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心异解开“深圳创新密码”34：从鸿海、富士康到“工业富联”

2018年6月8日，一家名为“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工业互联”）的企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IPO上市，发行新股19.7股，每股13.77元，筹资271.2亿元，成为2015年以来全球TMT行业规模最大的IPO，也是近两年来A股市场中最大规模的IPO，历史上A股工业制造业最大规模的IPO。

据说为了让工业富联(601138)顺利上市，中国证券管理层一路绿灯，几乎创造了A股最快的审批速度和上市记录：报送36天即上市获批。

许多人只看到“工业富联”代表了富士康这个全球科技制造业巨头向工业互联网方向的战略转型，这从公司募集资金投向可以看得出来：将投向工业互联网平台构建、云计算及高效能运算平台、高效运算数据中心、通信网络及云服务设备、5G及物联网互联互通解决方案、智能制造新技术研发应用、智能制造产业升级、智能制造产能扩建等8个项目。

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是，工业富联在A股上市，其实意味着富士康正式成为了一家真正的中国大陆企业。

工业富联公司总部注册地，是深圳市龙华区。

目前其前十大股东，分别为：China Galaxy Enterpris，持股36.71%，富泰华工业（深圳）有限公司持21.97%，Ambit Microsystems(Cay持9.58%，鸿富锦精密（深圳）有限公司持8.23%，鸿富锦电子（郑州）有限公司持3.01%，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代表港沪通的香港投资人）持2.01%，Argyle HoldingsLimite，Joy Even HoldingsLimi，深超光电（深圳）有限公司持1.09%，深圳市恒创誉峰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0.98%。

以前关于富士康，人们通常会如是介绍：其母公司鸿海科技集团是总部在台湾台北土城的全球企业（郭台铭是鸿海集团的最大股东，占13.42%的股份），其中国大陆子公司为富士康集团，是总部在深圳龙华的台资企业。那么“工业富联”公司则是不折不扣的陆资A股上市公司，尽管其股东结构里仍有注册在开曼群岛的外资公司。

这样一个从鸿海、富士康到“工业富联”的演化是意味深长的。

一

郭台铭的创业故事可能人尽皆知。

郭氏家境清贫，其父母于1949年来到台湾，靠做警察的父亲养活全家。郭台铭年轻时就学于“中国海事专科学校”，毕业后曾进入船务公司复兴航运上班。24岁时，有个熟悉外贸公司的同学打听到有一笔塑料零件订单，正在找公司承接，于是郭台铭和几个朋友就商量把订单接下来，合伙登记注册了“鸿海塑料工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7.5万台币，郭台铭的出资是母亲标会得来的。后来公司经营不善，其它朋友退出，其岳父借其70万台币渡过难关。

1985郭台铭创立富士康品牌。1988年，郭台铭来到深圳，在西乡租了一栋四层楼厂房，开设其“海洋电子接插件厂”，据说其投资中大部资金来自其岳父林百欣（香港富商）的投资。接下来的数年里，富士康又相继在深圳建成了黄田厂、宝田厂、英泰厂等数间工厂。

徐明天在《解密富士康》一书中指，从电子元器件起家，富士康在制造上朝三个方向延伸，一是其强大的模具能力；二是更多的关键零组件的制造能力，比如1995年，富士康开始做电脑机壳；三是关键元器件向下扎根需要材料技术。正是具备了这三种制造能力，富士康才可以进入“模块化制造”（模块中，有系统、载体的整合，也有功能环节及技术的整合，如光机电的整合等；模块化的过程，需要精密的工程设计）的阶段。从“零组件”到“模块化”到“快速整合出货”，制造出完整的电子产品，这个过程的零件、技术、设备、经验、员工等都可以迅速地转移、转化到另一种电子产品的生产中。这就是富士康的“CMM模式”。这一能力才奠定了富士康进入代工行业的基础。

1996年，富士康以全部现金买下深圳龙华3平方公里的工业用地。当时谁也不会想到，到2010年时，富士康龙华园区员工近30万人。加上另开辟的观澜园区，富士康在深圳的员工总数达到最高峰的45万人。

