的薪酬水平也是整个地区最具吸引力的之一。

其四，香港富特色的城市文化，兼具东方风情与西方生活方式，对全球各地的商业精英和知识精英们充满诱惑，尤其对海外华人知识分子具有吸引力——他们倘若选择在香港定居，既可以继续保有自由的生活方式，又可以生活在母语的生活环境中。

但是，为什么香港没有能够像硅谷那样成为全球科技精英们向往并云集的科技创新中心？甚至没有能够成为像北京、深圳、杭州那样吸引全球华人科技精英们的创业圣地？

在分析此问题时，评论者往往归咎于香港所具有的以下劣势：

其一，香港地域狭窄（面积仅1020平方公里），人口稠密，加之作为金融中心，以及政府政策（房地产）的失误，导致香港的生产及生活成本极其昂贵，因而除了金融业和高端服务业之外，任何其它产业都无法在这样高成本的城市生存。

诚然这是很多科技公司不会选择在香港运作的重要原因之一，倘若它们要面向中国市场，就会选择在上海或北京，甚至是深圳，设立办公室或研发中心，而不会选择香港。当然这个问题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后面我会说到它。

但是无法解释的是，世界上其它成本昂贵的城市和地区，却仍然可以集聚科技资源，而成为一个科技创新的中心。比如伦敦、纽约、硅谷（现在它已是全美仅次于纽约第二高成本的地区），以及新加坡、东京、首尔等城市。甚至国内的北京、上海、深圳、杭州，也都是成本极其昂贵的中心城市，这些城市的部分地区甚至不低于香港。为何它们能做到，而香港不能？

当然，你可以说，硅谷、首尔等，本就形成了创新科技产业的要素集聚，因此它们即便成本抬升，科技公司出于资源获得性便利，仍要忍受高成本而呆在这个地区。但伦敦、纽约这样的金融中心城市，在之前并没有成为科技产业集聚中心，但在成本极其高昂的前提下，仍于近年开始吸引大量科技公司入驻。香港为何不能？

其二，香港制造业在1990年代迁出之后，香港形成了产业空心化的困境。也就是说它成为了一个纯粹服务业中心城市，靠为区域提供金融、法律、会计、进出口贸易、物流与供应链管理、文化、旅游等服务为生。然而这个服务业中心却又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孤岛经济体。这是香港最大的困境所在。

无论是伦敦、纽约、东京，还是中国内地的上海、北京、深圳等服务业中心城市，姑且不说它们自身都仍保留了相当规模的实体经济，更重要的是，它们与各自服务的腹地存在着紧密的且没有任何障碍的便捷联系。它们皆非孤岛型经济体。

唯一与香港相似的孤岛型经济体新加坡，但它具有前瞻性的尽一切努力保留了大约占比25%的工业制造业，因此在城市中延续了实体经济的香火——具有工业经验的就业人群。而且，新加坡作为一个服务业中心，与它所服务的周边经济体之间，并不具有特别悬殊的制度异质性。

这其实是两个问题：一，香港由于 制造业外移，因而在这个城市几乎消除了工业经验，因而也无法在工业经验的基础上长出科技工业经验。二，香港由于与自己的经济腹地之间存在着隔阂，因而无法顺利地培育出自己的科技服务业中心角色。

这里先说第一个问题。

首先，所谓香港制造业外迁，当时并非100%外迁，仍有一小部分都市型工业和部分新产业留在了当地的郊区。为何这部分工业并没有转型升级，发展出自己的高技术工业？

事实上1990年代，正是全球ICT产业蓬勃发展的时期，当时确有一些美商比如摩托罗拉公司曾经在香港设有很大的半导体工厂，当时即便是台湾仍未开始大力发展半导体产业，但由于当年香港政府在工业政策上未必很重视，令后期半导体产业逐渐迁离香港。

仍然有一些企业坚守在IC产业。比如1999年设立的晶门科技在香港成立，采用“无晶圆厂”模式，为全球客户提供显示器集成电路芯片及系统解决方案，该公司于2004年4月在香港主板上市。2009年，CEC成为晶门科技的第一大股东，晶门科技有了国企的背景。2015年，华大半导体成为晶门科技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28.5%。是香港硕果仅存的IC设计公司之一。（至今香港仍有4家营收过亿的IC设计公司）。

