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一纸文件，标志着始于2014年的城市人口争夺战终于全面爆发了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1839年，龚自珍在辞官南归的途中写下了该诗，179年后的今天，最难落户的北京城开始“不拘一格求人才”了。

北京日前发布了《北京市引进人才管理办法（试行）》，对科技创新、文化创意、国际交往中心建设、金融、体育、教育卫生、高技能等7类人才的引进加大力度。

北京的这纸文件，标志着肇始于2014年的城市人口争夺战终于全面爆发了。

很多读者以为这次城市人口争夺战是在去年的二线城市中开打的，其实并不然。

早在2014年5月份，广东省就开始全面放宽本科以上学历毕业生落户，并且进一步放宽直系亲属投靠条件。除广州、深圳两个特大城市的老人投靠子女有所控制外，其他各地直系亲属间相互投靠（夫妻投靠、子女投靠、老人投靠）均全面放开，随时办理。

虽然同年4月，无锡和南宁也发布了新的落户政策，但他们的落户政策都是与购房挂钩的，有点救楼市的味道在里面。

广东的户籍新政并没有与购房挂钩，因此可以说是广东打响了全国城市人口争夺战的第一枪。

为什么会打响人口争夺战？提出这个问题，我不禁想起了1861至1865年间的美国南北战争，持续4年之久的内战其实就是美国的城市人口争夺战。北方工业经济的崛起需要大量的工人，而南方的种植园经济束缚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奴隶制的存在使得和平的人口争夺战不得不被暴力的战争所取代。

出师之名是人道主义，解放黑奴，但无利不起早，出师之利显然是争夺他地人口，发展当地经济。

150年后的中国，各大城市间也开始上演了和平但不平和的人口争夺战。与美国人口争夺战的单纯起因不同，我们人口争夺战的起因稍微复杂一些。

概括来讲，大致有如下四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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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空间城市化大于人口城市化”的风险显现。

从2006年到2014年，持续时间长达8年的城市住宅用地供应量以高达人口增量3倍以上的速度进行城镇化“大跃进”，使得“空间城市化大于人口城市化”，一些中小城市空城、鬼城的风险日益显现。

随着2014年楼市的分化，一些政府意识到政府主导城镇化的风险，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人的城市化”方向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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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劳动力人口开始下降，老龄化问题凸显，人口红利消失。

我国的劳动力人口自2012年以来，已经连续6年下降了，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没有重新上涨的态势，增量不再，势必要进行存量争夺。

另一方面，发达国家老龄化进程长达几十年至一百多年，如法国用了115年，瑞士用了85年，英国用了80年，美国用了60年，而我国只用了18年（1981-1999年）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而且老龄化的速度还在加快，这已是有目共睹。

不同国家老龄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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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城市间的流动人口开始减少。

2013年和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每年都增加800万以上，总数达到2.53亿，但2015年居然下降了568万，2016年继续减少了171万。

上海从2015年开始出现外来人口净流出，最难落户的北京则是从2017年开始出现外来人口减少的现象，这都是2000年来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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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人们的生育意愿下降，人口危机显现。

前段时间有一篇“刷屏文”指出，我们还是被“人口雪崩”的数据吓坏了：2017年出生人口1723万人，比2016年减少了63万人，这一数据比之前各方的最低预测还要更低；2017年人口出生率比2016年下降了0.52‰，只有12.43‰，这一数据比日本的出生率还低，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到了5.32‰的惊人低生育水平。

事实上，即使在人口红利持续释放的21世纪，城市之间的人口争夺战就已经悄悄地在进行。根据北京城市实验室（BCL）街道精度的数据研究，2000年时全国39007个乡镇街道的平均密度为873人/平方公里，到2010年则上升到977人/平方公里，人口增长的趋势延续，但是这10年间依然有33%的街道人口密度出现了下降，而出现大幅增长的街道仅有9%。

这说明即使是在我国城镇化“大跃进”过程中都一直伴随着集聚效应和分化的现象，这当中城市边界的增长并不是普惠，而是零和博弈。

这个现象将会在未来人口红利趋缓的过程中日趋明显，争夺存量人口，抢占剩余人口红利，将成为今后城市间的新常态。

肇始于2014年的广东，燎原于2017年的西安、南京、重庆、成都、郑州，高潮于2018年的北京的这场轰轰烈烈的城市人口争夺战必将愈演愈烈，就在笔者写稿之日，朋友圈里先后有人分享了两篇文章。

一篇是广东省委组织部、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等13个部门近日联合出台了《关于加快新时代博士和博士后人才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意见里提到，广东省准备了63亿资金要在5年内抢夺5万名博士和博士后。

另一篇是写西安“人才新政”推出当天落户8000人，3天迁入1.5万人。