最初富士康拿到了戴尔电脑的订单，建起两栋厂房。《解密富士康》一书中引用有人如此描述1996年富士康的龙华工厂：“只要在厂房头的一端投入原料，比如说最先投入的是成卷的‘冷轧钢板’，在厂房尾的那一端，产出的就是装箱的‘准系统’，直接装上货柜车后，就可以运往香港或盐田深水港，送往戴尔电脑全球的组装中心。”事实上当时戴尔电脑在深圳设有组装工厂，2001年后该工厂搬迁到了厦门。

1998年，库克开始担任苹果的运营主管，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苹果的制造和销售网络。当时的苹果面临着Mac销量暴跌、库存激增等问题。库克提出生产外包，郭台铭就在那时结识了库克，从韩国LG手中抢到了苹果电脑的订单。

1999年，富士康从台商手上抢过思科及IBM的伺服器，成为思科全球最大的网络设备供应商。

2001年，富士康拿到了日本索尼公司的游戏机PlayStation的订单。

当年，深圳海关向富士康颁发了保税工厂牌匾，成为中国第一家保税工厂。这一年富士康的总营收达到了250亿人民币。

2002年，富士康争取到英特尔的P4连接器订单。当年富士康收购捷克一家原为苏联供应雷达的工厂，改建成为自己为惠普设立的欧洲生产基地。在此之前富士康已在苏格兰收购一家造船厂，改为自己的生产工厂。

同样是2002年，全球PC大厂惠普和康柏宣布合并。出人意料的是，合并后的惠普和康柏都把其订单交给了富士康。据说为争取康柏的订单，富士康就在其休斯敦总部附近建立了一家卫星工厂，还配有仓库。

2003年，富士康同时拿下两家手机市场死对头——诺基亚和摩托罗拉的订单。当年富士康成为中国大陆最大的出口企业。

2004年富士康超过伟创力，成为全球最大的代工巨头。

2006年，苹果把笔记本电脑的订单给了富士康。之后的2009年，富士康与惠普合作，在重庆建立起了年产2000万台笔记本的生产基地。

1996-2006年10年间，富士康每年以超过50%的速度增长。到2006年时，富士康的销售收入达到500亿美元。从苹果IPod的nano系列、摩托罗拉的Razr手机、戴尔的电脑、日本任天堂的DS、索尼的PSP，到诺基亚手机，都是由富士康代工。

2007年是又一个关键之年。苹果推出Iphone智能手机，带来移动通信的一场革命。本已是摩托罗拉和诺基亚代工厂的富士康，出人意料地又拿到了IPhone的订单。

苹果开始做iPhone的时候，郭台铭还专门派人去美国，在工程角度协助苹果完成设计。到2007年第一台iPhone问世，双方已合作多年。据说乔布斯曾向郭台铭演示如何使用iPhone。另有媒体报道称，郭台铭曾对外界透露，苹果将iPod和iPhone的生产都交给他，因为“只有我能做”。

智能手机革命之后，摩托罗拉、诺基亚相继衰落，苹果、三星电子和华为成为智能手机的全球三巨头（直至2020年），富士康因为傍上了苹果，因而确保了自己全球第一ICT代工巨头的地位。2010年，随着iphone4的风靡全球，富士康当年的营收增加了53%

2019年，富士康总营收达到创记录的1776亿美元，位居《财富》全球500强公司第26名。自2005年富士康首次入选全球500强的第371名后，排名连年攀升，2013年上升到了第30名，此后在30名前后徘徊，2019年是其新高。

二

自1980年代末开始的台资西进大陆运动，结出的最大硕果，可能就是富士康了。但与许多台商西进既看中大陆的低成本运营又看中大陆的庞大市场不同，富士康可以说一开始看中的就只是大陆的低成本，尤其是低成本的劳动力，并将其发挥到极致，不断扩大在中国大陆的生产规模，并将生产基地从深圳扩展到长三角，环渤海湾以及中西部地区，大陆子公司达到80家，而总用工人数则曾扩大到了惊人的100-120万人。