但是要说这些企业发展成一个具有影响力的产业集群，则显然并没有。IC设计产业必须与用户紧密联系，但香港本土缺乏这样的终端用户。

其次，迁移到广东地区的香港制造业，除个别轻工消费用品外，较有科技含量的电子工业在深圳、东莞地区并没有发展出特别具有竞争力的巨头和品牌——这也台湾形成鲜明对比，台湾的IC产业大都建立了自己的品牌（如宏基、富士康等），且通过大陆设厂而做大了自己规模，提升了自己在全球市场的份额。事实上香港人更多选择卖掉这些生产工厂，比如陆氏王牌彩电，就是卖给了广东惠州的TCL集团，而TCL也因此而进入彩电行业，并最终成为全球主要的彩电巨头之一，并籍此而进入面板行业，现在已成为全球前五的面板巨头之一。香港人为什么没有走上这样的产业转型升级之路？

再次，香港在1990年代末到2000年代初，也曾跟随美国科网热，而建立了一些互联网公司，当时著名的就有Tom.Com等，但这些互联网公司纯属昙花一现，而不是像中国大陆那样，最终沉淀出一批类似腾讯、阿里、百度、京东等互联网巨头。

最后，无论是台湾，还是广东，均由于崛起了一批科技巨头，而形成一个显著的科技企业家群体。但港商群体虽然也是星光灿烂，但大都存在于地产、零售、物流等行业，却鲜有科技企业家群体。

香港是亚太区重要的电子零部件贸易枢纽，许多来自美国、欧洲、日本、台湾及韩国的产品都是经过香港转口到中国内地，反之亦然。多家跨国零部件生产商在香港设有办事处，在区内从事销售、配送及采购活动。据HKTDCResearch2019年7月份给出的最新数据显示，电子业是香港最大的产品出口创汇行业，占香港2018年总出口68.3%，但业内出口以转口为主，多属高科技产品，尤以电讯设备、半导体及电脑相关产品为然。由此香港是全球最大的集成电路出口地；全球第二大的计算机零配件及影像录制器具出口地；以及全球第三大的电话/流动电话出口地。香港已成全球主要的贸易枢纽，所处理的转口贸易十分庞大，成绩可观。但是香港参与ICT产业的方式竟然只是做转口贸易中介。

二

其三，现在说说前面提到的第二个问题。笔者接下来的论述事实上是理解香港现状困境的关键，而且是许多学者没有充分认识到的。

香港制造业北迁之后，虽然看上去形成了“前店后厂”的格局，并由此使珠三角成为香港这个服务业中心的腹地，但香港与广东之间的联系却受到了很大的阻碍。在CEPA之前，香港与中国大陆作为两个关税管辖区，货物往来极其不方便。2003年6月CEPA签署之后，解决了货物贸易的便利进出问题（事实上最后解决是2018年12月签署的CEPA框架下的《货物贸易协议》），但仍未解决服务贸易的跨境便利。这使得港商协调跨境的产业升级十分困难。等到2007年CEPA4（第4补充协议）开始解决服务贸易障碍，到2011年12月CEPA8（第8补充协议）、2012年CEPA10初步解决服务贸易问题之时，历史时机已经错失了。更何况直到如今，跨境的资金流通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更不要说跨境的信息流通了。

所谓各种跨区域经济活动的便利展开，无非是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的便捷高效的流动。对于香港和其制造业所迁至的珠三角地区来说，倘若在1997-1998年这个时点（当时香港制造业刚刚基本完成北迁过程）看来，各种流均存在一定的不便：

人流：

当时香港人持回乡证，尚可以较为方便地进入深圳及珠三角地区，但陆人去香港则需要办港澳通行证，办理过程繁琐，一般设定为一年两次或一年一次，此种证件仅可供事先较早计划的旅行，根本不可能作商务之用。这意味着一间港资企业在深圳设立的工厂，仅能维持“前店后厂”的模式，所有后台作业均在香港完成，只需要个别香港工作人员定期到达深圳工厂。很难设想它聘请大陆籍的管理、研发、设计、营销、财务等人才，进行技术升级，因为这需要总部和工厂之间大量频繁的面对面沟通，在当时人流不便的情形下，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跨国公司也根本不可能在香港设立运营总部和研发中心，同时在深圳、东莞地区设立工厂。

当时的交通也甚为不便，即便是深港之间，也无法实现真正的通勤。所谓的通勤交通，最理想的效率至少应达到：倘若一个技术员需要带样品到工厂进行调试，他早上8点从家里或公司出发，9点能到达工厂，通过一天的工作之后，他可以在下午5点左右回到公司，6点下班回家。这在1998年的深港之间也许可以实现，但该技术员一定会疲惫不堪，无法成为一个持续多日的活动。到现在这已经可以满足了，但也无法达到像深圳和东莞之间这样的状态，该工作人员从位于南山的家或办公室，可以在1小时左右的时间里到达宝安北区或东莞的工厂，做完事情后，中午可以回到办公室。而这种状况才是真正的通勤。