娄帆、李小建、陈晓燕等人将富士康的空间扩张分为四个阶段。

一，扩张初始阶段（1988—1996年）：这一阶段富士康扩张较慢，仅在广东深圳和江苏昆山（1993）建厂。这些区域与母公司所在地台湾交通便捷，企业扩张较为符合接触扩散的规律。改革开放初期，沿海的发展创造了就业机会，吸引了大量内地剩余劳动力。当地中国大陆的工资水平远低于台湾（1980年代初台湾人的基本工资每月超过2500元，而深圳约每月500元）。充足的廉价劳动力及深圳等地对外实施优惠政策，吸引富士康在沿海布局。

二，布局沿海大城市（1997—2003年）：该阶段富士康主要在沿海大城市（北京、上海、杭州）布局，扩张较慢。这些地区对外交通和配套设施处于全国优势地位。企业扩张主要受区域环境影响，较为遵循等级扩张的模式。

三，集中在沿海布局（2004—2008年）：这一阶段，富士康在中国沿海地区迅速扩张，涉及除福建外沿海其他省份。影响企业扩张的各因素处于较为均衡状态，企业延续原有的扩张路径。

四，加速布局中西部（2009—2013年）：这一阶段富士康扩张迅速，在成都、重庆、贵阳、郑州、长沙等中西部地区大量建厂。这些地区劳动力、土地相对充足且可廉价获得。

网络上有人罗列了（不知是否可信）富士康在中国大陆各厂区的功能和规模，大致是：

深圳龙华园区：中央单位、研发总部、及部分样本生产；

深圳观澜园区：苹果手机的部分生产；

（现深圳两园区员工总数约20万人。据说富士康在深圳的重心将会放在“8K+5G”生态。）

佛山：收购原“普立华科技”而来，原主要生产数码机相和数字投影仪，现主要代工集团内部产品。最多时员工2万人；

惠州博罗：承担群创部分光电显示器组装业务，员工数千人；

昆山：城南、城北两个厂区，主要生产电脑连接器；

上海松江：并购国基电子，主要生产无线网卡，路由器，蓝牙模块等通讯产品，员工约1万人。

上海总部：空壳，以总部概念拿陆家嘴(600663)5万平米土地；

杭州：主要生产手机零组件﹑机壳﹑模具﹑基站﹑电子软件等，员工人数接近1万人；

淮安：与昆山富士康相对应，也是主打生产电子产品连接器。高峰期员工接近3万人，现在约1万人。曾传出关厂。

安庆：2017年才开始启用，主要负责自动化精密数控及伺服电机等领域研发和生产，为注塑机、数控设备、驱动控制及电动动力系统提供解决方案。

嘉善：主要生产笔记本电脑机壳。

菏泽：2014年就开始签约，后来负责招商引资的副市长刘国生因严重违纪落马，富士康开始缩减菏泽的投资规模，现状几乎空壳。

南京：主打软件开发，虽然在富士康内部不怎么有名，但因为山寨出来了一个Supernotes邮件系统而为人熟知。

烟台：2004年开始运营，员工约4万人，之前索尼PS游戏机就是这里生产。现在主要生产液晶电视和LED光照明产品。

武汉：算是富士康在内地比较大的一个厂区，2006年投资建厂，主要产品为台式电脑主机及数码相机。后郭台铭宣布加码数百亿投资武汉光电半导体相关产业。

衡阳：2012年建成投产，期间因为总经理谢冠宏被开除，整个园区曾裁员和回流深圳，几乎就要关闭，后来因为亚马逊订单加持，才起死回生。现在主要业务是亚马逊电子书和智能音箱，员工人数接近1万人，分为亚马逊和鸿准模具两个部门。

北京：在2002年就开始投产，位于大兴区亦庄镇，主营无线通讯产品，曾经火爆的音乐手机索爱神机就是这个厂区生产。

天津：坐落在天津滨海新区，成立于2005年，前身是富士康收购摩托罗拉天津工厂发展而来，早期主要客户也是摩托罗拉和三星，后来随着摩托罗拉被联想收购以及没落，以及郭台铭和三星电子的交恶，订单大受影响。现在主要转型为云计算相关设备的生产。