这种状况后来获得的逐步改善，主要是大陆人前往香港的管制措施有所放松。比如2009年4鬅开始，允许深圳人一年多次往返签注，这意味着深圳户籍居民可以在一周里的任何时间抵达香港办理商务，而第二天倘若有需要，仍可再前往。这一政策使得一间公司可以自由地在深港两地分布其各种功能，并自由地选择聘用香港员工或深圳员工，就像一间公司可以自由地在深莞之间分布其各种功能和聘用人员一样。但遗憾的是，2012年因打击水客，而将此政策改为“一周一行”，这严重影响到跨境的商业会晤安排。

物流：

这主要涉及到两方面，税，和通关效率。

税的问题是单向的，因为香港自身是一个零关税地区，大陆进入香港的货物不需要关税，但香港进入大陆的货物则需要关税和其它一些税费。CEPA解决了香港原产地货物进入大陆免税的问题，但这目的主要是鼓励外资在香港设厂，从而可以获得零关税进入。事实上由于香港已经很少有工业，时间已经证明香港已很不适合在本埠运营制造业，那么这个政策的意义就变得很小。只有允许非原产地货物，才有意义。

事实上，香港要想在全球价值链中扮演一种关键性的角色，以ICT产业为例，香港与中国大陆之间就必须适应能够令整个产业链在全球和中国之间自由地分配其产业环节与功能，在这种自由配置中，香港凭借其自身优势获得其中一种功能。但中国大陆现在尚不能完全配合这种自由配置。

这既给中国带来了好处，也带来了不利因素。

好处是，当中国作为全球工厂（这主要基于廉价而大量、优质的劳动力，以及较低的生态环境成本、完备的电力供应、成熟的物流供应链系统等）时，全球价值链大量向中国倾斜，依赖中国的生产网络，但由于货物不能在中国境内外免税的自由流动，为了提供效率和保障供应链的稳定性，这就迫使许多零部件在整装厂周边生产，迅速做大了中国生产网络的生产规模。这是中国制造业能够迅速成为全球第一的原因之一。

不利之处在于，当中国不再是一个优质的全球工厂（劳动力成本上升，且供求关系大为改变，环保、能耗要求提高等）时，这个生产网络需要寻找低成本洼地时，它的迁徙就不得不全链条迁徙，而不给中国大陆留下一种有利且适合自己的角色。当然，这个生产网络可能会分为两部分，一是为中国市场而生产的部分，仍有可能留在中国大陆，而为非中国市场生产的部分，则会整体迁移到下一个生产基地。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必须兑现加入WTO时的许多承诺，让货物在中国境内外免税且自由地流动。除了WTO之外，中国还和东盟等地区签订了更多的开放贸易协议，使得货物能够更自由地进出中国。但遗憾的是这一进程太过缓慢，而以服装、鞋帽等产品为主的全球价值链在做调整时，在其生产网络迁离中国大陆时（21世纪头10年），没有等到这种贸易自由化，这导致的结果是这一生产网络被迫去中国化。这也是香港最终在这条价值链里的角色越来越淡化的原因之一。

资金流：

这首先涉及到金融功能的实现，同时亦即一间生产运营企业其内部的资金融通（筹资、资金调拨、交易结算、投资实现等）功能的自由实现。由于很多资金最终形成为资本，因此这涉及到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本质，资本的自由流动和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其利益目的。但目前国内尚在金融自由化的进程中，还需要时间。

而香港本是三大全球性金融中心之一，是全球的资金洼地，全球资金和资本都可以最为便捷地抵达这里。然而这也必然使香港与中国大陆之间形成严格的隔阂，因为香港即意味着全球自由市场，与香港的便利往来就意味着与全球的自由流动。而这在现阶段可能是无法实现的。

这对香港形成了既有利也不利的局面。

有利的是，由于外国资本和资金不能自由进出，而那些对进入或投资国内市场有兴趣的全球资本，就不可能或难于直接进入中国运营，比如在上海或北京实现其金融枢纽功能，那么它们最方便也最可信任的运营地点就是香港，这使得想要进入中国内地的全球资本大都在香港设立基地，作进入中国的准备。

这一方面是因为香港采取的是与纽约、伦敦同样的法律制度，他们熟悉而信任，另一方面香港人又较为熟悉中国市场（毕竟有同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等便利），加之政府为了确保香港的繁荣稳定，又给了香港一些特殊的优惠政策。正是这一原因，在40年里，香港一直稳定地成为中国大陆FDI的最大来源地，并在总量上达到了70%左右。

不利的是，香港的金融体系和资本，进出国内仍被视为外资，受到外资政策的各种限制。这使得香港这个金融中心与自己服务的腹地被生硬地分割开，使自己的服务能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一方面，北迁的香港制造业与自己的总部之间被割裂了，不能便利地实现企业配置资源的要求。另一方面，但核心腹地珠三角的企业需要使用香港的金融服务功能时，也受到了诸多限制。当然，跨国公司倘若要在香港设立其亚洲运营基地，仍然受限于这种割裂。

以香港创业板为例，它本来是香港实现自己在整个创新科技产业的全球价值链中的最优角色功能的科技金融资源配置平台，但受限于资金与资本的不能自由流动，当它不能在香港本土寻觅到足够的IPO公司资源（这当然也是由于香港没有能够发展起足够量的科创公司）时，本来可以在以深圳为中心的珠三角地区实现这一目的，珠三角的科技公司也确有在香港融资的需要，然而双方的这种需求皆难以实现：在香港创业板所融资金无法便利地拿回内地使用。

这使得只有那些想要开拓国际市场、或者在全球布局其生产网络的珠三角科技公司，才会选择在香港上市，这样它可以便利地在香港融资，而服务于自己的国际化布局。这也是为什么较少有中国大陆尤其是珠三角的科技公司，选择在香港创业板上市，在香港创业板开板20多年后，广东仅有20多家这类公司在香港创业板上市，但与此同时有逾100家广东（包括深圳）科技公司选择在深交所创业板（2009年才开板）上市。当然，近10年里，一些民营企业出于资本或融资的目的，也增加了在境外上市的需求。

技术流：

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生产（协同创新）、转移与扩散，对创新科技产业来说，是最为重要的资源和进步推动力。但在中国境内外，它受到了诸多限制。

对中国大陆来说，现在涉及到技术创新，有两个重要的特点：

其一是，在主要的新技术领域，中国仍然是技术有所不足国家或曰追赶型国家，与领先国家存在着巨大的技术代际落差。在过去40年的过程中，事实上就是中国追赶和缩小落差的过程。通过中国向先进国家学习先进技术，以及跨国公司向中国的技术扩散，中国迅速缩小了这种技术代差，也由此获得了惊人的技术升级和经济增长。进步是惊人的，但代差和落后仍然是现实。只有在极少的领域，我们正在接近领先国家。倘若在此之际跨国公司不再向中国进行技术转移和扩散，将有效地制约中国的技术追赶进度。

在这个过程中，科技巨头跨国公司是技术创新的重要策源地，以及技术转移和扩散的主要实施者。一个城市要想成为技术枢纽，它必须成为科技巨头跨国公司的根据地。香港正是由于没有成为科技巨头的重要节点城市，因而没有能够成为全球和区域内的技术枢纽，无论是技术创新，还是技术扩散。

其二，技术的生产过程，也就是创新过程，现在的一个趋势是越来越依赖于全球协同创新，而这种协同创新更主要是沿着全球价值链进行。

香港之所以没有能够成为一个主要的创新型城市，就是因为香港由于没有找到在ICT等产业链中的角色，因而在科技产业的全球价值链中成为一个旁观者或轻度参与者（主要是在物流供应链环节承担转口贸易功能，以及提供部分融资功能），不能参与到这种全球协同创新之中。

现在又新增的一个严峻问题是，由于主动或被动的原因，中国似乎想要强调“自主创新”，从这种全球协同创新中脱离出来，构建一个有所不同的价值链，从而避免被技术上卡脖子。

现在中国希望香港与广东融合，共同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承担“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角色。那么问题来了，所谓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无非是两种功能，一是本身成为国际技术创新的策源地，这要求香港的大学能够将知识创新的链条延长到技术创新的环节，也就是建立与科技产业的密切联系；二是要求香港能够成为跨国公司（包括中国的和外国的）的技术枢纽。这两者如何实现，我们后面再作讨论。