秦皇岛：主要是由富士康收购而来的臻鼎科技，也就是在深交所上市的鹏鼎科技，全球最大的印刷电路板生产厂家。

廊坊：2008年建成投产，员工约4万人，是华北地区最大的手机生产基地。小米手机主要在这里生产。小米之前主要是生产诺基亚和摩托罗拉。

郑州：富士康在内地最大的一个厂区。作为苹果手机的主生产基地，2012年投产，分为综合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两个厂区，分别在新郑市和郑州市中心区。员工总人数约25万人，高峰时曾达30万人。

济源：2012年建成，郑州富士康的卫星厂区，全部为郑州富士康的苹果手机组装业务进行前加工，包括机壳金加和表面烤漆等，都是高污染的工序。员工人数约4万人。

鹤壁：2012年签约，员工人数约8000人，主要也是为郑州富士康做前加工。

兰考：近年才投产的一个年轻厂区。生产所有苹果手机的包装盒包括纸托，后续还会建立一个手机玻璃厂，主要为苹果手机提供玻璃。规划员工约2万人。

南阳：2015年投产，主要从事投影仪和数码相机的生产。

太原：2003年建成，初期规划为镁铝合金研发量产基地，主要生产电脑主机和笔记本的散热器等金属部件。但随着郑州富士康的产能吃紧，太原富士康也转为苹果手机生产服务。

晋城：机器人，精密切削刀具生产基地，苹果后盖切屑用到的刀具除了一部分来之日本进口，另外一部分就全部由晋城富士康生产。同时也为郑州富士康进行苹果手机前加工业务。

成都：2010年投产，主要生产苹果ipad平板电脑，员工人数超过10万人。也代工部分华为手机业务。

重庆：2009年开工，主要生产惠普和戴尔电脑和显示器，后来因为黄市长的离任或者说台式电脑的没落，公司业务一落千丈。

南宁：2007年入驻，分为沙井园区和高新园区两个厂区。主要生产无线通路产品，包括机顶盒，无线网卡，路由器以及散热器等。员工人数超10万人，是广西用工人数最多的企业。

贵州：园区在贵安新区，2013年建成投产，前期主要生产云服务器，也生产液晶电视，现在也是华为和小米手机的代工基地。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深圳和郑州是富士康在中国大陆两个最核心的基地。而富士康决定将在深圳的Iphone手机生产基地迁往郑州，也主要是因为2010年著名的“十四连跳”事件，富士康深圳总部承受巨大压力，加之深圳政府亦觉得富士康占用深圳近3平方公里工业用地，虽然进出口额巨大，但税收贡献不足华为的零头——华为坂田基地占地则仅1.6平方公里——因此希望富士康在深圳转型升级，将其低端产业转移到内地。

而富士康也痛感深圳用工成本越来越高企。选择转战郑州，首要考量就是河南作为人口大省，有充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原本深圳园区45万员工中，就有超过三成来自河南，富士康为此出台了深圳河南籍老员工回豫工作的优惠政策，并鼓励他们在家乡招募新员工——这使得富士康从深圳到郑州的转场完成得相当顺滑。当然郑州机场原客流量不大，适合作为物流机场，也是重要考虑因素之一。

当然，河南省为吸引富士康入豫，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林瑞华在《大陆台商转型升级分析：以富士康为例》一文中指出，“河南省郑州市…以其他地方难以企及的土地、税收最大限度让步，以及惊人的行政效率，甚至揽下富士康最在意的“招工”，使富士康落户郑州。”

事实是：郑州市给项目提供了10km2的土地，政府负责征收并以几乎零地价出租给企业。河南省政府在全省进行富士康的专项招聘工作，将富士康招工作为重要任务下达给各级政府。企业除享受“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的税收优惠，还可得到每美元0.01、0.02、0.04元的出口补贴。除此之外，河南省还专门为富士康运输原材料和设备建设了一条专用铁路，并为富士康新设的西华园区修建了一条从郑州机场到西华县的“机西高速公路”。

在河南省及郑州市看来，他们为引入富士康而作出的巨大让步和投资，其回报率是可观的。有一系列数据似乎证明了这一点。

富士康极大地带动了郑州市乃至河南省的外贸成长。2009年，郑州全市直接进出口总额36亿美元，在全国外贸百强城市的排名中仅排第36位，落在包头、合肥等城市的后面。在富士康落地后，郑州的进出口额开始暴涨。2011年达到了16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10.1%。2019年郑州的进出口总额是近700亿美元，其中富士贡献了81%。2020年中国出口额百强企业，排名第一的是郑州富士康，出口总额为316.4亿美元

富士康不仅仅是富士康，它的进驻还带来了苹果的上下游产业链，纷纷配套投资河南及郑州，而其它手机厂家，利用苹果供应链，也不少投资在郑州。在富士康没来之前，郑州电子信息产业的产值不到150亿，2021已经达到了5300亿的规模。

富士康落户郑州的10年间，郑州新增城市人口400万。而且，这其中15-59岁劳动力人口的占比，更是达到了68.11%。不但GDP、就业成长迅速，据说就连房价也翻了数倍。

不仅如此，中央也看到郑州的发展前景，特别批准了《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这是大陆第一个航空港经济综合试验区。郑州终于成了一个国家看得见的中心城市。

不止郑州，在过去20多年里全国各地的招商引资狂潮下，富士康成为香饽饽，郭台铭成为各省主官们的座上宾。而富士康也利用自己的奇货可居，在全国各地大肆圈地和要求优惠政策。其在大陆各地的园区皆动辄以平方公里计，如北京园区占地0.8km2、太原园区占地1.6km2、烟台园区占地3.3km2、武汉园区占地3.3km2、廊坊园区占地3.5km2、重庆园区占地1.2km2、成都园区占地10km2。笔者曾造访辽宁某城市，在其新区给了富士康8平方公里用地，但富士康在那里的工业投资一直没有达到预期规模。

在基础设施支持方面，上海市政府在2000年初就为富士康提供了大片的土地，修筑好的公路和其它免费基础设施，包括光纤电缆、水、电力、燃气设施。武汉市政府也为富士康提供了一条13公里的专用铁路。重庆市政府在2009年将机场的跑道扩建400米以满足富士康在当地的物流需求。

大片的便宜用地，各种优惠政策，以及便宜的劳动力成本，这既是富士康的机会，但何尝不也是陷阱？富士康是否因此而像许多台资企业那样，依赖中国大陆的低成本优势，而无法转型为一个真正的高科技公司？

三

富士康真正下决心想要转型，是在2010年的“十四连跳”引起全球关注，之后被贴上“血汗工厂”的标签开始。

2011年7月，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柏克利分校以及雪城大学的三位研究人员发表了题为《捕捉苹果全球供应链的价值》的文章，研究显示，一部售价为549美元的iphone，苹果公司获得其中58.5%即321美元的利润，包括美国、韩国、日本、中国台湾、欧洲和其它地区供应商在内的企业分离了其它14.5%的利润，而中国工人所得仅占1.8%，为10美元。

2012年1月底，《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报道，题为《苹果的血汗代价》。该报记者查尔斯·杜赫（CharlesDuhigg）和大卫·巴博萨（DavidBarboza），在报道中指出，在形象亮丽的苹果公司背后，隐藏着富士康之类的"血汗工厂"。

这两篇文章后来在中国大陆被众多左派新媒体引用转载和夸大，成为他们批评所谓中国“走资”的重要证据，而富士康“血汗工厂”之名也不胫而走。然而真正在富士康打过工的农村青年们纷纷出来证明，与中国许多制造企业的车间工人相比，富士康的待遇是相对较好的。