信息流：

这一直是一个被人忽视的环节，但它越来越重要。

在一个全球价值链或全球创新链中，需要信息的自由流动，从而激发激活创新动能。这里所说的信息，包括两部分，一是传统的信息，二是数字信息，亦即大数据。

就传统的信息而言，市场信息与意见不能在香港与中国之间自由而高效地传递，影响了市场制度的合理运行。香港本是英文信息与中文商业信息进行转换的一个枢纽，但这种功能受到了部分限制。就数字信息而言，全球各国都出于数字安全的考量，对之多少也都加以管控。

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不能自由流动，是香港过去30年所有经济问题的根源。在1980年之前，香港经济基本独立于中国经济体之时，这个问题尚无关紧要；在1980年之后，香港经济已经建立了与中国大陆的血肉联系之后，这种障碍就较为明显。

由于这五个因素，香港作为一个服务业中心，与其腹地（特别是珠三角）之间的血肉联系，受到了严重的迟滞和梗阻，资源不参自由配置，因而香港就不能顺利地扮演服务中心的角色。当然，这其中一个副产品是，深圳替代了香港，成为珠三角区域的一个重要服务中心，特别是金融服务与科技商业服务。

由于这五个因素，香港人在中国大陆创造的财富，亦即GNP，不能造福于香港本土，导致GNP与GDP的背离，GNP没有问题，但本地生产总值不能增长，就业会出问题，尤其是低教育背景者的结构性失业，和总体上的收入难以增长。遂使香港宏观经济（GDP）呈现出衰败之象，严重打击了香港本土的信心。

由于这五个因素，香港在1980年之前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是当时亚洲生产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顺利升级为科技金融和科技商务服务中心，甚至找不到自己可以扮演的角色，在整个珠三角地区创新网络中被边缘化。

这就是过去20多年时间里，在深圳高歌猛进地发展高技术产业的同时，在香港所发生的事情。

三

香港是否能充当大湾区技术枢纽角色，还涉及到所谓外部对向中国输出技术的态度问题。无论是1997年之前还是之后，香港事实上具有从西方获得高技术和产品的便利。这本来应该是它发展高技术产业的一个巨大优势，至少它隔邻的深圳，以及其他地方所不具备的。

我在之前的《于幼军与深圳芯片产业》一文中曾提到，1980年代末，意法半导体曾打算和深圳赛格集团合资设立赛意法微电子公司，并计划在香港大浦工业区寻购一块工业用地，用于发展一条集成电路前工序生产线。因为在香港设厂可以规避当时巴统协定对中国大陆的技术出口禁令。我也提到，“最终深圳政府认为前工序投资太大、风险大、见效慢、技术水平太高，决定放弃在香港大埔的建厂计划。”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倘若当时的香港政府是一个积极有为的政府，而不是严格局限于所谓“积极不干预”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原则，也就是说，设想港府是一个新加坡那样的政府，那么它会积极介入这个重大投资案，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比如土地方面的优惠，以及税收补贴之类，甚至可以令贸发局出资投入这个科技产业项目，以分摊项目本身的投资风险。则完全有可能这个项目就会发展起来。

与此类似的还有前述摩托罗拉曾经的半导体项目。如果港府更激进一些的话，甚至可以在大埔地区形成一个集成电路产业园，吸引台湾、韩国、日本等半导体大厂进驻。那么在新界就会形成一个类似于台湾“竹科”（新竹科学园）或“南科”（台南科学园区）之类的科技产业园区。香港作为一个创新科技枢纽的角色将大大不同于现在的结果。

四

好了，我们面要明白的是，在2020年之前，香港一直拥有前述这一优势。倘若港府具有坚决的意志，其实有机会在发展创科方面有所斩获。当然我们知道，无论是1997年之前的港府，还是1997之后的港府，都不可能是新加坡政府。

香港政府在介入中微观经济层面的政策空间一直都很狭窄。它很珍惜全世界对其“经济自由度”的赞美。港府也很难获得发展类似“竹科”、“南科”或新加坡“裕廊工业区”那样的产业园区所需要的大片用地。

1951年，当年的港英政府出于保安理由，在香港新界北部边境设立禁区，其中包括北区的沙头角市、沙头角乡郊、罗湖、文锦渡、打鼓岭和元朗落马洲。包括香港居民在内，出入边境禁区均需出示禁区通行证，俗称“禁区纸”。直到2006年，香港才首次检讨解禁的可能性；2012年，港府才第一次解禁了2800公顷禁区的其中740公顷土地，2013年再解禁了710公顷。港府的计划是最终只保留800公顷的禁区——基本上都是不可开发用地。