这几件事刺痛了郭台铭。在2017年一次会议上，他说，“邀请来做演讲的时候，介绍我们是全世界最大的代工制造企。其实我们在二十年前已经不是只有代工了。”郭台铭在不同的场合经常说，“我们不是工厂，而是智能制造基地。”

2013年富士康陆续发布了自有品牌的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产品；

2015年富士康与阿里巴巴联合投资日本软银旗下的机器人控股子公司；

2016年8月，富士康花费35亿美金获得夏普66%的股权。这项收购据说耗费了郭台铭4年时间。对于这宗收购，《经济学人》曾给出了两点解释，其一，鉴于苹果公司为富士康提供半数营收，且夏普为苹果显示面板的重要供应商，收购夏普将使得富士康对苹果公司获得更大的议价能力；其二，郭台铭希望借助夏普实现富士康业务的多元化，如果富士康能够以夏普这个全球知名品牌设计和销售自己的产品，便可以获得品牌企业所拥有的利润率。

IDG全球董事长熊晓鸽则认为郭台铭收购夏普主要是看中夏普8K的显示技术。富士康派往夏普担任社长的戴正吴曾在2018年6月在日本堺市总部召开的股东大会上表示，夏普将以超高清影像技术“8K”及人工智能(AI)领域为支柱，布局未来发展。

2017年，富士康的子公司富智康以3.5亿美元的价格从微软手中买下诺基亚的功能机业务（之前的2013年9，微软以54.4亿欧元收购诺基亚移动业务）。同时诺基亚芬兰总部在也发出了一项声明，宣布其与富士康在芬兰成立HMDGlobal公司，负责未来十年Nokia品牌手机以及平板电脑的制造。HMD公司将拥有Nokia品牌和专利授权，在未来三年中，将投入5亿美元用于Nokia品牌手机和平板电脑在全球范围内的市场营销等工作。至于与微软达成收购协议的FIHMobile，已经归入其名下的Nokia功能机业务未来的销售也将由HMD掌握运营控制权。这样一来，通过FIH和HMD两家公司，富士康实质上已经拥有了诺基亚品牌未来10年在手机和平板电脑上的授权。

业界评论：富士康欲借诺基亚，由传统“代工”向上延伸至手机设计、销售、服务价值链。

但到现在为止，富士康在消费终端领域的布局，无论是手机，还是电视，都还没有看到成功的迹象。人们也许信任其制造能力，但未必信任其所接手的那些过时的终端品牌。当然说其失败也为时尚早。

2016年12月，富士康在广州增城宣布斥资610亿人民币建设其10.5代8K液晶面板生产线。但到2019年，就传出富士康要出售这座尚未量产的面板厂。

富士康所收购的诺基亚的资产，其中主要部分是位于印度的手机工厂，已被富士康改造为生产小米和苹果手机的生产基地，而不是生产富士康自己的诺基亚品牌手机。

如本文开头所述，在2018年6月“工业富联”在A股上市时，宣布富士康的转型方向是工业互联网。但3年之后，2021年工业富联的主要收入来源仍然是ICT代工，在其总营收4395.57亿元中，通信网络设备占比58.92%，云服务设备占比40.43%，工业互联网占比仅为0.38%。

富士康宣布的另一个转型方向是智能汽车。富士康对汽车业务提出了较为实际的发展目标：到2025年，纯电动汽车营收占其制造业营收的5%，营收目标为300亿美元，其中车辆40%的零配件由富士康自己制造。之前2010年起，富士康相继成为特斯拉、宝马、奔驰等的汽车零件供应商；先后投资了滴滴、宁德时代(300750)、小鹏；在汽车领域合作对象包括腾讯、吉利、克莱斯勒等巨头。布局广泛、动作频频，可以说造车的雄心早已一览无遗。郭台铭就曾表示：汽不过是四个轮的iPhone。

2020年10月，“MIHEV软硬体开放平台”在鸿海科技日上首次“登场”。MIH致力于通过设定行业标准，开发硬件和软件相结合的“套件”，重塑传统的汽车供应链，该平台的所有开发成果都将开放给合作伙伴，使得车企可以在MIH的基础上，用最少的代价、最短的时间开发所需车型。这也是富士康规划的未来方向之一，通过合作在造车赛道上竖起自己的旗帜，再回到自己最熟悉的代工领域。

富士康电动汽车平台MIH成员已达1982家，来自全球4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宁德时代、共达电声(002655)、比亚迪(002594)电子、艾华集团(603989)等为MIH成员，此外北汽蓝谷(600733)以及吉利控股均为富士康汽车生态圈合作伙伴。

除了推出MIH，富士康还展示了电动汽车关键零部件的技术和发展。它还宣布了到2024年推出商用固态电池的计划。它还强调，经过多年的研究，开发出独特的高强度压铸材料，既坚固又耐腐蚀，使轻量化和模块化的开放式底盘动力平台成为市场上的竞争选择。

2021年10月18日，全球知名代工厂富士康正式发布纯电动汽车品牌——Foxtron，并发布了三款电动车型：中型SUVModelC、中大型轿车ModelE以及电动大巴ModelT。当年11月，富士康耗资2.3亿美元（约合14.69亿人民币）从电动汽车创业公司LordstownMotors手中收购前通用汽车工厂，该工厂位于美国俄亥俄州，收购完成后，富士康拥有了首座汽车工厂。

据媒体报道，富士康与汽车制造商奇瑞集团旗下子公司凯翼达成车联网合作协议，将联手打造智能互联汽车。

一个巨头企业的转型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过程，富士康要想洗脱自己“全球第一代工巨头”的标签，还需要时间和更多努力。

四

让我们回到富士康在深圳的发展历程当中，进一步探讨它在深圳地区创新网络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从它未来的转型方向中，探讨它可以进一步扮演何种角色。尤其是，在有可能发生的美中科技脱钩的前提下。

我一直认为，在2009年之后，深圳对富士康的价值严重低估，并轻易地将苹果主力工厂驱逐到郑州。这可能是因为受到“血汗工厂”标签的迷惑，而没有看到，富士康不是富士康，它其实代表着苹果产业链。

在2000年到2009年这10年间，由于富士康迅速做大了深圳的进出口贸易规模，使深圳成为中国第一大外贸城市，并且这种进出口贸易的主要内容是所谓机电产品，甚至可以说是“科技产品”，所以深圳市对富士康是积极肯定、大力扶持发展。2002年，深圳市政府甚至将富士康确定为重点支持的4、5家大企业集团之一，与华为并列。

但是自2005年全国科技大会召开、深圳成为国家重视的创新型城市（当时国务院总理肯定深圳“产业转型升级抓得早、自主创新抓得早”）之后，从深圳到全国，都渐渐出现了一种对台湾电子代工产业的偏见，这种偏见在2010年-2012年的“十四连跳”、“血汗工厂”事件中达到顶点。

偏见的核心表达之一就是，代工厂不掌握核心技术。

尽管富士康特别于2010年开始参加深圳高交会，向外界说明自己是一家真正的科技公司。在这届高交会上，富士康展示了自己在“五屏一云”方面的技术积累，而且截止到2008年，富士康已累计申请专利5.8万项，获准2.6万件，在全球华人企业中名列第一。到2017年底累计申请专利则达到14.62万件。特别是在连接器方面，富士康是全球的技术霸主；而在精密模具领域，富士康也是全球性巨头。

但人们对代工的偏见主要还是基于，一部苹果手机，工人的工资占比是如此之低，而富士康赚的就是廉价劳动力的钱。后来人们对台湾电子代工业观念的转变，可能还是台积电起了作用：台积电是全球最大的IC代工巨头，可它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并且成为了GVC的链主，对全球IC产业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即便是国内产业经济学界对GVC理论的研究中，对台湾电子代工产业也有同样的误解。事实上，代工模式正是台湾参与全球价值链、全球ICT产业创新链的独特方式，并通过这种方式取得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以2017年的数据，台湾资讯电子工业产值占其GDP的比例达到26.4%，并且其产值的77.8%是直接外销，超过93.5%的资讯通信产品和45.5%的电子产品的外销订单，是直接海外生产的，可以说，台湾作为外向型经济体，其资讯电子工业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