边境解禁之后，港深创新科技合作区才有实现的可能。

我们必须得承认，决意开发北部都会区、提出“再工业化”的港府，已粗略具备新加坡政府的模样。

但是，这样的转变，却又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发生的。也就是说，当香港政府在产业政策方面终于表现得像是一个新加坡政府时，它却可能同时失去了《瓦森纳协定》所给予的特殊待遇（这看上去有点奇怪，但正是合乎逻辑的变化），从而失去便利地获得高技术及设备的特殊优势。

在这样的变局下，我们就得在“内循环”的视角下重新审视，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使命中，它还有哪些剩余优势？

其一，在香港明确地“内循环化”之前，还有一个过渡期，也就是说，变局是渐进发生的。在这个过渡期内，香港仍较广东和中国内地具有相对的外循环优势。这是一个时间窗口，我们假设它是5年的话，香港可以利用这5年时间，抓紧时间奠定它的一些优势基础。

其二，“内循环化”其实重点体现为“法治逻辑”调整。因此，这同样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尤其是，倘若有意保持香港特色有别于本体的法治逻辑的话，会在一定程度上挽留国际资本。或者说，仍然会保持对国际资本的相对于中国内地的吸引力。特区政府所需要做的，就是要把这种剩余吸引力发挥到最大化，并且不仅仅是对国际金融资本，而且对国际产业资本，尤其是高科技领域的产业资本以及科技金融资本。

其三，香港的8所公立大学，在加速“内循环”（除了香港教育大学之外，其余七所均已经或即将在珠三角地区设立分校或校区，其中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大学设在深圳，香港科技大学设在广州南沙），获得“内循环”优势的同时，弱化其“外循环”优势。

获得“内循环”优势，不但意味着它们将获得中国大陆优质生源的补充，而且大学的知识创新能力将有机会与珠三角的产业进行深度结合，也就是说，大学，至少其中部分大学，会进一步将知识创新延伸向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从而与产业有更亲密的关系，因而一定程度的“斯坦福化”，而这将为香港成为亚洲级的科技创新枢纽奠定一个基础。

而“外循环”优势的弱化——主要体现在，与全球科技系统联系的弱化，以及对全球科研人才吸引力的弱化——倘若能够获得一个止损线的话，尤其是在自然科学研究的领域，是有可能获得一个止损线的，那么，它就能够维持一种相对于内地大学的优势。事实上，我认为在这里，外循环优势下行线和内循环优势上行线，会形成一个“白银”交叉，这个交叉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线段。这是香港大学们的机会之窗。

倘若港府能认识到这一点，并为大学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方面显著增加拨款以对冲“优势弱化”的话。而这正是我要向港府提出的建议。当然，大学倘若与产业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也可以从产业得到更多的研究资金。

以上三点是我对香港剩余或新增优势的分析。

当然，我们必须对香港固有劣势有一个绝不低估的认知。这种劣势至少有二：一是高成本，二是科创氛围（科技产业经验）的缺失——亦即香港的赚快钱文化，或曰投机文化。

高成本使得在香港本土复兴制造业的难度极大。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因为制造业本身也在出现巨大变化，其中主要是AI化，另外则是所谓的硬件产业软件化——即“新硬件”。在这样的变化下，香港仍有机会。

机会自然主要是在“北部都会区”，亦即我所谓的“第三香港”。这里是香港的成本洼地，其总成本事实上低于深圳的南山区。

事实上北部都会区的价值正在于同时解决上述香港两大劣势。倘若港府再对一些产业资本跨国公司一定的土地优惠和税收补贴的话，这种成本可以降到新硬件产业能够承受的程度，从而对科技巨头产生吸引力。而北部都会区毗邻深圳，正可以将深圳的科技文化和科技产业经验跨境延伸过来，在香港北部形成类硅谷的科技创新文化氛围。因此，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必须引入深圳元素，真正形成深港合作结构，而不应是香港单鞭推动——后者最容易又搞成房地产项目。

我在之前的文章中，一再强调香港科创的其中一个突破口，应该放在吸引科技产业巨头跨国公司身上，使劲浑身解数，吸引2-3家标志性的科技巨头，在北部都会区建立其亚洲研发中心和母厂，从而使得香港成为一个亚洲级的科技枢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吸引中国科技公司来北部都会区扎推，如是，科创的氛围即可形成。

这一定位与深圳并不冲突。事实上，深港在科创领域的合作，正是要形成一个由深圳南部（约700平方公里）加香港北部（约300平方公里），建立“研发+母厂”集群，作为一个亚洲级的“科技创新发动机”，共同形成“中国硅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