正如高自旺在《台湾地区资讯电子工业的全球价值链双边嵌套利益关系研究》所指出的，台湾电子产业与全球ICT产业链形成一种“双边嵌套”关系：一边是中国大陆、韩国、墨西哥、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越南等经济体，另一边则是日本、美国、新加坡、德国、澳大利亚、法国、英国等经济体，台湾从前者获得贸易顺差，而与后者则形成贸易逆差。台湾从后者经济体中获得核心技术的零部件或者自然资源，而利用中国大陆、东盟等国的低成本劳动力等，进行加工生产。这种双边嵌套关系到后期主要集中在台湾分别与美日等经济体和中国大陆之间的嵌套。这主要是因为，两岸有相同的文化，且大陆劳动力成本较低，市场规模大，两岸相互合作，互为倚重。当然，这里面，台湾产业从大陆获利最多，而美日欧则从台湾获利较多。

但这正是台湾ICT产业把深圳、甚至大陆拉进全球价值链的方式，两岸文化的同源，使台湾便利地发挥了这种中介作用。富士康正是这种中介作用的典型案例。富士康以此将苹果拉入了深莞惠电子信息产业链之中，成为珠江口东岸地区创新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得智能手机的若干工艺、技术沿着GVC进行溢出。当然，苹果自身也会受益于珠江口东岸地区ICT产业生态，受益于这个地区创新网络与全球创新链挂钩之后的互动协同关系。富士康自身的技术及研发体系，也丰富了这个地区创新网络的物种和元素。

此外，富士康作为苹果的主要代工厂（到2021年仍获得了苹果70%的订单），事实上承担了苹果产业链的代理采购商角色。虽然指定主要供应商的决定仍由苹果作出，但富士康作为生产组织者，仍有相当的建议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十几年的代工生产过程中，苹果供应商的本土化比例曾逐步提升的趋势。

以2020年果链的主要供应商为例，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的供应商就有52家，包括了42家大陆公司和10家香港公司，如果加上46家台湾公司，总数就达到98家，占Top200家供应商的一半。不算台湾公司，也占到了超过1/4.这些公司，有许多就是在深圳创业发展起来的公司，如立讯精密(002475)、蓝思科技(300433)、瑞声科技、伯恩光学、比亚迪、信维通讯等。这应该说就是富士康代工苹果在深圳设立生产基地之后的结果。

所以坊间传言，2009年深交所创业板开板，深圳市为创业板准备的拟上市公司中，有20多家都是果链上的企业，是以郭台铭有所谓“不是地方政府在培育中小企业，而是我富士康在培育中小企业”的说法。

如果苹果不撤出中国大陆，可以想见，来自中国大陆的供应商会逐步增加，因为中国企业逐步在提升进口替代的能力。

如果，中美科技进一步脱钩，如坊间传言的那样，苹果也会将其生产网络分割为两部分，一部分为中国生产网络，一部分为非中国生产网络，那么其中国生产网络的部分，会迅速提高中国及香港本土供应商的比重。

有一种说法，指苹果可能会要求富士康撤出中国大陆，将中国生产网络的最后组装（同时也是采购商）交给中资或港资企业，或指立讯精密就是其中一个备胎。但是立讯精密这类大陆或香港企业的制造能力和效率能在多大程度上迅速可替代富士康？也许郭台铭可以争辩说，难道“工业富联”不就是一家中国大陆深圳的公司吗？为什么不可以视“工业富联”和“鸿海科技集团”为两个股权上没有明确关联的中国大陆公司和台湾公司，而“工业富联”继续承担苹果的“中国生产网络”部分的总装环节，而鸿海集团则在越南、印度及台湾、美国等建立苹果的“非中国生产网络”？

这确实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如是，我们将可以看到“工业富联”这间深圳公司，在珠江口东岸的地区创新网络中，甚至在“中国价值链”中，扮演着如华为一样的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